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恕焕 毛泽东认为，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毛泽东人生观的核心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是毛泽东首次提出来的。 1932年，毛泽东在为中央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党的各级组织要欢迎“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 毛泽东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人生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13]“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宗旨，同时也是对无产阶级人生观、人生目的的高度概括。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光辉思想，他对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和目的的人生观，也进行了许多论述。1905年，他在谈到无产阶级文艺为谁服务时指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4]1920年5月，他在《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中提出：“我们将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克服那种认为劳动是一种羞事，凡是劳动都理应按一定准则付给报酬的习惯看法。我们要努力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15]列宁提出了“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第一次把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具体为一个人的行为准则，落实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上，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人民联系起来，反对人人为自己的剥削阶级利己主义人生观，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人生观理论。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把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人生目的精辟地概括为“为人民服务”，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本质和历史使命的客观要求，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和列宁提出的“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人生观的发展，深刻地阐明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深刻地阐述了为人民服务思想，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密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毛泽东一再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唯一宗旨。”他还说：“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1944年，他在讲到人民军队的宗旨时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16]毛泽东反复阐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因为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目的，一切工作努力服务的对象，此外没有第二个目的，也没有第二个对象。这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由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措施，都应该符合人民的利益，都必须使劳动人民从中得到好处。党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没有别的，就在于为人民服务，在于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离开这个根本宗旨，党就会变质、变色。共产党人如果不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准则，作为人生目的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尽心竭力为人民办事，而去追求个人的权力、地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贪污腐化，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去，这就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无心无意或假心假意。二是一切言行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任何时候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为人民谋利益。三是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时，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四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 毛泽东不仅从总体上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而且还特别注意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不断地从生活中发现和树立一个又一个典型和榜样，进而具体地揭示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内涵，使之具体化、典型化和形象化。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徐特立同志六十岁生日的贺信》中，高度赞扬徐老一贯保持充沛的革命热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信中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你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满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脏脏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的。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为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1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所提出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宗旨，可以具体化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要衡量一个人是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以具体地从他对待革命、对待工作、对待他人的态度中加以测定。 毛泽东在评价吴玉章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时，提出一个重要标准。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1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把能否坚持一贯做有益于人民的事，一贯为人民服务，当作衡量一个人想问题、做事情是否以人民的利益为言行的宗旨的标准。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指出：“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作，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情。……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号召我们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老红军侯登科，从长征时就当马夫，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他喂的三匹牲口始终膘肥体壮，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毛泽东在长征中和转战陕北期间骑的那匹老青马，就是侯登科喂养的。1948年冬天，年近六旬的侯登科由于劳累成疾，医治无效，在西柏坡病故了。他的后事办得很认真，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亲自主持了追悼会，朱德总司令参加追悼会并讲了话，还为他送葬。当时正是三大战役的最紧张时刻，毛泽东日夜筹划指挥各个战场，为了不干扰他的工作，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过些时再向他报告侯登科去世的消息。