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惊雷
经济制度篇
对于通晓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来说，在我党确定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其必然的选择；对一个读中国“旧书”较多，故而洞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来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后，他一直认为，只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中国才能摆脱剥削、穷困和落后。这就是说，建国后，逐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固然是马列理论原则的要求，同时也是毛泽东对以往的社会生活、革命活动和认识研究的必然要求。
除此，毛泽东个人对私有制条件下，基层群众的悲惨遭遇的感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有些研究毛泽东的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件：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其父毛顺生为了发家致富，扩大田产，居然不以族亲为念,更不以仁爱之心怜人,在其一个族家兄弟家境窘困之时，不但不伸出援手，反而投井下石，以极低的价格，讹诈性收买了他的十几亩好地，逼得这位兄弟后来流离失所，终至穷死他乡。
这件事，极大地震憾了当时的毛泽东。使毛泽东少年时代就看到了私有制是广大群众受苦受难之根，从而推动了毛泽东走向人民，走向革命，立志为消灭私有制而奋斗。所以，实现公有制，是毛泽东的久有愿望。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在建国初期，鉴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毛泽东基本上一直认为公有制是“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并且始终认为,唯社会主义公有制,才会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在所有制改造上求公的认识，代表了我们党当时的好多人的愿望；也代表了建国初期的认识水平。应当说，在这一点上，我党和毛泽东不存有缺陷。缺陷仅仅在于“公化”速度有点快。造成这一缺陷的直接原因，是我们一时对相对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特殊缺乏了解。所以，把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看得有点简单化了，把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速度理想化了，也对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过于乐观化了。
因为这一缺陷，我们在建国后，以很快的速度经过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到了高级社后，便急急忙忙地进入了人民公社。少数人，甚至热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相应地，在工商业改造上，也很快实现了全民和集体所有制。
客观地说，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及让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历史进一步展开，才可下结论说明——毛泽东失误程度的问题。因为世界发展史表明，社会发展绝对顺其自然、循规从律、稳步前进的情况，并不多见，──它大体只表现在世界新社会形态变革中的某些阶段，或以全世界为一个考察整体时，才能见到这一“铁则般”的自然的历史进程。
我这里，对我党和毛泽东以往缺陷的分析，仅是一家之言，并且，只是今天的认识水平。
与公有制相适应，毛泽东在经济调节手段方法上，提倡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一点不能只理解为是对苏联模式的学习，因为，即使中国在封闭独立的情况下，只要实行公有制，计划调节肯定是其首选的方法手段，这是社会经济事物自身要求的逻辑。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的晚年，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许多矛盾、困难。究其根源，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必然性困难；另一方面，在于社会政治生活和所有制的改造“求纯”和“过急”上；再一方面，是在实行计划调节中，缺乏经验和科学手段。
在这个问题上，值得人们进一步研究的观点是，在我们前几年实行大胆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有部分研究者认为的“毛泽东实行的计划经济造成了中国的新一轮的落后，并且认为计划经济在任何地方的任何时候，都不可取”
其实，这一观点忘记了这样两个事实：
一是公有制条件下的计划经济曾帮助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十分落后和贫困的情况下，共建了工农业的发展基础；二是解体前的苏联，就军事经济的综合力量而论，已是当时世界公认的第二个超级大国。这一地位的形成，恰恰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
这里可以猜想，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苦苦探索的毛泽东，一直到生命的最后，还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重要特征，是否与此有关呢？
此外，发展了的今天，全世界出现一个共通性的棘手问题：因为世界性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私有制、市场经济，——那只令经济学迷信的“万能的看不见的手”，除了造成如马恩揭示的弊端,还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严重危机……。
这难道不是在更高层面上，要求人类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吗？请大家努力研究。
工农业关系篇
一提到经济建设、工农业发展，总有个别人说毛泽东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这种人的批评有一个特点，即“关门封闭，自家说自家话”。不管你摆出什么事实，他是听也不听，看也不看的。就那么眼睛一闭，机械地“重复”自已的刻板式语言，——无穷无尽、没完没了。
应当看到，出现这种倾向的直接原因（这里，我抛开敌人的攻击）是：长期以来，极少数人简单化地否定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逝世后，有极少数人，出于一种情绪，不能全面看待毛泽东主义经济建设遗产，不去详细叙述那个时代的成就，而大谈那个时代的‘不合理之处’和‘不平衡状态’。
然而，这些人适得其反。细心的人们只要认真研究这些人的著作，却看到了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
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增长的步伐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
毛泽东时代，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已经从一个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国家引人注目地变成了一个比较工业化的国家。从1952年（那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已经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到1976年期间，中国的钢产量从130万吨增长到2300万吨；煤从6600万吨增长到4.48 亿吨；发电量由73亿度增加到1300亿度；原油由实际上等于零增加到8400万吨;化肥产量由20万吨增加到2800 万吨；水泥产量由290万吨增加到4930万吨。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就在大量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现代远洋轮船。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还在生产核武器和洲际导弹，已经在1970年（中国首次成功地试验原子弹以后六年）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
