我个人的看法是，毛泽东在管理国家方面的视野是很完整的，问题意识也很正确，至于实现方法，则受到“规律”或者社会结构的障碍，难以设计出制度化的方案。这是一个核心话题，我思考了很久，咱们可以就此进行一些深入的交流。
有人认为：“企业的民主，还是社会的民主？工业化大生产在管理上的指挥权威不容许任何异议甚或抵制，这一点确实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排斥社会化的从业人员团体，如工会，行业协会等对企业的行为进行制约，也不排斥国家民主架构的建立。”
这一段对于民主内涵的揭示，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在工业化时代的管理上，专业化（多数人缺乏必要的管理经验和知识）和集中化是必然的，这不是排斥了民主，而是排斥的民主在决策和管理环节实现的路径，说到底，这就是为什么选举和复决等等程序民主往往流于形式的原因，因为这个民主实现的路径遭遇到“专业化”和“集中化”要求的障碍，难以逾越。
但是，如果把专业化和集中化作为精英阶层掌权天然合理的依据，那么基于管理专业化而存在的权力垄断，肯定会带来一种社会后果：多数人首先是被排斥在决策和管理范围之外，进而成为“无权者”而受到经济剥夺。
欧美日诸国的状况，精英阶层对于平民阶层的排斥不那么严重。关键不是程序民主制度和“一人一票”，而是这些国家实现了过渡发达，可供分配的物质利益很丰富，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一个比较低程度的版本。社会阶层对立和矛盾相对缓和得多，换言之，是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无需过多剥夺平民阶层就已经得到了他们满意的利益份额。第三世界国家和苏东国家则不同，特别是在中国看得很清楚，精英阶层如果不充分剥夺平民阶层，他们的先富愿望就难以实现，对于平民阶层剥夺过多以至于损害了其基本生存条件，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有威胁政治稳定乃至激发革命的危险，这是新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的针对性所在。回顾国际共运史，修正主义的产生，实际上就是伯恩斯坦发现德国工人无需推翻资本家的统治，不通过“剥夺剥夺者”也可以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行条件和生老病死保障，伯恩斯坦首先发现了这个存在于未来的社会趋势，所以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在理论上对于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矛盾将向非对抗性方向发展的预言。
反过来，毛泽东就从不人物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矛盾可以“非对抗化”，所以他设计的路径就是要增强平民阶层的“斗争力量”去抑制精英阶层走极端的趋势。换言之，毛泽东认定中国不存在社会矛盾向“非对抗性”方向发展的可能，因此只能是重提阶级斗争并时时刻刻反驳修正主义对于工农的迷惑，以激励他们的政治竞争意志。假如一个社会不存在矛盾“非对抗性”的发展空间，继续宣传各种程序民主和协商制度，一方面固然是无法改善平民阶层处境，一方面宣扬了精英阶层继续剥夺有利的意识形态。换言之，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是一种基于“对抗性社会矛盾”的政治，他的国家管理思想和民主设计，因此区别于欧美日等“非对抗性矛盾社会”的政治思想。
毛泽东的民主设计，最终目标是集中在利益分享上，然后，才向前延伸到管理和监督的参与过程。由于多数人在管理专业化和集中化面前的不利地位，这是他考虑民主实现路径的前提，因此毛泽东设计的“大民主模式”就充分考虑了多数人在管理专业知识不足的限制，他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方式，实际上是无条件地授予群众以发言权和批评权，而当权派必须在专业知识优势的基础上，承担信息发布成本――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关心的一切事情。反过来，西方的民主和法制要求批评者以证据为基础，没有证据就没有发言权，这等于剥夺了缺乏管理专业知识的群众的发言权和监督权，监督成本反过来由“群众”承担了。这是一个根本区别。