后来，当毛泽东得知侯登科已病故有些日子了，生气地责问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当时不告诉他，并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老侯干了一辈子革命，就当了一辈子马夫，他从来都没有不安心过，从来也没有看不起自己当马夫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要号召大家向老侯同志学习，干一行，爱一行，全心全意地做好本职工作。”[20]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学习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他们看作是革命者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化身和榜样，培育了一代代的新人。 毛泽东不仅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一个又一个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而且自己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在实践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卓绝斗争中，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鞠躬尽瘁，彻底地为人民谋利益。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毛泽东不仅贡献了非凡的聪明才智和全部精力，而且在他的影响下，他一家6位亲人，包括爱妻杨开慧、爱子毛岸英、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妹妹毛泽健、侄儿毛楚雄，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建国后，在抗美援朝中，他率先垂范，将爱子毛岸英送上朝鲜战场。后来，当他知道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时，他在吃惊之余缓缓地说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21] 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豁达胸怀，气贯长虹，感人至深。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伟大胆识的革命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敢于斗争，不怕困难，不畏强暴，具有勇往直前的伟大气魄。例如，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揭露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的阴谋，毛泽东不顾一身安危，毅然决然亲赴重庆参加谈判，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拥有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依据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反动派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必然会被消灭的腐朽力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科学论断，以辩证的观点论述了“纸老虎”和“铁老虎”的关系，精辟地指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并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用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用飞机加大炮武装起来的800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50年，美帝国主义按其对社会主义的“遏制战略”，蓄意挑起朝鲜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危及整个朝鲜共和国，妄图将新中国扼死于摇篮。毛泽东依据朝鲜的领导人和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坚持和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审时度势，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战局的发展作出科学的预见。他指出，如美军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22]那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新中国立足未稳，百废待兴，困难很大，出兵打仗能否行?敢不敢同先进技术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决一雌雄?朝鲜战争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不少人心中有着种种怀疑和忧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当时下决心出兵打这场战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并不是没有风险的。但是，毛泽东不怕风险，他以非凡的胆略和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毅然做出了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决策。正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以彭德怀为司令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后，不仅站住了脚，而且很快地赢得了第一、第二、第三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的战局，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并肩战斗下，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斗争，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它狠狠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嚣张气焰，粉碎了那种所谓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这是美国历史上一次真正的失败，说“是在一次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还教育、鼓舞了中国人民，提高了全国人民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政治觉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同时也鼓舞了世界革命人民对于反动派进行的英勇斗争。 毛泽东具有卓越的智慧和深邃的洞察力，大无畏的挑战精神和刚强意志，非凡的精力，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的这种敢于“藐视一切敌人和困难”的豪迈气概，为人民利益而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新的世纪，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仍然是充满艰难曲折的。许多严峻的挑战还在等待着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还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严重挫折，面临严峻的考验。在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很多困难，有待我们去克服。国际上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颠覆、和平演变，有待我们去抵御、挫败。在这种伟大使命和严峻考验面前，我们一定要学习毛泽东那种敢于藐视敌人的伟大气魄，勇于战胜千难万险的坚定意志，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毛泽东经历磨难而不衰，受委屈而忠贞不渝，一心想着人民，一心为了人民。他从1927年带领队伍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到1932年的宁都会议，受到了多次的打击、排斥，同“左”倾路线进行过多次回合的艰难斗争。先是同当时湖南省委的斗争。他们一再来信，来人批评毛泽东“右倾保守”。以后是同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斗争。他们提出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一再命令红军攻打大城市，实现一省几省的道路胜利，批评毛泽东的边界武装割据是“保守观念”，是“失败主义”的表现。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落选前委书记，迫使他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但他的心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军队、根据地和人民，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革命的前途。他带病办农民夜校，经常走家串户，搞调查研究，宣传土地改革的意义。后业，他又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党和军队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并领导了根据地人民取得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再是同王明“左”倾路线作斗争。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对毛泽东进行多次无情打击，采取削弱以至取消他工作权限的手段，剥夺他的发言权，不让他为革命工作。