针对这一情况，国外一位评论家以略带讽刺的口吻说：
“尽管回忆毛泽东时代的成就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但历史事实仍然是：毛泽东主义政权在改造中国现代工业方面曾经取得巨大进展──这一进展是在极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取得的……。”他还结论性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许多西方学者错误地告诉人们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的；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化革命的时代，它与现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是比较快的，尤其是中国在几乎毫无外援和支持的情况下取得这一成就，应该说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蒋家王朝复灭前夕，毛泽东即向世界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决心：我们共产党人不但要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建国以后，我党即以主要的精力，投入经济建设。
在具体的建设工作中，毛泽东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为国家“长久的根本利益”奋斗的原则，不搞“寅吃卯粮”的抚慰；不搞“毁根拔苗”式的欺骗。在此方向原则下，凭借他对辩证法的通晓，进行着卓有成效的探索。
毛泽东首先明晰地看到了农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二者紧密相依、直接互动的作用。后来，毛泽东概括地指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
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他从农业关系到全国人的吃饭问题、轻工业的主要来源、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出口和经济积累等方面，全面论述了农业的基础作用。关于工业的主导作用，毛泽东认为，首先在于工业是现代物质文明标志和尺度，也是一个国家国力的标志，是保证实现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也是其它各项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
在毛泽东这一整套概念、观点和一系列论述中，人们可以看出，就工农业的二者关系论，农业是基础，这个基础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当然是工业的基础；工业是主导，这个主导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也当然是农业的主导。
可以说，在毛泽东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着重启动农业──基础、工业──主导，这对国民经济赖以运行的两个车轮。而他衷心所期，则又是这对车轮必须围绕社会主义轴心去转动，不得偏离轨道。
这一基础、主导双轮同时运转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一、它推动中国向工业化道路上迅跑；二、重点抓工业而不轻视农业，既不损害农民利益，也保证了──避免走上“羊吃人”的道路使农民沦为雇佣劳动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相对缓慢的道路，然而却是一条健康的道路。
农业改造篇
人类的认识，在其总体上，是一定要前进的。而这种前进，通常又是在曲折、反复和多方面情况的比较中完成。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中，三农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为此，重温毛泽东同志——当年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有利于人们进行科学的认识选择。尤其应对南街、南岭、刘庄……这一类相对传统的模式，同小岗、大邱庄……这一类改革的典型模式，作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应摈弃一切“左倾教条”“右倾教条”。在这里，一切不以为然，将会使农村的问题积重难返，一切固执已见，将祸害无穷。
近年的研究表明，毛泽东在思考和选择社会主义改造要走什么道路时，始终是依据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从而以实现公有制为改造核心；二是借鉴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失败,特别是李自成进城后的教训, 以防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者蜕化变质；三是依据现实社会中的矛盾状况和发展趋势，时刻警惕和防止“两极分化”；四是时刻不忘解放群众思想，提高群众觉悟。根据这些因素，毛泽东形成了一整套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夺取政权以后，我国国内的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已经由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矛盾转变为人民大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途径。而在这三大改造中，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是关键。
因此，我们党在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之后，紧接着就带领亿万农民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走共同富裕道路。毛泽东同志在1951年9月，亲自主持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同年12月15日为印发这个决议草案而写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0月15日和11月4日还着重指出：“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化，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因此要把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他以洞察秋毫的眼光,审视着这一新生事物,谆谆告诫全党：“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势力必然泛滥起来”。
1955年是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取得突破性胜利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毛泽东同志为推动农业合作化的运动的发展, 做了大量宣传发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为党制定了许多重要方针和政策。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强调“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批评了“让中农吃点亏”的错误观点。同年7月31日，他在中央召开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首先，即将到来的全国农村中的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
