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50年代至70年代初，身体很好，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进行调查研究。有时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甚至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地活动。
因为工作性质的需要，我们机要人员经常跟随主席到外地视察，我们机要人员的职责是，确保毛主席与北京党中央的机要联络。我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了l0多年，在跟随他外出视察的过程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了不少事情，有不少片断的回忆。虽然它算不上什么文学作品，但却都是真实的。这些文字也许对于别人研究毛泽东、真正理解毛泽东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或参考价值。
一、爱坐专列调查
主席喜欢到外地调查活动，乐于深入实际，接触群众，了解实情。建国后一时期内，每逢“五?一”，“十一”主席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与群众见面，这就限制了主席在外面的视察活动，他必须在过两个节日前赶回北京。为此，他曾幽默地对我说：“‘五?一'、‘十?一'一到，就要回京‘罚站'去了。”可见，主席是非常喜欢在实际中生活的。
主席每次离京都是乘火车的，极少乘飞机。他不坐飞机并非是为个人安全考虑，而是从工作方便出发的。有一次他对我谈到此事，说：“坐火车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找个支线停下来，可下车看看，或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
列车驶出北京，一般不是顺京沪线就是顺京广线南下，然后通过陇海线或浙赣线，湘赣线再绕回北京。沿途为多看、多谈，专列运行很慢，比如北京至杭州两天的行程，有一次他却让列车走了一个月。
巡视期问，主席通常就住在车厢里。卧室与办公室一板之隔。办公室也就是会客室和会议室。只有专列进入某个大的中间站或终点站时，他才下车住进当地宾馆或招待所。
专列条件虽比一般客车要好些，但长期住在车厢里也不好受。噪声干扰，车声隆隆，颠簸震荡，冬天冷，夏天热。总使人有一种不安定感和疲劳感。但毛主席不顾远途劳顿，为适应列车生活改变了自己的作息习惯。在北京他是夜间工作，白天只睡几个小时，但为观察民情和庄稼生长情况，他让白天行车，夜间停车。
在列车运行中，他除了阅批文件，读书看报，接待外宾与沿途领导同志谈话、开会外，常常站在或坐在窗前，凝神观察外面的情况。
专列的运行本来是保密的，但主席不以为然。有时，火车通过城镇交叉路口，行速较慢，工作人员就把窗纱拉上，他随手又拉开向外观察。因车厢窗口很大且敞亮，常被隔离杆阻挡的人群辨认出来，群众顿时欢呼起来，有的还跟着列车飞跑向主席致意，主席也微笑着向群众招手致意。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大伙总是劝主席快坐下来或又重新拉上窗纱，但他总是不乐意地用力再把窗纱拉开并塞进金属架里，说：“怕什么，这是人民群众啊! 我为什么怕群众呢?”工作人员向他解释对个别坏人还是应提防的，他又说：“即使有个别坏人也不怕嘛!这么多好人在，一个坏人哪敢害我呐?即使想害，我们已走了，不怕的。”
二、 他心里装着农民
列车奔驰在广袤的原野上，为毛主席视察农作物生长状况提供了条件。有时他老人家坐在一起观察不断变换的地块。他看的是那样出神细致。他边看边指给我说：“这一带麦子比较好……”脸上布满了喜悦之情。“这是什么呀? 噢，是红薯地。”突然，他又兴奋地说：“你看，栽上的红薯秧都活了。”过了一会，又着急地说：“哎呀!这块地危险呐。”我顺势一看，原来是块发蔫的红薯秧地。