1931年11月，在赣南根据地党的代表大会上，撤消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随着赣南会议撤消了红一军团机构，实际上也撤消了他红一军团政委的职务。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会议，即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会上又发起一次对毛泽东的攻击，加上“右倾保守”、“不服从中央”、“狭隘经验论”等种种罪名，把他在军队中原来所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消了。毛泽东的两个弟弟和贺子珍的一家人，也受到牵连，受到打击。他的大弟毛泽民挨了批判；二弟毛泽覃被列为所谓罗明路线反革命小集团“四首领”之一，受到残酷迫害，所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职务被撤消了；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的职务，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后留校当普通教员；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毛泽覃的爱人)，当时是瑞金县委的组织部副部长，也被撤职。毛泽东在这种艰难情况下，并没有消沉和颓丧，并没有屈服，仍然坚持革命，仍然一心想着革命，一心想着人民，操心根据地的安危，红军的前途，日夜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努力想办法挽回局面。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在这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革命为重，不顾个人的委屈，不计个人的恩怨，多次向中央军委建议，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改变行军路线，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在长征途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同政治局的同志、中央军委的成员一个个地谈话，反复做王稼祥、张闻天的工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由于毛泽东的努力准备和艰苦工作，团结了多数同志，1935年1月召开的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向，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崎岖不平的。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到他个人的这段历史时说：“我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消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也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进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23]他在讲话中还指出：“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消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24]这说明一个革命者要经得起挫折、逆境、冤枉的考验，受委曲而不消极，受冤枉而忠贞不渝，经历磨难而不颓丧，千锤百炼而更坚强，始终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不变。毛泽东心地无私，以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冤枉和委屈，任何时候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崇高革命风范，是全党的范例和榜样。 毛泽东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对党内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多次提出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很重视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著名论文，把它列为整党文献，“引为鉴戒”。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向全党提出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1949年3月23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5]这就是说，要接受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进城以后不能腐化，要警惕骄傲情绪，功臣自居和贪图享乐情绪的出现，要防止腐败现象的滋长，要保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不谋个人的任何私利，不脱离人民群众。毛泽东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建国初期，毛泽东的一些亲朋故旧纷纷投书北京，要求他帮助解决问题，有的要求他帮助调入北京安置工作，有的要求他出面介绍工作。对此，毛泽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博大胸怀，断然抛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一“任人唯亲”的历史陈规，模范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带头遵守人事制度，一一劝阻，婉言谢绝。1949年毛泽东刚进京便收到杨开慧之兄杨开智的信，提出希望能在北京安排工作。同年10月9日，毛泽东回信希望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26]毛泽东又写信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嘱以“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27]全国解放初期，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开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外祖家的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这份名单后来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在上面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这以后，毛泽东外祖家的亲人又陆续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些信，他都以“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不宜由我推荐”、“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等等婉言谢绝，没有一人特殊照顾。1949年10月，毛岸英的表舅向立三在来信中谈到他的另一位亲戚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位置”。毛岸英在复信中拒绝帮亲戚谋位置时写道：“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28]毛岸英的信，感人至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伟大品格和以廉为政的深谋远志。 早在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6人访问延安，黄炎培曾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跳出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当时根据我们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充满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认为依靠人民民主，必将打破“这周期率”。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执政后，会不会腐化变质?如何防腐蚀，如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如何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脱离群众?这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他对党内会不会发生腐败现象，是非常之警惕的。他多次向全党敲响警钟，要注意防腐拒蚀，反对腐败现象的斗争。一发现苗头，就决不放过。