其次，广大贫下中农“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入社会主义的”。
第三，强调必须做好办社前的准备工作和建社后的整顿工作，以确保合作化的质量。
第四，进一步指出农业合作化必须贯彻党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保证合作社增产，社员增收。
第五，深刻地阐明农业合作化的客观必然性，指出：只有逐步实现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人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工农联盟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巩固。
第六，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报告，成了我们党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连同后来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不但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迅即到来，而且“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系列领导活动，都是从改变所有制关系，防止中国农民在土改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根本目的出发的。
另外，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全国解放前夕以及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在大量的调查研究中，已经发现了一些两极分化的苗头。他发动并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正是解决这种特殊的阶级分化的有效措施。
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0月15日说：“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化。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卖地，是农民队伍分化为剥削者和新无产者的具体表现。历史上，农民革命胜利后；或别的形式的改朝换代后，大体都有如此情形。
千百年来，地主掌握着土地，广大农民在地主的沉重剥削下苦撑日月。解放后，共产党虽然将土地分给了农民，但有些农民因天灾人祸，无法偿还债务，只有卖地抵债；有的农民因缺种子、缺资金、缺劳力，处于少收或收获甚少的状态，只好卖地糊口；有的富裕中农或农民中的身强力壮、技术超群者，乘机扩大自己的耕地，富者越富，贫者愈贫，新的冒尖户、新的贫因户同时纷纷出现。
毛泽东同志纵观历史和现实，认识到两极分化的结果必然是产生新的地主、资产阶级，出现新的剥削。其结果必然要葬送刚到手的胜利果实。如果说，历史上的两极分化，有其必然性，那么，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则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他下定决心，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理论和实践的正确性。决议说：“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农业的发展，呼唤着农业的社会化，这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规律。他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他还主张“必须先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机器”。多少年后，他结论性地宣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毛泽东的思路很清晰，即通过合作化，逐步地把农民从个体经营者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经营者。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使我们赢得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农业，促进了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经验篇
以前的文章，我已反复说明，在“三农问题”严重困扰我们的今天，认真反思改革，并结合毛泽东的实践，继续进行新的探索，将是有益的。这就是我今天重翻毛泽东农业改造历史的初衷。
建国以后，经过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及时地号召农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在广大农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农户都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中国农民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尽力拼搏。
毛泽东同志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经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考验，其经验十分丰富，是永远值得我们记取的。正如党的十一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毛泽东同志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主要有：
第一， 相信农民群众愿意，或经过引导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毛泽东同志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坚定不移的思想基础。
相信农民群众的革命觉悟，是毛泽东同志坚定不移的信念，也是他为我们党所制订的一系列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早在1927年3月,那正是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一片“糟得很”的喧嚣声中，肯定湖南农民开展起来的“合作社运动”是一件大好事，认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
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合作社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合作社经济”是苏区国民经济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地位”。因此，他要求“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进一步发动农民组织“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1943年10月，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党采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和等价互换的原则下，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
同年11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题为《组织起来》的著名讲话。他说：“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步地集体化。……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和任务。他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经济，我们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对家政权的领导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力量。毛泽东始终认为群众是拥护共同富裕、反对剥削的，群众是愿意走集体化道路的。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力量所在。