另外，民主的基本设计理念是权力可以私有，为竞争优胜者的需要服务，如果竞争的各方力量均衡，显然就没有人在竞争中间压倒别人。问题在于在社会中间普遍起作用的三种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和经济权力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分配是很不平均的，而且，越是贫穷落后的国家，精英阶层掌握三种权力的份额就越大，开放政治竞争和言论竞争的后果就越是带来不利于多数人的后果。这一点已经为苏东剧变之后的走势而所证实，也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现实所证实。中国不管是处在公有制经济下还是私有制经济下，平民阶层处于弱势地位的结构性现实都是存在的，不同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更是在经济权力分配不平均方面，加强了精英阶层的权力。在权力分布不均衡的国家中间，毛泽东否定权力私有的观念，掌权者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为多数人谋利益”“站在人口的95%这一边而不是站在5%那一边”。毛泽东在权力分配失衡的社会中间，拒不承认“权力私有”，所以在逻辑上程序民主方式就必然被否定了。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在管理操作上有其独到之处，他的基本理念是从战争中间的经验推延出来的。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华北敌后时期，共产党军队深入农村，组织和发动农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几万红军发展出上百万解放军，这其实也是一个经典的管理过程：如何把消极的农民变成积极的抗战支持者？并从非常穷困的农业经济中间集中剩余支持战争。
以前，共产党宣传自己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明显有拔高的嫌疑。合理的估价应该是这样的：共产党人能够以尽可能少的行政经费完成最大的管理事务。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在敌后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在敌后的队伍最后作鸟兽散的原因，共产党能够做到低成本管理因此生存下来而任何其它的党派都缺乏这个能力。
低成本管理是先锋党的特色，也是管理之间“游击习气”最重的方式，所使用的干部都是未经正式培训的，基本上都是从群众出来的积极分子，管理手段也不规范而是随着群众的情况随机应变，主要特色和优点是两个：“低成本”和“深入群众”，因此共产党的军队能够在农民中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先锋党管理模式的特点就是，干部不专业，特别能够接近和深入群众，能够发挥出空前的动员力量，群众路线的起点和现实条件都在于此。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中间，干部不是那么特别“有权”，被管理者不是那么绝对消极，权力的分配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相对平均，所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够得到部分实施；干部跟群众在收益分配上，很少特殊，甚至在供给制之下干部收入还低于工人和农民，能够有吃有穿就不错了，这个时期被一个美国人塞尔登称为“延安道路”时期。解放后宣传“缩小三大差别”，实际上是试图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中间，尽可能保留“权力和利益分配相对平均”的战时管理经验。问题在于，建国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先锋党的特色很难保持，在国家管理中间，要废除游击习气、实现正规化管理的呼声一直很高，毛泽东都没有能力抵御，1958年毛泽东支持张春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但是张仍然受到官场中人的围攻。
新中国的社会分化，在三大改造之后，主要就是从干部特权和脱离群众开始的。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提出“建党五十字分针”――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向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朝气蓬勃的先锋党组织。反过来，要共产党员变成“驯服工具”的要求，在官僚精英群体中间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共同标准，与先锋队要求绝然相反。也许可以说，先锋党蜕变为脱离群众的官僚机器，其起点就是党员选拔机制“驯服工具化”。
毛泽东的设计，有这么几个要点：真正的先锋党拥有强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能力，在管理国家和领导建设方面不成问题；先锋党的威力在于权力和利益分配上不要求特殊因此得到群众的高度认同；管理正规化和等级化是产生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的基础而且也是先锋党蜕变和丧失战斗力的关键；中国只有不断地恢复和重建先锋党才能够完成管理任务并抑制社会分化和阶层对立的扩大。如果执政党不捞取更多的好处同时承担更多的管理事务，国家管理和经济建设的资源动员能力就是最大的，而且肯定能够超越个人的资本积累能力实现更高程度的经济发展速度。