当毛泽东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察觉到“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败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就在1951年底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他亲自督办，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进行“三反”斗争，下决心果断地处决了曾经是人民功臣，而后却成为新社会蛀虫和人民罪人的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坚持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在公审刘、张大会召开之前，有的同志要求向毛泽东说说，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可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29]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更是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们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反腐败和为人民，是毛泽东所思考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对人民挚热的爱，对一切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因为，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和官僚主义作风等这些腐败现象，同党的宗旨是根本对立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党就会走向灭亡，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我们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要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对党的腐蚀，就要同一切消极的腐败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不断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毛泽东倡导、阐述和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宗旨付诸实施的要求。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30]这就是对我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概括。 毛泽东常常把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与水的关系。鱼离不开水，鱼没有水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是密切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这是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严重问题。党离不开人民群众。党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监督，就会失去力量的源泉，就会腐败变质而失去生命力。共产党员一旦脱离群众，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因此，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共产党人只有扎根于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着心，才能克服千难万险，立于不败之地。 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所包括的内容，很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关心群众疾苦。随时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疾苦，这是贯彻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加强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条件。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回答“为什么要革命”时，其中就讲到“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的幸福”。[31]革命就是为了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改善生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自由、幸福。广大人民群众，也只有从切身利益切身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革命是自己的事业，才能积极地参加到革命的斗争中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下，毛泽东十分关心群众生活。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32]毛泽东强调，在革命根据地，不仅土地问题、劳动问题，要关心、要解决，柴米油盐问题、房子问题、穿衣问题、婚姻问题、饮水问题、修桥补路问题，都要真心实地意帮助解决，“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33]毛泽东在陕北期间，非常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十分关心群众疾苦。1942年8月，一天下大雨，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被劈断了，出席会议的延川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死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耳里，他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泽东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20万担(每担300斤)减到16万担，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不注重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建国后，毛泽东肩负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重任，为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日理万机，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他对治理我国的大江大河一直非常重视，而且对黄河、长江亲自作过考察和认真的全面调查研究，曾设想把长江的水引入黄河，解决西北、华北的缺水问题；提出引黄河之水入山西到北京，还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变水害为水利，以利于解决人民群众用水、灌溉、舟楫、发电。1950年7、8月间，安徽、河南发大水，百年不遇，淹得很厉害。当地农民躲避不及，爬到屋顶上、树上，有的掉下来淹死，有的在树上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了这段报告非常难过，他哭了。从7月20日至8月31日一个多月内，毛泽东连写了三个批示给周恩来总理，下决心“一定要把淮河治好”。那时刚刚建国不久，国家还很穷，但为了解决人民的苦难，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他下决心根治淮河。 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他非常重视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1955年12月，他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和“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1956年2月1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制定了消灭血吸虫病的部署。195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 解放前，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蔓延，涉及12省的350多个县，患病人数1000多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一亿以上。江西余江县是一个重灾疫区，那里有一座天然红石山叫狮子岩(旧名洪红岩)，座落在白塔河中游，阻碍河水流向余江。明朝嘉靖年间，“知县肖时中及倡首监生夏继贤，凿洪岩岭通河水，开圳数十余条”，是为官圳。由于官圳岁久淤塞，圳窄水臭，杂草丛生，适宜钉螺繁衍，从而形成血吸虫病泛滥的疫区。解放前，血吸虫感染到哪里，人就死在哪里。暂时侥幸活着的，也一个个被折磨得肚如鼓，骨如柴，男不生，女不孕。仅解放前30年，余江全县死于此病的达25000人，毁村42个，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死坟堆”、“寡妇村”。对于狮子岩一带“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群众疾苦，毛泽东忧心如焚，极为关注。1951年3月，他派血防人员到余江县调查，首次确认为血吸虫流行的县。1953年4月，他又派医生驻余江县马岗乡进行防治血吸虫病的重点实验研究。1956年，他指示中央血防9人小组和国务院卫生部两次派专家考察组到余江县考察血防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余江人民掀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辞辛苦，排除万难，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经过1955年到1958年短短4年的努力，取得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胜利。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经过》和《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的社论。毛泽东读了这篇激动人心的报道，极为兴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浮想连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七律二首。