第二， 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由共产党来引导。
历史运动的辩证法表明：每个历史时代的真正代表人民的革命，决不是等待人民中的每个成员都自觉地进行这一革命才开始革命的，──如果是这样，就等于取消革命。革命通常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首先觉悟后，凭借先进理论去引导，推动人民进行人民革命（有时对人民中少数觉悟缓慢的人，甚至实行半强制性的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上真正的伟大革命，它毫无例外地遵守这一历史辩证法。毛泽东深深懂得这一点。
毋庸置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当代生产力、生产、经济生活和阶级矛盾斗争的现实启发，在农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但农民的这种积极性，要靠共产党人去挖掘，去引导。实践证明，任何任其自发的想法，不依靠先进分子去动员、去组织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多次指示全党“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狼、后怕虎”，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据此，他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指导方针。1955年10月11日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毛泽东作了上述报告，并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成了全党合作化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迅即到来。
加强党的领导，不但是党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也是搞好其他工作的重要保证。因为农民既有反对剥削、反对压迫、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愿望，又受历史旧思想的影响，有些人又有自私、落后、愚昧的思想。我们放弃了对农民的教育帮助，就是放弃了对农民的指导，就等于放弃社会主义。在这里，领导就是引导，它和批评教育是矛盾的统一。
第三， 正确的政策和科学方法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生命。
毛泽东历来就十分重视正确的政策和好的领导方法。他多次教导全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他还要求全党，要讲究领导方法，他形象地把过河作为目的，把寻找渡船或搭桥作为领导方法，认为没有渡船或桥就过不了河，没有好的工作方法，也是无法达到革命目的的。同样，要取得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既要有好的政策，又要有好的办法，两者缺一不可。
毛泽东关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作了多次讲话，严肃而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政策、策略及贯彻政策、策略的重要性。比如，1946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951年12 月的 《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953年10月、11月的《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5年7 月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9 月的《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1955年10月的《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9月、12月《＜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等等。这些体现党的政策或政策性的讲话和文章，都一边交代、宣传党的政策，一边提倡正确的工作方法，为我们党胜利领导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领导方法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采用“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方法。所谓耐心说服，就是要向群众多做宣传工作，多给群众讲道理。群众思想通了，积极性上来了，劳动互助团一经成为群众的习惯，它将具有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巨大作用。“不但生产量增大，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面了。”(12)所谓典型示范，就是放样子给群众学习。如工作要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便自己放样子，到基层去调查和组织。当年的南泥湾大生产，就是军队给地方放样子。典型示范是毛泽东经常使用的工作方法。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两篇序和104 条按语，就是为我们放了104个样子。事实有力地说明，毛泽东树典型放样子的工作方法，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总而言之，毛泽东和我们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是丰富的，也十分宝贵。
不过，也要实事求是地指出，作为历史进军的第一个回合，确也有一些不足：
比如所有制变革上求大求公，并且速度过快。与所有制改造上急于求公、求快相一致，在经济建设工作中，我们同样有点急于求成。但应明确指出，这些不足，在我党和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上，并不是严重的。在辩证法还不丰富的国家，较长时间里，事情会在两极摆动。即令指导思想正确，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具体表现为：没有根据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较为落后且具有多层次的特点，制定出分层次、逐步进行所有制改造的政策，而过分强调“大和公”，力图以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保证社会主义的“纯真性”。在通过几年的经济恢复之后,我们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一直以加速度运行。甚至在后来的人民公社实现之后，有个别地方又急于将三级所有制改革为一体化的公社大集体所有。这种做法虽不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意图，但与当时求大求公、越公越好的舆论导向有关，也与我们民族心理中习惯趋附时髦，少数人察风观向，以求个人伸展腾达有关。
由于在所有制变革上求大求公，并且速度相对较快，导致实际上与生产力的相对脱离，与一些群众仍比较注重个人利益（有其合理性）的思想大大脱节，以及与一些农村干部的思想和管理水平脱离。其结果，一方面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却又以极端表面化，甚至狂热化的形式，去维护那些——早被极少数人搞得走调变味的东西（这种在实际思想的深层中抵触，却在表面上又表示衷心拥护的情形，在思想相对成熟的民族是比较难于发生的）。于是危机在莺歌燕舞中潜伏着，共产风猛刮，“假、大、空”走俏，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成了神圣的铁则，倡行天下……。
