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水吟
毛泽东时代，采取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即在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模式。就城市而言，着重于工业体系的建设；在农村，则全面展开水利、农田、道路等农业基础建设。在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下，任何一个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体的一分子，享有当然的不可剥夺的劳动权利，社会地位平等和分配公平是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尽管旧的分配制度的残余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总体上是向新的与公有制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前进，因此，焕发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甘于奉献和不怕艰苦的精神，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热情。之所以毛泽东的一声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便从各个城市奔赴农村，也就是这种社会发展模式和社会基本价值取向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境界和可能的行为指向。毛泽东不是神，敢于发出这样的号召，而又能真正如期地达到唤起青年千百万的效果，只在于他看到了大众普遍地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厌恶不平等的剥削阶级社会制度的理想追求和制度选择，以及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在走向公平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甘于奉献的现实可能。好比一个家庭，为家庭劳动也就是为自己劳动，而不是为了他人的利益特权，为何要跟自己一样的家庭成员计较个人的私利？只要财富创造出来后还是自己的，不会为某个能劳而不劳而获者占有，再说，铜板的增加也并不等于财富的增加，一样财产今天价格十万，明天涨到二十万，还是那样财产，还是自己占有和使用，大家齐心协力劳动，创造财富就是非常理性的选择。这也是毛泽东时代之所以不需几个铜板，主要靠热情就可以组织起人们攻克一道道科研难关，建起一家家工厂，筑起一座座水坝，修起一条条道路，开出一片片良田的原因吧。也许发展经济的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经济发展上也各有利弊，但如果按照毛泽东发展模式一直坚持下去，会产生如何的建设效率、社会结构和社会风尚，我没有研究，但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从这里起步
原东风农场场部上海知青 吴鹤翔
这是一段已渐远去的历史，而且记录的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断，虽不乏幼稚可笑之处，却是亲历的事实。既是亲历的事实，那么在后人要真实了解或考察知青这一维持十余年之久、相信以后不会再有的奇特历史现象时，或能提供一鳞片爪可用之材。
那是 1968 年，寒露一过，秋风习习，使人明显感到了凉意。当时文化大革命即将走完第三个年头，对大多数青年学生来说，算不上是多事之秋，大家在“热血沸腾”了两年多后，对文已感到倦怠和麻木，上街刷标语、集会搞辩论的派仗大多已偃旗息鼓、烟消灰灭，真正成为热点而吸引大家的，是毕业分配问题了。当时，国家的政策是“四个面向”，尽管“上山下乡”已为舆论肯定和提倡，并被冠为“红卫兵运动的继续”，但大家已远没有“拿起笔做刀枪”时那种义无反顾、挺身陷阵的热情和冲动，在这样一个维系个人前途的历史性选择面前，大家都不免踯躅不前、三思而行了。
此时，在上海南市区嵩山中学的校园里，赫然醒目地贴出了一份“奔赴大西南，永远干革命”的决心书，决心书开头是十六个大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通篇文字慷慨激昂，充满了青年学生特有的那种书生意气和当时流行的时髦词句，其中一段文字却显得诚挚恳切：“尽管我们也估计到，去云南边疆干革命，将会遇到许多我们现在预料不到的困难，一切都将非常艰苦。但是，我们是认定目标而去，是立下誓言而去，我们已从思想上作好了分的准备。我们相信自己有信心有能力战胜各种困难。”决心书的署名是：“大西南人”。
“大西南人”是由八个决心去云南的学生组成，其中有沈瑾瑾、温融雄、程玉庆、吴鹤翔、胡澹等，他们来自不同的班级，包括两个尚不具备毕业分配资格的 68 届初中生，大多是学生干部，在毕业分配前已拿定主意：上山下乡，要走就走得远些，有点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特别是从区毕业分配领导小组那儿打听到云南农场将来上海招人，那里毗连边境，承担着屯垦戌边、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从事的又是开发我国第二个橡胶基地的崭新事业，大家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相约而聚，组成了“大西南人”小组，并很快贴出了全区第一张明确表示去云南的决心书。