[34] 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诗中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形象地描写了疫区人民长期遭受深重灾难的悲惨情景；“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热情地歌颂了中华大地和人民改天换地战胜瘟神的新面貌。 毛泽东和群众血肉相关，心心相连。他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但又视自己为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与其他人员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之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向平等对待，对他们的政治、工作、学习、生活极为关心。为了帮助他身边的卫士和警卫人员学习文化，他用自己的稿费在中南海办了一所业余学校，学习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物理等6门课，他还替每个战士买了书包、课本、作业本等一切学习用品，购买各种体育锻炼的器械。他亲自出面请老师，还亲自讲过课，帮助卫士批改作业。毛泽东不仅热情、耐心帮助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学习，而且还关心他们的婚嫁问题，家庭生活上的困难。 其次，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心连心。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人来自人民群众，不是为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必须与人民群众共甘苦，一时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1931年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当时，他和贺子珍住在群众家里，与老百姓是屋连着屋。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常到他们家来串门、聊天。毛泽东从天时地利、风土人情到年成好坏，他都想听，而且听得津津有味。他还详细了解这里进行土改的情况，群众对分田政策的意见。每到星期天，毛泽东尽管工作很忙，仍然尽量抽时间参加“礼拜天”的活动。他经常戴着当地群众最常用的斗笠，到烈军属的田里干活。犁田、除草、割禾，各种农活他都参加干。毛泽东还常常教贺子珍做群众工作，说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到三条：同群众打成一片，劳动在一块，吃苦在一块。在漫漫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尊重老同志，关心女同志，关心群众的疾苦，同人民群众心连心。1934年冬，红军到了贵州边远山区剑河县附近一个苗族村寨时，看到一位60多岁的苗族老妈妈，身着单衣，怀中搂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小男孩，倒在路旁，瑟瑟发抖，已经气息奄奄。许多红军战士围在她身旁问长问短。这时，毛泽东来到这位老妈妈身边。身旁的战士告诉他，这老妈妈一年劳动收的粮食全被地主逼租要债逼走，儿子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当兵，全家人没法活了，就和儿媳四处讨饭，冻饿交加，跌倒在这里……。当时，红军的物质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但毛泽东立即拿出自己的干粮给老妈妈和小孩吃，然后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亲手披在老妈妈身上，战士也拿出两袋大米和一床垫单，一起送给了老妈妈。老妈妈吃了一点干粮，勉强坐了起来，伸出冻僵了的双手合在胸前，打着苗语，并拉着小孙子磕头。毛泽东很快拉住小孩，心情沉重地弯下腰去，捧起小孩面黄肌瘦的小脸，端详了一会，又蹲下去亲切地对老妈妈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军队。”说着，亲手将老妈妈搀起来，又用老妈妈的竹棍将粮袋插好，好叫老妈妈和她的孙子抬着走。毛泽东看着老妈妈和孙子抬着米朝家慢慢走去时，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对周围的指战员说：“我们从这位老妈妈身上看到的，决不是她一家的遭遇，而是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缩影。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地步!祖国和人民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水深火热之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解救出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 毛泽东最坚信人民的力量。他说过：“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35]历史早已证明这一真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在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心连心，密切联系群众，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克服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全国解放后，各方面条件比过去战争年代要好多了。但是毛泽东进城后仍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他睡木板床，用的毛巾被和内衣补了又补，饮食一直是粗茶淡饭，粗粮为主，里面常常要掺上小米或黑豆或山芋头，用竹木筷子而不用贵重的象牙筷子。他的一件睡衣穿了十多年，一共打了73个补丁，他的皮鞋和拖鞋补了又补，一直补到不能再补。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快瑞士手表。从那时起，一直戴到去世。在三年困难的日子里，有时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一种野菜)或炒菠菜，与人民共同渡过困难。在国家最困难的岁月里，毛泽东整整7个月没有吃过一口猪肉。在他的影响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坚持不吃猪肉。毛泽东为国家、为人民终身工作不息，却从不追求什么个人的享乐。他尤其厌烦宴会，说不能总是山珍海味，既浪费又不实惠。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叫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36]毛泽东喜欢吃红烧猪肉，说是“补补脑子”。打沙家店，他“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三天两夜不出屋，不上床。这一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叫身边的侍卫人员想办法搞碗红烧肉吃。毛泽东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吃饭也没有个钟点，有时连续工作几天几夜，只是吃碗麦片粥，或煮点挂面，或烧几个芋头，有时为了补脑子好工作，要吃顿红烧肉，进城后他仍是保持这个习惯。保健医生多次劝他多吃点富于营养的高级食品，每次都被他拒绝了。毛泽东脑子里想的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怎么享受。他一生都很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风亮节，对时代，对人民，对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再次，体察群言，了解人民大众的要求、呼声和情感。毛泽东从年轻的时代起，就喜欢明代杨淑山诗的“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这两名句，还说头一句难就难“迂事”这两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说第二句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汲取智慧的力量。他还说过：“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37]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察群言”，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紧密联系群众。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他就走出书斋，游学考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活动。在建党初期，他深入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去，调查工人状况，开展工人运动，特别是致力于开展和总结中国农民的革命运动。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临到紧急的时刻，他从1927年1月4日开始下乡，到2月5日，共32天，行程1400多华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广泛接触了群众，研究了群众的呼声，群众的创造，群众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当时农民运动伟大实践经验，热情地赞颂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创造，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党内的右倾错误，驳斥了诬蔑和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提出了正确对待农民运动的意见和发动农民斗争的方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不放过一切机会接触群众，同工人、农民、教师、妇女等各界群众进行交谈，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土地斗争的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城镇、商业、手工业的情况。