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教训，然而这一教训决不应该光从消极方面去总结（以避免否定社会主义方向）。因为从一般的开创意义上说，社会拓荒者的行动，有时在安全系数为零的情况下，也必须进行的。——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实现零的突破。
人们每每褒扬自然科学实验中一百次失败，又一百次从头开始的勇气、毅力和精神，却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实践要求十分苛刻，容不得半点失败，这不是科学态度。
论道篇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在工农业发展的探索中，成就是巨大的。现在有人以当时购物凭证，物质条件不如今天，来指责毛泽东，是完全不正确的。当时，我们一是基础极差，二是发展时间很短，三是为长远发展搞积累、蓄后劲和打基础。尽管这样，我们还在不长时间里，搞成相对完全的工农业体系，科技也有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较前有了改善……。这些都是举世共认的。
这一切，人们不应当作缺陷，而应作为“道、律”去研究。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几十年中，毛泽东坚持把马列主义的农业集体化原理同我国农业集体化的道路相结合, 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集体化道路，解决了中国农业集体化的许多复杂问题。对照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集体化问题的论述，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不仅贯彻了马列主义农业集体化的基本原理，还在许多方面增加了新的内容。
一、毛泽东提出的有我国自身特色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首先，在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年代，毛泽东即开始了农业半集体化尝试。
恩格斯、列宁都讲到，在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要改造农民的私有制，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们未提到,也未回答在民主革命时期,当无产阶级政党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要不要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对此，毛泽东没有在前人的理论面前止步。他坚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我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的情况下，──还在完成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就发动在党直接领导下的农民开展互助合作，建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虽然这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集体化，但它无疑向集体化迈出了一大步。这一创造，不仅促进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又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更重要的是，我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人民没有合作化传统,那些初级的互助合作组织,直接起到组织群众、教育农民、培养人们集体主义思想的作用，也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
其次,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中国农民的研究,这是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另一伟大创造；也是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对农民问题,他在民主革命时期说过:“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1)。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说过：“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对于农业问题，他在民主革命时期说过：“农业生产是第一位”。在社会主义时期也说过：“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业又是重工业的主要市场”, “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2)。毛泽东所以如此深刻了解农民和农业的重要性，并如此重视农业和农民问题，是因为他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了解国情，并有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善于从中国国情出发，能够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利益考虑问题的结果。
二、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集体化理论的又一新贡献。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论及集体化时，一致认为必须先有机械化后来才能谈到合作化。这同他们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在逻辑上一致。如恩格斯论述过法国和德国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列宁论述过俄国的农业集体化问题，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明，集体化是应以机械化为前提的。恩格斯和列宁作出这一论断，除了遵循自己的理论逻辑外，另是针对法国、德国和俄国的具体情况的，也有其合理性。因为那些国家工业发达，技术先进，一旦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剥夺了资产阶级之后，完全有条件以先进的生产工具去武装农业,团结农民，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在谈到建立集体农庄的先决条件时，共列了五条,其中有三条提到“拖拉机和机器”。例如,他说：“……第三，必须压倒富农，剥夺他们的机器和拖拉机。第四，必须宣布只有加入集体农庄的贫农和中农才能使用机器和拖拉机。最后，必须使国家工业化、创立新的拖拉机工业，建设新的农业机器制造厂，以便供给集体农民以充足的拖拉机和机器。”(3)他还强调指出：“没有这些先决条件，就根本谈不到……向集体农庄道路的过渡。”(4)
毛泽东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地指出：我国“必须先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机器”。他认为，我国不同于法、德，也不同苏联。如果要把机械化作为合作化的先决条件，那就等于容忍农村中两极分化，眼看着资来主义泛滥而不管，坐失农民这个盟友而延误社会主义革命，那也就等于放弃了机械化。毛泽东强调在农村中必须接着土地革命之后再来一次革命，即通过合作化逐步地把农民个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使我们赢得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农业，促进了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和实践，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实行集体化，开辟了一个新途径。
三、对农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和步骤上的创新性突破。