有一次，列车行进在北国大地，田地里生长着即将成熟的麦子。突然，一位肩上挑担的农妇映入眼帘。她好象是往地里送饭后返回村庄。她一边走，一边用手一把接一把地将麦穗上的麦粒往口袋里装。我惊讶地对主席说；“您看，偷麦子的。”主席忙低声说，“别出声，别出声！”他生怕伤害了那位妇女的自尊心。毛主席一直望着那位妇女的身影消失在窗外，才自言自话道：“看来，农民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啊!不然，她何苦去抓那几把麦粒呢?”那天吃饭时，我注意到主席神色严肃，沉默不语，大概仍在想着那位农妇的事。
他最关心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庄稼的长势。他曾对我说：“这几个省总是干旱缺水。只要这三省的粮食能自给了，全国的粮食就会富裕些了。”为此，他曾在列车上召集这几个省的领导谈话、开会，研究解决水利问题。
毛主席不满足在到车上“走马观花”，经常停车“下马看花”。当车停在某一支线上时，他就下车在周围地里转一转，不时摸一摸庄稼。有时不但在近处看，还乘车到远处再看看。从北方的小麦、玉米、红薯地到南方的稻田、油菜花。他都亲眼看看，亲手摸摸。记得有一次，一对外宾夫妇在列车上与主席会见后，也兴致勃勃地随主席下车到地里察看庄稼。女外宾穿着高跟鞋，行走在坎坷不平又松软的地里，结果，一只鞋的后跟折断了。女宾不但不觉难堪，反而伸出那只没鞋跟的脚哈哈大笑起来，顿时，也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给这次的接见增添了乐趣。
约在3年困难初期，主席来到一个村子察看农民生活。主席的突然出现，使村民们又激动又无所措手足。他们把主席领到一间简陋的大北屋里，临时拼摆了几张旧的桌子，桌上放了几堆花生和红枣，这是一位老大娘刚从自己的小篮子里拿出来的。一切，都是临时准备的。
主席坐在长凳上同村干部拉家常，问他们：“每天每人能吃到多少粮?”“猪还喂着没，给猪给鸡吃什么?”一位村干部介绍情况，老人们也不时插话，“生活还行，够吃。”“请主席放心。”总之，尽说好话。谈了一会，主席起身，请他们带着到村子里走走。主席离开屋子时，还问一位老大娘：“你们能吃到一点肉吗?”大娘说：“我们能吃到，常吃哩，请主席放心!”主席随人群往外走，顺手拉住个6、7岁的小男孩到身边，弯下腰小声问他：“你们能吃到肉吗?”小孩随口回答：“没吃过，过年时才吃一点点。”他一边答，-一边用小手指比划着。这时，主席朝我说：“我相信这孩子说的是真话。”回来后，主席坐在客厅抽烟，并不时地重复着这句话，陷入深深的思虑。由此，我也领悟到主席几年不吃肉的缘由。
主席对一度出现的虚报产量，搞浮夸风极为不满。一次，我对主席说：“参观天津郊区实验田我没去成，听说小孩子坐上去掉不下来，还说把鸡蛋放在稻穗上滚，滚来滚去也掉不下来，是真的吗?”主席冷笑着说：“是假的，这是自欺欺人，可别相信。”又说：“真正懂得一点农业知识的人是不会上当的。”过一会他又生气地说：“这种做法会害死人啊……。”主席虽对浮夸风不满，但对农民对付这种坏风气而采取的对策——瞒产，则十分赞赏。一次，当地领导在专列上向他汇报完情况，他一人正在车厢办公室抽烟，这时我正好从他车厢经过，他叫我进来笑着说：“我一听说农民瞒产就高兴。藏粮于民，好啊!”接着他又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主席是个具有真知灼见又很有心计的人。在视察麦田时，他有时用手丈量麦垅之间的距离，有时抓住一个麦穗比试一下长度。一次，我指着一块麦田小声问：“这块地麦子好，一亩能打800斤吗?”主席摆摆手说：“600斤是可能的。”这时，主席发现远处一片麦田说：“这块地可能收回种子所剩无几了。”我问其由，主席说：“人勤地不懒吆，你看，这片地在地头，犁得也浅了，根也没扎深，又缺肥缺水。”主席又告诫我们说：“不应忽视地边、地头地，这些地加起来数字可不小啊!”毛主席对农作物有着特殊的兴趣，每当专列进入皖南、江苏、上海、浙江及两湖，看到各色农作物色彩纷呈，生机盎然的景象，主席便情不自禁地给我们这些北方人指点着，给我们介绍农作物的名称，什么红花草、肥田萝卜及它们的作用，又介绍哪些地区长两季稻啦，哪些地区只能长一季稻，但可再种杂粮，等等。有时他还有意考一下我们对农村、庄稼和树木等方面的知识。主席还给我们讲南、北方的差异，讲为什么江南每人只有几分地就够吃，而北方有的地方每人平均几亩田还不够吃的原因。主席的这些亲切教诲，使我增长了不少农业知识。