为了将决心变为行动，将誓言变为现实，在贴出决心书不久，大家多次聚集在一起，摆困难，想办法，找来介绍云南的书籍，认真学习有关云南地貌物候、风土人情的地理知识。接着又找到曾在云南支边的工人师傅，具体了解“第一手资料”，并悄悄地筹办去云南要带的生活用品，应该说，前期准备还算比较务实。
12 月中旬，通知终于下来了，每个学校基本是 2 至 3 个名额。我们嵩山中学共批准 5 名，在所有学校中是最受优待的一个。然而， 8 个“大西南人”中却只有程玉庆、沈瑾瑾两人被批准，另 3 个是大家不认识的其他同学。见到通知，大家都愣住了，虽说大家也有过思想准备，在 8 个《大西南人》中，也许个别人、特别是 2 位还不到分配时间的 68 届初中同学可能会不予批准，却没预料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通知一旦发出，启程的日子就一天天逼近了。大家心急如焚，于是又以“大西南人”的名义写了第三份血书送区毕分组，坚决表示一定要到云南边疆干革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们还找毕分组的工宣队领导反复游说，申述我们的要求。终于，区毕分组的工宣队领导、一位年岁偏大的女同志被我们说得心动了：“他们又不是争工矿名额，无非是要到云南去，血书还写了好几封，那一手字也写得蛮漂亮，就让那个写血书的同学去吧。只是以后血书不要再写了。”她既怜惜又爱护地对我们说。于是，我作为“那个写血书的同学”，被批准了。虽说增加了一个名额，但离开我们的预期还有不小距离。不过大家也明白，再到区毕分组去“磨”，也很难再会有什么效果了。大家商量后决定到出发那一天，没被批准的几个同学一起蒙混上车，采取强行“偷渡”的办法，他们的行李则分散捆入三个已被批准的同学的行李包中。
1968 年 12 月 21 日 上午 10 点，在缠绵的话别声、凄楚的哭泣声、激昂的口号声等心绪迥然、极不和谐的混杂声中，一列驶往云南昆明的知青列车缓缓驶离了上海火车站。说实话，在报名去云南的日子里，内心充满了青年人的豪情壮志。当时，我们常诵读的所谓语录，是“今后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当时我们崇尚的是青年人要“慕鸿鹄而高翔”，我们向往云南边疆带神秘色彩和诗情画意的生活环境，憧憬屯垦戍边、开发橡胶的神圣事业，满怀开一片天地、闯一番事业的激情豪气。记得自己还曾经附庸风雅，用“伟大领袖”爱用的词牌形式，兴致所趋地胡诌了几句，记得结尾两句是：“指看边塞丛林处，战马蹄正欢。”
在这里，既有我们年轻单纯的因素，也有文革前十几年我们所受教育的因素，因此，在父母们为我们离家远行而担忧和揪心、特别是母亲们因骨肉离别之情而偷偷流泪的时候，我们依然表现出志高气昂、一往无前的姿态。在火车即将启动的时候，突然，我意外地发现在闵行工作的妹妹挤在欢送的人群中流泪，看到患病的父亲在一旁深情地注视着我，特别是父亲轻轻告诉我母亲也赶来了，因为没有送客票，只能在火车站外翘首张望时，我立刻感到内心的颤抖，犹如刀割一般疼痛。因为我怕送别时难受，送客票家中一张未给，现面对这样的送别场面，面对曾朝夕相处、即将分别的亲人，我纵然再有万丈豪情，此刻也无法控制自己，在表现自己的豪情，决意远离上海，奔赴边疆时，其实全然没有顾及到，父母们在为我们的“豪情”揪心动情，承受着无以言表的伤痛，我一直为此而深深自责。随着离家的地远时久，亲情的力量日显强大，当初的豪情也日益为现实所磨砺。当然这是后话，但是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虽付出巨大代价仍以失败告终，背离人性亲情，这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原因。
随着火车前行的“隆隆”声，我们离上海越来越远。这在有近百万知青上山下乡的上海，实在是极平常的一天。然而，就是这一天，后来成为那个年代知青们一个不小的纪念日。因为这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送了一条“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即，火车上，护送的领导、知青代表和列车长等用大红纸抄录了这条最新指示，逐个车厢地进行宣传。这条“最新指示”，不仅为这批上海知青的大西南之行增色不少，同时也揭开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群众运动的序幕。
在火车启动前，未被批准的温融雄、胡澹等五个“大西南人”都已悄然混入其他区的知青队伍上了火车。火车驶离上海站不久，“偷渡客”中三个低年级的小同学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隔着车厢，在车窗口互相招手呼喊，庆祝起她们的胜利。于是，过早暴露的三个“偷渡客”很快被随车护送的区毕分组负责同志老徐发现，在火车到达杭州站时，她们被护送的老师遣送下车，并委托杭州站负责将她们送返上海。同时，我们的“偷渡”计划彻底暴露在早对我们有所戒备的老徐面前。不久，温融雄、胡澹两人也相继被老徐从其他区的队伍中搜索出来，并明确告知，温融雄和胡澹两人必须在金华停车时下车。
这时，车上尚剩的五个“大西南人”面面相觑，个个神情沮丧。火车缓缓驶进了金华车站。在老徐的护送下，胡澹和温融雄一前一后地朝车门走去。突然，温融雄发现列车上的厕所门虚掩着。他眼疾手快，机灵地闪进了厕所，反扣上厕所门锁。老徐情急之中，只能立刻上前，将胡澹半拉半拖地送交到金华车站的工作人员那里，让他们负责看管和送胡澹上返程的火车。