毛泽东主张并实施的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这种由低到高、逐步过渡的形式和步骤，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定的农业发展形式和步骤。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以后，要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的办法，“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如果农民还不能下决心，就要给他们一些时间“考虑考虑”。列宁也说：“要想影响千百万小农经济，只能采取谨慎的逐步的办法”，“要想用某种快速的办法，下个命令从外面、从旁边去强迫它改造，是完全荒谬的”(5)。
恩格斯和列宁的意见是一致的，就是要逐步过渡，至于要采取什么步骤和形式，他们未给我们提供现存的答案。到底怎样才能把农民引向合作化，在我们前面只有列宁去世后的苏联的经验。苏联在1929年下半年开始实行全盘集体农庄之前，也采取了过渡步骤，在农村搞了一些“共耕社”，也办了一些“农业公社”。“共耕社”实行土地公有，集体劳动，牲畜和农具私有；“农业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比集体农庄还要高级。显然，他们的做法对我国不适用。
毛泽东吸取民主革命时期搞互助合作的经验，提出在农业社会主义方面，必须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特点的“逐步前进”的做法，就是：“第一步，在农村，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组或十几户为一组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6)
采取这样一些步骤和形式，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感到突然；可以保证增产而避免减产；同时，还可以逐步的训练出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确保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实践证明，这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路子。
列宁说过：“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7)这句由深刻哲理推衍出来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毛泽东创立并实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正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创立的许多特色当中的一个。
注：
(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7页
(2)同上,第5卷,第360-361页
(3)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493页
(4)同上
(5)《列宁选集》第4卷,第106-107页
(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5页
(7)《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5页
实证篇，——当代的南街、南岭、刘庄……华西人，给毛泽东的献礼
此篇，是现实引导的理论沉思。对社会主义存有敌意，有其它偏见，以及认识有模式化倾向的人，是难以读下去的。
一、 历史前进在辩证法中
农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运行列车的基础轮，它的发展关系到整个经济建设以至整个国家的稳定。前边已经说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围绕社会主义巩固的一条措施，尽管有在所制改造上过于求公求快的教训，有过高估计群众社会主义觉悟和主观能动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但基本方向是正确的。
另外，从社会发展的曲折性、“进三步退两步”的一般规律看，建国后一番社会主义的大叫大喊、大呼隆、大宣传，大舆论、大改造，其中的幼稚、过激、过左、过分之处，确有待历史去纠正。不过，──这仍是老话：在辩证论者的眼里，这多多少少是有点必然性的，──也因此，也可以说是有点必要性的。
对毛泽东来说, 是太懂得事物发展的非直线性的道理了。近半个世纪前,他即以反“常理流论”的逆向思维，称赞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这种称赞，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早年有群众情绪、运动天然合理的观点，另一方面是毛泽东看到了农民运动的方向，及坚持这一方向向前发展的必要曲折过程。这一称赞在现今的人们心目中，已成为固定的正确“符号”不可动摇了，然而在当年毛泽东却是十分孤立的。就是在党内也显得曲“怪”和寡。
然而历史证明了毛泽东认识的科学性，正是这些千千万万“过激”的农民,后来组织起来，上井岗,并沿着曲折的道路,到了延安,一直走上了建立新中国的坦途。这些本来确实有点“过激片面”的农民，逐步改造、改变了自身，成了一支训练有素、党性坚强、纪律严明的队伍。历史在新的里程──社会主义建设中，又在发生同历史相似的“错误”；毛泽东也采取了同以往相似的态度。毋庸置疑，真理仍在毛泽东这一边。
历史永远不会等待“完人”出现，完备、科学的理论出现后，做事不犯任何错误时，才采取行动的。总是在行动中发现和改正错误的。等待“完人、完美的事”，实际上是不少中国人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障碍。它实际影响和扼杀了若干中国人在近代的无数伟大创造。我们国人中的一些人，太多地为难自己了：不是至全至美至圣者，不准创造！
二、 运动的起点要侧重于方向
但也不用护短，农业、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其缺陷是客观存在的。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后。他认定的是其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相一致的发展方向；坚持党的领导，逐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改造农民的主观世界使其逐步扫除私有观念；发动群众，相信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等等。
任何大的事情、事业都有一个方向问题，尤其是初始阶段，方向问题极为重要。它不仅能帮助人们明确目标，甚至，能暂时替代一些具体管理方略。这正像一个高明的足球教练大师，在受训的运动员一开始还不可能懂得战术配合、战略运筹，——已懂得的一些战略战术，一时亦不可能自由运用时，他并不指责运动员，也不在纯理论中等待，而是热心地鼓励球员：“别管它，把球踢向对方球门！如此而已！”
——在工农发展的探索的起点上，毛泽东就是这样特别注重方向的大师。
在马克思的矛盾学说中，有一个矛盾对立面两次向对方转化而取长的运动（实际上，在复杂大周期的事物中，完成质的进步性变化，事物内部有若干次局部性质变，即有若干次向对立面转化，才能最终完成取长的运动，最后达于相对和谐、完善的质变）。这一理论的抽象表达，对一般比较了解马克思矛盾学说的人来说，是不陌生的。然而，真正以此去认识事物的变化，──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并以此理解社会主义的建立和最终完善，则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事。
但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人们不认识不自觉时，它即作为异己的力量发生作用，去完成自己的事业。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内部矛盾的对立面转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展开，对很多人来说，通常是不理解的。亲身经历过近几十年社会变化的人，今天大都能追思起这样的感受：每一次社会变革，有些人常常表现为不同心理的强烈拒斥、情绪上的对立和一部分人在行动上非理性批判和片面性否定。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则努力在既定方向下，大胆摸索前进。