先锋党建设涉及到三个至关重要的后果：在管理上，毛泽东认定这是具有最高动员人力物力资源能力的方式，可以实现高速度发展；在社会演变上，只要把握住先锋党内部不变这一关，社会分化和矛盾对立都可以得到限制，永远避免“周期率”的困扰。在社会权力和利益分配上，先锋党不要求更多的特权和物质利益，从而在根本上抑制了社会分化的可能，如果先锋党作为执政党不谋取私利，地主和资本家就更加没有捞好处的空间。
与程序民主不同，毛泽东的民主设计体现在先锋党建设中间，通过实现更加均衡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来实现共享。这个民主宣传经常是与“压迫――解放”相联系，强调的权力和利益的共享机制，主要不是强调参与和选拔干部上的“一人一票”。
毛泽东设计的困难在于，官僚精英群体都不愿意走群众路线，在管理和决策上吸收群众的意见跟群众协商，都有兴趣扩大一点特权和物质利益。当权派甚至于有兴趣把上下级关系变成“父子关系”和“猫鼠关系”，以弱化工人农民地位为代价增加自己的控制权，在扩大政治分化的同时减少管理事务，改革就是从这里起步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最后当权派发现把自己掌握的生产资料“化公为私”很容易，因为劳动力过于丰富，因此通过取消对工人的就业保障引入竞争和雇用制，通过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福利的方式也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
改革是民主的，因为符合中国现实中间的力量对比。这个力量对比之所以特别有利于精英阶层，是因为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工人的就业和福利上升（对旧社会而言），使得他们产生了对于当权派的盲目信任，缺乏起码的监督意愿和政治觉悟，在文革中间就体现为老工人与保守派的关系上；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所有的代表选拔和官方群众组织，选拔出来的人基本上是工人农民中间对当权派监督意愿最低，因此毛泽东发现无法通过程序化或者制度化的方式去监督当权派。工人对于当权派的惕戒，是跟着自己被剥夺的程度而逐步上升的，觉悟程度在改革初期处于最低水平。整个改革，基本上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或者统治集团推卸社会责任，把自己相对于平民阶层的优势，逐步兑现为权力和利益分配上优势的过程。
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有组织的少数（精英阶层）能够战胜无组织的多数（平民阶层），无论是否引入程序民主方式，都不会改变这一结构性的事实，因为工业化时代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普遍都在强化，而这些权力又主要地掌握在精英阶层手里，平民阶层在这三大权力的作用下普遍陷入不觉悟和被分化瓦解的困境，人数上的优势无法凝聚成力量优势。
多数人要能够组织起来，一是要有竞争意志（就是对于精英阶层的不信任），二是要找到能够低成本把多数人联合起来的组织管理模式（这大概只有革命时代的先锋党能够完成）。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是为了磨练和提升工农的“觉悟”（也就是政治竞争意志），同时也无限期望能够在文革中间涌现出真正的“先锋党”，“五十字建党方针”放在文革的大环境中间，应该说是寄托了毛泽东对于造反派头头和骨干的殷切期望。从整个文革的演变看，一是多数造反派未能达到先锋党的觉悟程度，许多人在挨整之后都很有怨言（而先锋党天然就是为了多数人能够付出一切代价的）；二是当权派也决不容许造反派掌握党组织系统，例如，毛泽东虽然为朱洪霞入党讲过好话，钱运录挂名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湖北》一书中间，得意洋洋地说湖北的当权派“成功抵制”了朱“混入党内”。
毛泽东的设想大致是这样的：工业化时代的管理任务最好通过先锋党来完成；通过保持先锋党的性质来实现权力和利益的相对均衡分配，抑制社会分化和矛盾对抗的发展，借以保障多数人的政治经济权利。毛泽东的设计中间，考虑了工业化时代的管理任务繁重、多数人难以参与的特点，同时试图把战争时代的管理经验日常化，建立一个破除了“猫鼠关系”的“和蔼可亲”的强大国家机器，并尽可能缩小分配上的差别，实现经济发展的利益全民分享。关键就在于先锋党在和平时期的蜕化“规律”，同时“驯服工具论”对于当权派的天然吸引力巨大而且难以克服，所以毛泽东把群众运动当作一个法宝反复运用。实际上，群众运动的缺点和成就限制，毛泽东是非常清醒的，他从来不认为因此就可以解决全部问题，只是用来周期性地遏制一下消极因素恶性膨胀的势头。
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