火车又缓缓前行了，温融雄成了护送组的唯一目标。老徐一再劝说温融雄把厕所门打开，让他先下车回上海，答应第二批一定批准他来云南。但是不管老徐怎么劝说，温融雄只是隔着厕所门，大声地重复着“我要去云南”的要求。程玉庆、沈瑾瑾和我则在一旁帮温融雄请求。车厢内的知青和列车服务员也被眼前的情景感动，纷纷前来帮助说情。但是，老徐和护送组始终未答应大家的请求。见劝说无效，他们便找来了列车乘警，准备动用工具打开厕所门，要把温融雄强行护送下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让温融雄开门，答应在四十分钟后到达的株州车站下车。这时列车乘务员十分同情地将乘务员休息室让给我们“说说告别的话”。我们坐在休息室里，谁也不想说什么，只是苦苦思索着办法。时间飞逝，列车在急速地向株州站靠近。真可谓情急生智，在只有三、五分钟时，温融雄突然提出给他一张知青集体乘车证，让他在株州站冒充掉队的赴云南上海知青，凭知青乘车证，搭乘其他开往昆明的列车，独自赶往昆明。于是，在“隆隆”的车轮声中，又一个计划商定了。为不致引起护送组和老徐的怀疑，避免胡澹等被送交车站工作人员负责看管的情况发生，我们装出依依不舍、真要分别的样子，还互送纪念品，互叙宽慰的话，并请老徐给区毕分组写推荐字条让温融雄带回去，答应第二批一定批准温融雄来云南。火车停靠株州站时，我们几个停立在车门前，动情地说着告别的话。很快，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又缓缓地驶离了株州站。我们互相挥手告别，心中都在默默祈祷：昆明再见！
列车爬山坡，穿隧洞，日夜兼程，於 12 月 25 日 到达昆明。当晚，云南省革委会在国防剧院举行文艺晚会，欢迎上海知青赴云南边疆干革命。在知青们集队到达国防剧场门口时，见到了已等候在那里的温融雄。原来，温融雄在株州搭乘到昆明的直快列车，先于我们七个多小时到达昆明，接着又从省革委接待站打听到上海知青的活动安排。四个“大西南人”终于欣喜地在昆明会师了！第二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我们四人去昆明照相馆拍照留念，庆祝我们的胜利会师。
由于我们是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刚发表就来云南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新闻单位纷纷前来采访报道，媒体及时发了上海知青到达昆明的消息，记者们了解到温融雄的曲折行程后，纷纷表示了热情的支持。在舆论的支持下，温融雄终于被破例地批准了，成为“老上海”中的最后一名。
这次列车运载的一千余名上海知青，分别到了云南省国营东风农场、橄榄坝农场和勐腊农场，其中闸北、卢湾、普陀、南市四个区的约四百名知青，分别被安置在东风农场的红卫、温泉、风光三个分场（即后来的一、二、四分场）。我们四个“大西南人”所在的知青一排，主动要求到新建的风光八队，在原始森林的一侧，开始了我们新的生活。
和 1970 年后分批到东风农场的 7500 余名知青相比， 1968 年底到农场的上海知青是第一批；或许还因为这批先来的知青在年龄、文化等方面一般都高于后者，于是在 1970 年后，农场便有了“老上海”和“新上海”的不同称谓。
尽管“老上海”和其他知青一样，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同样是或激昂、或感慨、或彷徨、或颓唐地一路走来，有过一时难以说清的升沉起落，但是和以后实行“一片红”不同，他们不是属于被无可抗拒的狂飙和洪流裹挟到此，他们中确也曾有过坚定的选择、真诚的誓言、美好的憧憬、崇高的追求，为了建设边疆，为了橡胶事业，一腔热血，来到这里，他们起步时所拥有的选择、誓言、憧憬和追求，也曾成为他们披荆斩棘、跋涉征程的勇气和力量，成为艰难前行的动力。就如前面提到的温融雄，他是东风农场最后一个被批准到云南的 “老上海”，而半年后，由于他的勤奋和努力，先后出席了东风农场和思茅地区的先代会，他又成了“老上海”中第一个先进典型。笔者在到农场一年后被调农场新闻报道组，在对知青的报道中，从知青如何过好生活关、劳动关开始，到知青如何正确认识再教育的老师——老职工，再到知青入党、当干部后如何接受再教育，最后到知青如何在广阔天地建功立业、大有作为，似乎按事物发展之序、逻辑演绎之理，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可谓苦心孤诣的宣传，予以推波助澜。
然而，即便是所谓的“老上海”们，尽管至今说起，依然对云南边疆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拥有永远无法释怀的深厚情义，依然对云南农场的生活经历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眷念，但最终却都坚定地选择了回城，远离了曾经真诚追随过的上山下乡之路，世事之变，人心之变，实非当初所料。这不能不使人体悟到社会客观法则的力量，体悟到人性的力量。
这里，我无意掩饰自己当年曾经有过的激进与幼稚，也丝毫不想全盘否定曾拥有过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憧憬和追求。今年，我在上海见到云南农场的一个“老北京”，这位有才气的朋友说起自己许多年前曾写过一个反映云南生活的电影剧本，表现人们拥有过的理想和追求，在理想主义不再被信奉的今天，他仍想付诸努力投入拍摄。他说，这社会总还需要有点理想和追求。他的话使我想起了那些日子，我想，社会需要的理想和追求当然绝不是那个年代的翻版，那个年代已是落木萧萧，逝如流水；但我相信，搜寻那个年代、那段历史，其中一定还会有不少值得发掘和留存的元素，它们曾在知青一代的身上驻留过，发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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