受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规定，农业和农村改造依旧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为了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主义的真正巩固的繁荣，始终得围绕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两方面的互相转化而工作。从根本上说，什么时候也不能抓住一面、丢掉另一面。但受矛盾双方发展不平衡规律规定，不同时期总得适度偏重于一方面，并在适当时机向另一方面转化。而每一次转化都必然吸取另一面的优长（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必然如此，只是在自觉的情况下，更有成效一些。当然，自觉又以不自觉为对立面，人人都自觉了，社会主义的矛盾就不存在了），从而进一步发展自身。
在这样意义上，我们能很好理解毛泽东在建国后抓一段经济恢复之后，在不放弃抓经济的同时，却侧重生产关系的变革，抓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十年文化大革命，标志着这种侧重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极限（我们党肯定了毛泽东的出发点和动机。这十分正确）。作为极限，它反映在一些对辩证运动还缺乏深刻认识的群众身上，有“过激、过左和极端”行动；而正是这些“激、左和极端”行动教育了群众自己，走向另一面,随后便产生对“经济利益”的呐喊,对“政治运动的厌恶”，对“阶级斗争”的反感，……，这样一个全社会性的反映强烈的群众心态，就自然会上升为实际行动。推动事业向矛盾的另一方发展，于是有新的历史进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这个社会经济的基础轮开始行驶在“予民实利”轨道上。全国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不少地方农民把承包制说成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此时，由于群众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生产，──这比较切合当今大部分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这个被称为20世纪中国农民伟大创造的承包制，其实质，就是对以往的生产关系上的变革，——在某些方面作一点后退。它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不应睁眼不看事：容易到手的东西，通常难以持久，甚至是陷井。今天的农业、农民和农村，又面临新的困难。
三、 南街等地的人们向毛泽东献礼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即农村改革出现的困难，充分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在实现过程中，不断向对立面转化规律。这应是我们努力认识思考的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思考最容易出现的偏向是：简单否定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领导中国农民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否定其总体方向。这种否定的思维方式的弊病在于，不懂得矛盾的不平衡，不懂得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即“人要完人，事要至善，路须平直”。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不理解、不承认80年代的改革是五、六十年代改造的另一个必须方面，是社会主义矛盾方面的必然转化。这种思维方式把现今的改革固定化、僵死化( 不去研究未来发展)，以为这就是终点。把五、六十年代出现的问题，诸如生产大呼隆，分配大锅饭、政治大假空”，社会大动荡……等，指责为这就是目的；个别人甚至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目的。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引起思想的混乱（其中，有个别人是利用这种混乱，达到毁坏社会主义的目的），导致社会陷入旧的模式，出现极不理想的兜圈子运动。
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面前，展示当今农村改革中的另一类情况，也许能帮助他们走出误区，理解辩证法；正确评价历史革命在农村阵地的首次进军的合理性和实际意义。
在农村全面实行联产责任制的今天，仍存在另一类仍大体维持六、七十年代农村经济模式的发展模式。近两年来，见诸于报纸杂志的主要有如下地区和乡村：江苏的苏南地区、山东烟台的一些局部地区，河南省北部的刘庄及南部的临颍县南街村；以及改革特区中的南岭村……。
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有：第一，坚持用集体经济的发展来保证农民的共同富裕；第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而限制收入差距的扩大；第三，坚持经济活动的统一管理和责任制结合；第四，坚持用集体主义思想统帅人的灵魂，改造人的世界观。由这些特点决定，这些地方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大大发展了。在群众生活大大改善的同时，又较好地解决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决大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感情已逐步由过去的简单朴素进入到自觉的境地。人的集体主义观念大大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工作、生产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社会风气良好、社会治安也得到了保证……。
这一类发展模式中，目前做得最为典型的是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1)。这是一个豫南农村的首富村。他们不但完全坚持了集体所有制，并且在分配上实行了供给制，人们争贡献，却没有奖金，收入依然有等次，但差别不大；在生产、管理中，实现了规模经营和相对集中统一的管理，鸣号起床、敲钟下田、上班，生产仍有“大呼隆”之嫌。他们不靠奖金，也不倚仗承包。政治学习仍和“政治统帅”时期的情形相仿佛。每星期的党小组例会，定期的群众斗私会、双文明学习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一如既往，仍同于60年代。并且，这些学习、会议和活动，不但从不敷衍了事，而且进行得有声有色、有情有理有效……。
有人在研究南街村存在和发展的奥秘时说：
一是干部的“二百五”（即村干部带头吃苦，反而拿比工人、农民低的工资。故有人说这是傻气──是“二百五”）精神，不怕吃亏，几十年如一日，带头真干、苦干，为群众做实事，凝聚人心；
二是以“老三篇”为动力。已经被不少地方的一些人们遗忘的学习毛选，这里依然红火。这里人，常学老三篇，小学生都能背上，人们一边学习，一边对照，真正做到常学常新。
三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全国大包干时，他们却根据自己的集体经济状况，生产力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不是分了田，而是进一步把田集中起来，实施规模经营和统一管理，剩余劳力开拓村办企业；走以农促工，以工带农，以工养农，以工致富的道路。
四是“外圆内方”的战略。对外用市场经济规律，对内实行计划经济原则；对外聘用人才不惜金钱，对内用人靠觉悟；对内教育从严从正，对外能允许“多元共存”。
如此四条，可算是南街村发展的根本之经。这实际是毛泽东当年理想中的农村社会主义模式的顺向发展和完善。有人说，南街也有资本主义因素。不错，是有资本主义因素，但要明白，这些资本主义因素是外部大环境“给予”的。并且，这些资本主义因素，决不是南街人发展的决定因素、关键因素，甚至不是重要因素。
南街村，以及其他类似地区和乡村的状况会给人们的一个新的思考是什么？这里实际上已不需要再作论述。
这，实际上是今天的中国农民给毛泽东献上的一份厚礼.
