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一词并不是现代精英们的专利发明和专用语言。也不是现代精英们才能发明“改革”，也不是现代精英们才能“改革”。认识，了解毛泽东后，令人不得不从内心深处喊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毛泽东！
毛泽东是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他没有抱着什么“五十年”不变的死不改悔的态度，他在改革中不断改革，最后在改革中，毛泽东带领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下面是毛泽东一生中最有影响的改革：
1919年
11月25日，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921年
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在会上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
1925
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1926年3月18日，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1927年
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0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28年
11月25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12月，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1929年
4月，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
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起草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
1月，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5月，在江西寻乌作调查；同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3年10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1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5年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
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 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
4月至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
1938年
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
1939年
2月2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
2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
4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
9月16日，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10月4日，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12月21日，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印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纪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与人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940年
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
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1941
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1942年
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
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
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1944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944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945年
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3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对国民党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
8月28日，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10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
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2月28日，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1946年
4月，撰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7月20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9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1947
10月，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1月，将1933年起草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印发给全党，以指导解放区土改运动正确发展。
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向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1948年
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
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
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
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情况下，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持开国大典。
12月5日，颁发《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首次访问苏联。
1950
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6月6日至9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6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10月以后，发动和领导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年
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5月20日，写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
5月24日，设宴庆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至此，中国大陆全境解放。
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
12月，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
1月，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展“五反” 运动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
4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8月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9月，开始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
3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
9月7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10月15日、11月4日，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
1954年
1月，开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关同志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9日，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1955年
1月15日，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并作结论，号召干部要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成为这方面的内行。
5月1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肃反工作方针。
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9月至12月，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
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12月16日，修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注意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1956年
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25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正式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
4月初，审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4月27日，签名死后实行火葬。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提出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
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在八大期间，再次强调了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进。
12月，审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7年
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两类矛盾学说。
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开始在党内进行整风。
4月30日，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随后发动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9月20日至10月9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
1958年
1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宁会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会上批评“反冒进”。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
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改变八大一次会议的有关结论，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7月31日至8月3日，同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会谈，拒绝了苏方提出的侵犯中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8月6日，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说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夏秋，亲自部署炮击金门。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会议期间，给县以上四级党委写信，要求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4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的决议。
8月24日，建议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等。
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12月10日至翌年2月9日，组织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参加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发表了许多谈话。
1960年
3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十年总结》一文，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原则，提出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11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
1961年
5月21日至6月12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中规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会议强调切实地执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9月29日，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重要讲话。
1963年
2月11日至28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四清”运动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3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农村“四清”的纲领性文件。
12月16日，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汇报，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12月，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1964年
5月，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思想；还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
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小型会议上，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讲话。
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
11月初，批准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
3月12日，致信刘少奇，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
3月底，指责由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5月7日，作出“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各行各业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教育要革命”等。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院校师生和红卫兵。
1967年
1月，对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后夺权之风遍及全国。
1月23日，批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
1968年
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由此开始。
1969年
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并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
1970年
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5月20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写《我的一点意见》，揭露挫败林彪、陈伯达企图抢班夺权的阴谋。
1974年
1月18日，批准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开始。
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1975年
11月下旬，审阅批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1976年
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自从中国共产党明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真理以后，还是这块版图，还是这片战场，还是我们中国人，还是敌强我弱的态势，可是中国从此就由失败走向胜利，直到新中国成立。究其原因是什么？真正懂历史和尊重历史的人就应该明白和看出，是指导战争的思想变了，新的战争理论诞生了，那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