我们也见过主席对农作物陶醉的情景，一次在上海。在由锦江回郊区住地的路上，见到一大片绿油油、肥沃的菜地，主席立刻走下车来，脸上充满欣默、赞叹的表情，像观赏一块翠玉似的。当前边又出现一大块盛开着黄花的油菜田时，他兴致更浓了，笑着说：“这里的油菜长势好，这么高啊!”边说进走进地里。
主席还关心“水上人家”的疾苦。1960年在广州视察，我们陪他沿江散步。看着江面上穿梭往来的小船，主席问当地领导：“水上人家有多少已搬到岸上住了?还有多少没搬?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回答说：“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家已搬上岸，估计几年后可以解决。”主席又对大家说：“渔民一年四季生活在狭窄的船上，够苦的了。”接着又介绍为什么渔家小孩身上都拴有木鼓、竹筒等漂浮物的道理。
出于对农业的关心，主席对气象也报关心。有一年北方麦子刚割过，他在办公室看文件，听到雨声，高兴地问：“下雨了?”我们做了肯定地同答后，他又说：“有钱难买五月早，六月连阴吃饱饭。”还有一年冬季，一天大雪之后我去看主席。主席刚起床，站在窗前正望着一片银装素裹的雪景。他见我进来说：“这雪下得好啊!你去了解一下这场雪下到哪里了?有多大的面积?”我立即到值班室给汪东兴打了电话。一会功夫，回了电话，说东北，华北都下了大雪，这场雪一直下到武汉。主席听了高兴得连声说：“好，好，种小麦的地区都下雪了。”
为真正了解下面的实情，主席历来主张大兴调查之风。他除自己下去外，还曾派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等组织调查组下乡调查，并要求中央、省市领导下基层调查研究。他对调查材料十分重视，随到随看。中央领导同志下去后，大都是让秘书用电话把调查材料传到主席这边来的。为此，我不知为主席抄录了多少份这样的调查报告。其中谭震林同志的报告就是这样传到杭州主席住地的。除此之外，主席还常派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乡或以探求的方式为他做各种题材的调查，我就为他老人家做过一些调查。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召开了中南、西南、华东地区的“三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工作条例，这就是在大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历史性文件。
三、走到工人中问
主席对工业建设也给以极大的关注。在北京，曾多次参观过各种工业展览会，也抓时机去工厂了解情况。
1959年，他曾参现了天津的工业展览会和街道工业的展览，并在一个礼堂接见了各级领导班子的代表和群众代表，对大家鼓舞很大。主席还去安徽马鞍山钢铁厂参观，仔细看了生产过程，与干部工人交谈，了解生产形势及他们生活的情况。
毛主席去工厂参观，总是希望能维持正常的秩序，以确保生产任务。因他受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爱戴，当他出现在工人之中时，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就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
有一次主席提出到工厂参观。事前叶子龙、李银桥等与当地领导商量，为让主席能多看看，希望工人各自坚守岗位，保持正常秩序。这样，主席能多看，多问，同时工人同志们也都可以见到主席了。那天，主席走进车间，工人个个露出幸福的微笑，尽管各自操作着机床，但心已不在机床上。主席走了几个机床，便停在一个机床旁，边看边与工人交谈，这时，其他机床的工人蜂涌而至，围拢在主席身边，争相与主席握手，欢呼雀跃，生产秩序一下子乱了，厂干部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主席微笑着同每个伸过来手的工人握手。我们随行人员既激动又狼狈。李银桥的一只脚被挤到车床边的一个油桶里，鞋上、裤上沾满了油，摄影师候波的一只袜子被踩破了。她与李银桥还开玩笑地说：“你占便宜了，人家没向你要油票算是开恩了!”逗得大家直笑。