今天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当年农村的改革的根本方向是正确的，坚持这一方向的未来发展，──应该同今天的南街、南岭、刘庄、苏南相似。至于当年某些地方的过急、“过激”和“过左”、一刀切（不分层次）等缺、错，是同当年一些人，仍存在的一时不习惯社会主义，国际国内某些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的存在，群众的思想不成熟，党的工作处在无经验的探索中，等等，多方面因素，联系在一起的。
现实仍在引导理论沉思。否定之否定，是万应之律。西方有一谚语说：在魔鬼将你抓走之后，我还长久地需要你。
注：
(1)参见《中国青年报》第1994年3月8日《经济蓝讯》版
成就篇，——被某些“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论”者忘却的辉煌
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轮”——工业，“基础轮”——农业，都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问题。当年，毛泽东一边探索其发展道路，一边把握其社会主义方向。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切探索是卓有成效的。然而，现在有些人，置当年基础条件极差、建国之初要创家底搞积累……的各种情况不顾，片面地指责昨天的日子不如今天；并由此去否定过去的成就。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让我们联想到斯大林时代后，一些人对十月革命的不满意态度，及侮骂性的评价。
英国历史学家Ｅ·Ｈ·卡尔，曾对此作过如下告诫：“危险不在于我们避而不谈十月革命史实上多么大的污点、那场革命使人类付出的痛苦代价、以及个别坏人以那场革命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总想全部忘记并在缄默中忽视那场革命的巨大成就。”(1)
这位学者遗憾地表示：不容易对革命做出公正的评价，是因为社会大变动总会激发起人们对未来的、伟大然而达不到（不可能一下子达到，也不会在直线运动中达到。──作者注）的期望，一旦希望破灭，长期的幻灭感和愤世嫉俗的态度便必然接踵而来，而实际的历史成就却被抹煞，或被遗忘了。
卡尔还表示：真正看清历史画面往往需要远离那个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即需要后来人用几代的时间。
英国这位学者的观点，完全适用于对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评价。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以及这一探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因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问题，而被极少数人抹煞和遗忘了。这种抹煞和遗忘，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尤甚。在那一段时间里，关于毛泽东不重视经济工作；毛泽东不懂工业；在毛泽东的最后几年里，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当然谈不上取得巨大成就了）……的议论、批评，可以说是，不胫而走。现在看来，这些议论、批评，有的也要今天的人去议论、评述的。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从消极的角度看问题。可以说，当年，作为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起点的第一次反思，在锻炼群众，提高国人的自主意识，促进思想解放，也是有实际意义的。至于其具体内容的合理程度，也还得等待历史过滤、澄清的。
事情在一定条件下走向自身的反面。让一些完全否定毛泽东时代辉煌成就的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在他们全盘否定的言论里，今天的正直人们，通过整理和比较，回复了毛泽东时代取得伟大成就的本来面貌（最近几年，有人已连续多次发布毛泽东时代伟大成就的备忘录。因为太多，恕我不交代出处）。
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所说：
“毛泽东逝世后，一些评论家关于毛泽东主义经济遗产的著作，没详细叙述那个时代的成就，而大谈那个时代的‘不合理之处’和‘不平衡状态’。不过，这些著作却披露了：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增长的步伐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毛泽东时代，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已经从一个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国家引人注目地变成了一个比较工业化的国家。从1952年（那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已经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到1976年期间，中国的钢产量从130万吨增长到2300万吨；煤从6600万吨增长到4.48 亿吨；发电量由73亿度增加到1300亿度；原油由实际上等于零增加到8400万吨;化肥产量由20万吨增加到2800 万吨；水泥产量由290万吨增加到4930万吨。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就在大量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现代远洋轮船。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还在生产核武器和洲际导弹，已经在1970年（中国首次成功地试验原子弹以后六年）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2)
这位学者，还略带讽刺的说：“尽管回忆毛泽东时代的成就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但历史事实仍然是：毛泽东主义政权在改造中国现代工业方面曾经取得巨大进展──这一进展是在极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取得的……。”(3)
最后，他还结论性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许多西方学者错误地告诉人们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的；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化革命的时代，它与现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是比较快的，尤其是中国在几乎毫无外援和支持的情况下取得这一成就，应该说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中国有句古语：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对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工业化道路探索的认识和评价，我们国家的个别人确实存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陷。
如上所论，毛泽东探索和发展中国工农业的发展道路，确是卓有成效的。但不可否认，摸索如何实现从一个长期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工业化，在毛泽东时代，确还有好多问题没有解决。更由于，新中国的诞生和长壮期，有一个时刻要注意的问题：即能否使这一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
故此，对于人民来说，鉴于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回，与其去强调失误、局部失败；与其去悲叹、指责曲折，不如正视以往和现实，以求得真正的社会性认识选择的突破。因为，无论如何，探索阶段的实利性成果，同道路开辟后，正常的顺利发展年代的累累硕果相比,总是微不足道的。再者,无论如何,──以上已多次强调，探索阶段的缺失，总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对于一个受传统的墨守陈规、因循守旧、明哲保身，不敢露头争先等观念影响较深的民族，较多人们习惯于“求全责备”，故而造成长期停滞、落后于黑暗中的中华民族，敢于“越雷池”，敢于为天下先，敢于打破“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敢于另辟蹊径，——那怕这一开端，遇有彻底失败，总是有意义的。
从这个意义上评价毛泽东的探索，就会得出如下正确结论：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农业探索，后来的经济改革家恐怕就不可能有进行新改革的基础；再者，没有前头“九个烧饼的垫底”，今天的“一个烧饼”，更无法造就今日某些人的“饱感”。
注：
(1)塔理克·阿利:《斯大林主义的遗产:对20世纪世界政治的影响》第9页
(2)[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3-484页
(3)同上,第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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