1930年至1933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正确的斗争策略提供了实际依据。毛泽东在1964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回顾说：土地改革纲领(1933年文件)，我在这前后费了10年功夫。不费10年功夫，是搞不出来的。在大革命时，我办了两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一次，武汉一次，也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但还没有解决。还是以后在兴国和其他地方进行了8个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才解决了问题。这是群众教育我的，说应该这么办。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黄金时期，也是他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跟群众相结合，紧密联系群众的最好时期。比如，一次，陕甘宁边区一位劳动模范与毛泽东谈话。劳动模范心里好奇怪：毛主席怎么啥都知道呀?莫说世界大事，就连延安县有多少巫神，咱乡开了多少地，他都一清二楚呢，哎呀，可真了不起!毛主席的眼睛看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事情呢，他真是啥都操上心了!毛泽东是这样注重农民，他说：“只要把中国农民的事情办好，中国的事情就办好十分之八九!”他和劳动模范一同商议：怎样能使农村的生活过得更美好?这位劳动模范为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这种对人民的亲切、诚恳、和蔼的态度所感动。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和农村有特别深切的了解，有特殊的感情。他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作朋友，同劳动模范交往、亲切谈话，为我们树立了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在建国初期和随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尽管日理万机，工作极其繁忙，仍然多次巡视祖国大江南北，深入到工厂、工地、田间、连队、街道、学校、商店、托儿所、食堂等许多基层单位调查了解情况，同各方面的群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毛泽东为了更多地具体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党的农村各项政策贯彻落实的情况和问题，曾积极鼓励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回乡调查。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亲自给他们讲解调查研究的意义、好处，以及调查什么，怎么调查，等等，还亲自写了“出差守则”。当警卫战士从农村回来后，他又亲自听取和批阅他们的调查报告，详细询问农村各方面的情况，农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并对他们所作的社会调查给予热情赞许。他在听了湖南、湖北两省籍的战士汇报他们家乡的情况后，高兴地说：了解两省6000万人口的情况，用了三个钟头。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他伸出三个指头比喻说：你们见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他建议战士们今后两个月写一次信，了解家里有没有吃的、生产情况和合作化情况。他说：你们每年写四、五封信，回信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他把这种间接进行调查研究，作为自己联系群众、了解实际情况的一种辅助方式。 1960年底，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刻，全国城乡严重缺粮，许多地方出现了浮肿病，有些省份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毛泽东情绪沉郁，忧心如焚。在12月26日这一天，他又找了身边的6位工作人员说：现在全国人民遭了灾难，人民生活困难，我很不放心，你们6人到河南信阳专区去调查研究，了解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不能隐瞒。他们下去半年后回来汇报了真实情况，说大办食堂并不好。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的错误，在1960年3月，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和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向全党着重提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问题，实际上也是倾听群众呼声，不脱离群众的问题。他说，最近几年，我们有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大概是官做大了，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或者不那么认真了，不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不去接触群众和干部，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这是很不好的，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在对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人忙于行政事务工作而不作调查研究、脱离群众的毛病提出批评的同时，也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纠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1961年搞成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1961年1月中旬，毛泽东决定派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搞农村调查，组长分别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毛泽东随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以指导。1961年4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请他为中央起草一通知，建议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应利用会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天至15天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在中央发出这个通知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刘少奇于4月初至5月中旬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县农村进行调查；周恩来于4月28日至5月14日期间，带领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农村蹲点调查；朱德于3月24日至5月5日期间到四川、陕西、河南进行调查；邓小平、彭真率领5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县进行调查；陈云于6月下旬到7月上旬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作调查。在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的基础上，又在1961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召开了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作了重要修改，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了分配上供给制部分的规定，停办了食堂，从而进一步解决了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规模问题、公社内部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解决了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这些都是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要求、呼声、情感和经验的集中反映，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是深刻了解群众，时时、处处、事事都同群众相结合。他的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著作、思想、政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绝不是他一个人头脑中空想出来的。事实上，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在各个时期的情感、要求、呼声和经验的集中反映。向群众学习，调查群众的生活，倾听群众的呼声，吸收群众的经验，这是毛泽东思想、政策的来源。