有一年五一节，主席在上海，他想和工人一起过节，市委安排到齿轮厂，但没给工厂打招呼。
为减少车辆，随行人员都挤在几辆小车里，我占了年龄小的便宜，挤在主席的车里。车子进厂后，便停在一个简易工棚外，工棚里传出一女同志讲话的声音，估计里面正召开“五一”庆祝会。大家见几辆小车开来，好奇地向外张望，女同志不知发生了何事，中止了讲话也向外看。当工人们发现是毛主席来到时，会场一下沸腾了，爆发出“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并纷纷上前与毛主席握手。主席在市委负责人的引领下，走上讲台坐下，我们和工人一起坐自在台下小凳上。由于事情发生的突然，讲话的女同志过于激动，不知所措，只是看着主席发笑。主席微笑着向她示意继续讲下去。她操着上海话说：“阿拉(我)见了毛主席，港(讲)也港(讲)勿出来了。”她一开腔，台上台下一片欢笑，又是一阵欢呼声。台下许多工人又站起来看毛主席，不肯坐下。主席不停地招手致意，请大家坐下来，这场面持续了许久才恢复正常发言。主席认真地听着工人的发言，脸上露出微笑。
四、悄然走进军营
在外地视察，如有机会，主席总是想多走走，多看看。除工厂、农村，对兵营也十分关心。
一次，专列停在浙江金华一个支线上。他想去附近一个驻军看看，强调不预先通知，来个“突然袭击”。
当主席的车进到驻军院子时，部队的两位师首长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忙从办公室出来，一看是主席来了，立刻呆住了，两人又惊又害，十分激动。稍定，才说：“主席好。请主席到我们办公室去吧。”
主席亲切地同他们握手，便问：“办公室里还有谁啊?”
“就我们两个。”
主席含笑又幽默地说：“你们两个我不是都看见了吗?你们领我去看看战士们吧!”
两位首长领着主席朝后边的小门走去，说这条路离连队近些。但一到那儿，才发现这小柴门已经被粗铁丝缠上封死了。两位首长想返回走另一条路，又怕太远，怕主席受累，正犹豫着急时，跟随主席的警卫科长孙勇急中生智，走上前用两只有力的大手，把铁丝一圈一圈拧开了，主席和大家佩服地哈哈笑了，两位首长也松了口气。
到了营房，主席进了一个班的宿舍，战士们正在学习。他们见毛主席突然出现，个个惊讶，激动异常，满脸红润，又有几分腼腆，他们只顾站起来向主席微笑。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问他们都是哪里人，战士们一一作答。这个班大部分是浙江籍人，只有一个湖南人。主席听后开玩笑地说，“你们可别欺侮他一个外乡人啊!”逗得大家都笑了。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会的。”接着主席又问：“一个月发几块钱?一战士回答后，主席说：“别都花完了，若家里有困难。还可给家寄一点去。”战士们憨厚地笑着说：“是的，是的。”主席还问：“你们还发什么?衬衣衬裤都发吗?牙刷、牙膏发不发?” 战士们都抢着做了肯定的回答。
这时。主席环顾了一下整洁的宿舍，视线落在一排枪架上。他向前走了两步，像考难题似地问：“擦枪用的布发不发?”战士们笑着说：“发，发。”
我这时站在宿舍门边。外面的战士发觉有外人来访，好奇地问我：“谁来了?”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说：“是毛主席来看你们来了!”他们不信，说：“别开玩笑了! 别骗人了!”我们就闪开身子，指着屋里说： “你们看!”他们跷起脚往里一望，转身拔腿就往自己的宿舍跑，边跑边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顿时，各宿舍的战士都出来了。当许多战士赶来看主席时，主席正好出来向战士们招手，并与离得近的战士握手，问话。部队首长还没来得及把战士集合起来，主席已向大家告别，离开了营区。
这是一次非常自然、亲切的会见，没给部队添负担，大家都很轻松、愉快。
（杨复沛、吴一虹主编：《从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机要人员的回忆》，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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