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学期上第一堂世界上古史课。
　　 全体同学们的热烈掌声，把周谷城教授送上了讲台。
　　 教室里立即变得鸦雀无声。百把双眼睛像一道道探索的灯光，齐聚在周谷城教授的身上；百把对耳朵，似乎也显得特别地长了些。

　　 周先生答应我们讲与毛主席会见的事了，特别是这一次到杭州去的召见。
　　 周先生容光焕发地走上了讲台。他还未曾开口，就在讲台上拿起了一支粉笔，从容不迫地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大字：“大”和“小”。
　　 这一情景，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他在新年里所赠给我们的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周先生写好后回过头来，开始用抑扬顿挫的声音，慢条斯理的语调，开口说道：
　　 “主席很好！身体很健康！工作起来生龙活虎！”
　　 教室里立即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好像要把整个教室震塌了似的。

　　 “主席和我曾经是同事：大革命的时代，我曾在主席的感召下，做过农民运动的工作。主席常邀我去会见，这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工作，而仅仅是因为我与主席有过这么一段故情而已。我平时不愿谈这方面的事：一则谈起来自己感到惭愧，二则害怕别人会说我周某某造谣撞骗。你们也不要这样啊！不要到处在外面进行宣传：说什么连夜把我们的周某某用飞机载到杭州去会见毛主席。切不要这样讲啊，这是很不好的！”

　　 周先生一本正经地讲了上面一段开场白以后，开始把话锋转入正题。

　　 “主席很谦逊。我们和他在一起，像和老同事们在一起一样，一点儿感不到有什么特别，一点儿感不到有什么拘谨。我们一块儿说笑，一块儿抽烟，一块儿吃饭。主席说话，总是谈笑风生的。主席说：‘一个人有没有架子，不要自己来鉴定：说我没有架子了。如果群众说你没有架子，那你才算真正的没有架子了。'这说得多对呀！譬如下放干部，他是不是真正的放下了干部的架子，自己说放下了不能算数，应当让群众来作鉴定。

　　 “主席只要看到旁人有一点点儿成绩，总是给人以极大地鼓励。譬如在一次会议上，我说了一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话，主席连忙说：‘这句话说得很好啊！'以后先在《人民日报》今年元旦社论里第一次提到，第二次索性以这句话作为题目，专门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主席在鼓励人哪！”

　　 周先生讲到这里，声音显得特别地低沉，好像在记忆的追捕中，一丝一缕地抽引出来一样。教室里显得更静寂了，同学们显得更专心一志了。他们哪里肯放弃有关领袖事情的一字一句呢？！他们多么想了解自己的伟大领袖啊！多么如饥似渴地想听到关于毛主席的一些事情啊！虽然没有机会像周先生那样能亲眼看到毛主席，但即使能听到一些有关他的事情也好呀！周先生好像特别了解同学们的心情似的，继续娓娓动听地说下去道：

　　 “主席很好学。他念了一本书又一本书。但是，主席的念书，并不是为了念书而念书，主席的念书是为了中国的革命，是为了中国六万万劳动人民。主席说：‘工业比较好搞，农业比较难搞。'因此，主席为了中国的五万万农民兄弟，就啃了一本土壤学又一本土壤学。主席年岁这么大了，每天还要念两个小时的英文。主席因为好学，当然也就博学。他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出色的历史学家。他讲起历史来，古今中外，头头是道，连我这个所谓全国闻名的历史学家，在他的面前，也只得认输。那天深夜，主席指着一棵植物，问一位生物学家（系指一起召见而同去杭州的谈家桢教授）：'这些叶片在吸收了土壤的水份以后，内含有百分之几的养份？'主席问着，我心里暗暗地为我的朋友着急。但是主席是不会给
人难堪的。因为主席的讲话，即使谈学问，也是谈笑风生的。”

　　 周先生一边说着，一边情不自禁地呵呵呵笑了起来。
　　 “主席给我的总体印象，概括起来，就是这两个字——”
　　 周先生一边下结论似地说着，一边指着最初在黑板上写的两个粉笔字：“大”和“小”。然后进一步作解释说：
　　 “每次接受毛主席的召见，我总感到自己的渺小。虽然几十年来，我写了几百万字的书，在外面说起来，周某某是个大教授、大学者，不仅写了《中国通史》，还写了由中国学者第一个写的《世界通史》，还有哲学、美学、逻辑等等方面的著作，好像很了不起。但主席就不同了。主席想到的，就是中国，就是中国六万万人民。主席终日盘算着的是中国缺少那些东西，需要弄起来，或者从外国买进来；中国有哪一些是多余的，可直接推销到国外去。总之，一言以蔽之，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就是中国六万万人民的这个‘大数目的大'字。每次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每次就感到自己的惭愧，自己的渺小。要做的工作那么地多，但自己却并不争气，做得那么地少，又那么地不好。像主席那样的人，任何知识都会在他的身上，发生很大的作用。因为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啊！”

　　 周先生从黑板上写上“大”与“小”这两个字开始，最后谈到“大”与“小”这两个字结束，娓娓谈来，竟然谈得那么地完整，那么地紧扣中心。

　　 这是一篇旧文。实录1958年3月4日周谷城教授谈毛泽东主席的一次召见。写成于讲话后的当日。谈的是这一年1月6日的晚上，毛泽东主席特地从杭州派出自己的专机，飞抵上海的江湾机场，连夜召接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到杭州去会见。文章写后，即于次日呈请周谷城教授进行审读。先生读后说： 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但目前不要拿出去发表！自己留个纪念吧！ 我遵其嘱，直保留至今天。先生仙逝至今已3年多了，为了纪念他，并纪念毛泽东主席，今天便将其公开发表。

　　 （摘自《中华读书报》　作者：章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