他说过，“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 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38]毛泽东的思想、政策、办法都是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来又回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作宣传解释，贯彻到群众中去，检验它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利益、人民情感的最好的体现者、代表者。他的天才、聪明、智慧是中国人民的天才、聪明、智慧的高度集中的反映。他把人类几千年科学思想结晶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丰富生动的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于中国实际情况之中，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要求和呼声相结合，因此他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能够把广大人民的天才、聪明、智慧高度集中起来，化为自己的天才、聪明和智慧，以指导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在1960年3月一次会议的插话中说：《毛泽东选集》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代价的。这就是说，毛泽东著作是在广大人民群众流血牺牲的伟大斗争中写成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坚持同群众相结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的胜利之本，成功之路。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最根本的问题，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原则，脱离群众，没有很好同群众相结合。 第三，向人民负责，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 毛泽东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向人民负责，为人民的利益而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他曾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39]他还说过：“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40]因为我们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为人民利益可以舍得一切，只要对人民有益的批评意见，理所当然地要虚心采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对人民负责，就应该善于听取批评，接受批评，就必须有勇于改正缺点、修正错误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只有善于接受批评，勇于修正错误，才能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消除自己身上的“病苗”，防止腐败，不断完善自己。毛泽东既是我们党三大作风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三大作风的力行者。他不是一个文过饰非的人，面对工作中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方面，毛泽东仍然是我们党的楷模。 毛泽东重视党外人士的“精兵简政”意见，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了侵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四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连续“扫荡”，实行了“三光政策”，国民党反动派也加强了对解放区的包围封锁，在1941年和1942年的两年内，解放区遭到了极大的困难，部队给养不足，群众的负担也很重。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开幕。米脂县参议会会长李鼎铭先生在会上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其主要内容大致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这一议案提出后，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先生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而毛泽东对这个提案却非常重视。他反复看了这个提案，拿起红笔把重要段落圈了起来，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当“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发言后，毛泽东站起来鼓掌走到台前，深刻地阐述了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上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队伍，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毛泽东还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社论，评论“精兵简政”提案在参议会上获得通过，把它提高到政策的高度来推广实行。在两年多时间里，就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在精兵方面，部队内部精简，裁并了一些机关，一部分人民充实到战斗单位；一部分人员送到学校去学习提高与深造；一些老弱残废人员转到生产战线及地方机关工作。在简政方面，精简了机构，精简了人员，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35个单位减少至22个，边区减少了13000多人的经费粮食预算，边区政府建立了合署办公制度。合署办公前，各厅局共有700来人。合署办公后，只有280来人，占原来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有效地解决了各抗日根据地 “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以坚持持久的抗日战争。 后来，毛泽东把这作为一个成功的经验，借追悼张思德的机会，阐发了一个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十分重要的原则。他深刻地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41]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工作中的错误仍然是勇于承担责任，多作自我批评，在坚持真理当中为人民利益修正错误。 1953年8月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做了自我批评。他说，这次会议上许多同志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得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是虚假数，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得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此外，他还就查田定产、扫盲和失业人员登记工作中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作为中央主席在大庭广众面前这样坦率地解剖自己，不能不使人感动。 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严重的困难，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一次灾难性挫折。毛泽东对所谓“三年大跃进”中政策上的失误，多次作了自我批评，带头承担责任，带领全国人民纠正错误，克服三年困难。1960年12月27日，毛泽东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认为，庐山会议后工作上有所失误。他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像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一平二调’，如果想到了，就不会刮了。同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对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反思。他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灾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作了是很深刻自我批评。他讲到：“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的自我批评是很诚恳的。他还讲到：“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毛泽东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这种态度是很感人的，值得全党同志学习。毛泽东非常推崇鲁迅，认为自己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他说：我喜欢他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要人们相信确实有个时间问题，过了多年之后，再回头看，人们会对毛泽东身上的这种崇高精神产生出敬佩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