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主席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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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同志长期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过程。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实可靠的材料撰写了《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披露了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以及在那段时期，毛泽东主席的一些言行。

——编者

从孔夫子、资本主义到马列主义

毛主席曾说，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吃肉风波

毛主席是最认真的人。我对他讲的话，交办的事，丝毫不敢怠慢。在转战陕北时，有一次，贺老总送给我们一些腊鱼、腊肉。有一天吃饭时，我让炊事员做了一些给毛主席吃。当时，我和周副主席、彭德怀在另一个食堂的桌子上吃饭，我们也有腊鱼、腊肉。刚开饭，毛主席就叫我过去，他狠批了我一顿。我回来后告诉了周副主席、彭德怀，说毛主席批评吃鱼吃肉了。

这时他们已经吃完饭。周副主席说：你刚才吃饭前怎么不讲，你应该有先知先觉，在毛主席批评前说出来。现在我们都吃完了，腊鱼、腊肉很好吃，我们还嫌不够呢。

周副主席让我赶紧把饭吃完，并说还给我留着两块肉哩。当时，我吃肉时，那个难受的滋味，就别提了。

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

毛主席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当时有人回答：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实际上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当时还在当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

毛主席强调说：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正打胡宗南，很紧张，毛主席疲劳过度，手抖得厉害，拿不住笔，《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就是由毛主席口述，由别人记录的，后来毛主席亲自修改完稿。

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看法

关于阿尔巴尼亚，那时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还比较好。“文化大革命”中，曾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过一个电报，称他们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那个电报的内容，当时毛主席不知道。他知道后说：阿尔巴尼亚怎么成了明灯呢？它各方面都不行。工业、农业生产都不好，中央的领导人也不团结，他们是极左的。

当时毛主席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看法是心中有数的。

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

毛主席的专列1971年8月27日夜间抵达湖南长沙。到达长沙的当晚，毛主席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

毛主席对华国锋、卜占亚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中国共产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

毛主席扳着手指算着，讲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

他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指井冈山斗争时期——作者注）。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可以当师长。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就不行，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陈毅他们，但接到了萧克。回到井冈山时，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冈，我们在宁冈会师。他们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又让我当上了党代表。王明他们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夺中央的权四年之久，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他们讲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也讲不断革命，马克思也讲过要不断革命。我们讲不断革命是有阶段的，我们首先进行了民主革命，而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叫作不断革命论。李立三、王明他们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就是全国胜利。可是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民主革命，1949年才到了北京，还没有宣布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只是说这是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赎买政策实际上是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资本家他们要进行生产，没有原料，我们供给他们原料，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归我们国家收买。比如你要织布，你没有棉花，不准许资本家自己到处去买棉花，我们供给你棉花，你织出来的布也不准自己随便卖，要由国家收买。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们这样做了几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官僚资本占80％，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主。怕他们干什么？过了几年，他们还不是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了嘛！其实他们是表面拥护，心里是假的，假的也好嘛。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毛主席历来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讲政策的，是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的行动的。

毛主席肯定地说：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

毛主席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并带着我们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

唱完歌后，毛主席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作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得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毛主席接着说：我这个人不大着急，在井冈山的时候，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着急，开除就开除吧！后来，在闽西的时候，把我下放了。我想下放就下放。你下放我，我就做群众工作嘛。开除我的党籍，有的同志想不通，要报告中央。我给他们说，开除党籍就开除嘛，还报告中央干什么。在湘赣边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我看到他们讲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原因是说我讲了一句错活，叫做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得胜利呢？

毛主席讲到这里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主席叫吴旭君、张玉凤来，一起唱这首歌。当我们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

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我们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不大。

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主席说：停！等一等，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带部队，你当过排长、连长，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就了不得了。

那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连长，确实“不得了”，全村的人都要去看你，去拜访你的。

当我们唱到“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好像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当唱到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条问题大。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不得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有打人的。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

我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主席要求我们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重唱一遍。

重新唱完这句后，毛主席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特别是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要做到步调一致，经常商量商量，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有军阀作风的一定要坚决克服掉。

什么“四个伟大”，讨嫌！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我记得毛主席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还有一次，可能是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主席不同意，他让我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我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我到钓鱼台找了陈伯达、姚文元，让他们按毛主席的意见圈掉了。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