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将“空军一号”定为白宫历届总统的专用座机。不少国家的首脑也都有他们的专用座机供其享用。

　　传闻一架苏制里－2飞机，是毛泽东的专用座机，这种传闻其实是不准确的。据我所知，只不过是毛泽东相对地坐这架飞机的次数多些罢了。毛泽东不仅没有专用座机，甚至还失去了坐飞机的“权利”。

　　战争年代，我们没有民用飞机，当然根本谈不上个人专用座机了。进城以后不几年的功夫，为了保证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中央做了一条不公开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限制了毛泽东的“人身自由”。尽管毛泽东喜欢能够“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现代化工具，但面对集体的决定，众人的关心，也只好“忍气吞声”。党的纪律是个人服从组织嘛，他也就将就着坐专列了。

　　我的记忆中，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广东视察期间，提出去武汉游长江，遭到一致的强烈反对，他盛怒之下，不但游了长江，还坚持坐了飞机。从广州到长沙，再至武汉。遗憾得很，毛泽东乘坐的是空军的里－2飞机，而我驾驶的伊尔－14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飞机。

　　毛泽东的“不幸”，就发生在他得胜后从武汉“万里长江横渡”完后，返回北京的途中。

　　那一天，因为我的飞机速度快，先于里－2飞机起飞，一路顺顺利利，按时正点降落在北京的西郊机场。正因为里－2飞机速度慢，跑得慢，待飞到河北的衡水地区，由西北方向压过来的一片雷雨云，此时已经堆积在航线上。飞机只好绕道东行。他们先东进达沧州，再折向北方，经过天津西面的杨村机场，再飞到西郊机场。由于兜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到达西郊机场的时间比预计的到达时间延迟了近一个小时。又由于雷电干扰，联络不通造成地面一片混乱。

　　我降落后，做完飞行之后应该做的工作，正提着旅行包和飞行图囊，准备随机组一道坐汽车回住所。在塔台坐镇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真不愧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高级指挥员，他虽然火烧眉毛似的坐立不安，却注意到了我的行动，见我正往车里钻，便扯着嗓门高声叫起来：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在首都机场

　　“张瑞霭！你不能走！主席的飞机还没落地，你就溜？到塔台上来！我有话问你。”

　　既然司令员下了令我哪还敢走，乖乖地上了塔台，他便非常详细地询问了航线上的天气情况。

　　机场上有几位迎接毛泽东的有关人员，他们开始还相互交谈，兴趣盎然，有的悠闲地开着玩笑。随着飞机着陆时间一分一秒地延迟，人群逐渐沉静直至空气都似乎凝固了的沉闷。他们之中有的不停顿地抬腕看表，有的双目茫然地遥望南面的天际，有的搓着双手来回踱步……个个惊恐不安。直到里－2飞机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大家才一块石头落了地，重新振作起来，欣喜与庆幸写满他们的面孔。寂静的停机坪又响起了喧嚣声。

　　那架载着人们心目中的希望与幸福的飞机轮子刚触地，刘亚楼司令员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冲下塔台，跑到停机坪等候。没等毛泽东走出飞机，他就站在才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

　　“主席呀！吓死我了！我们多为您的安全耽心啊。现在好了，平安无事了。”

　　从此，为禁止毛泽东坐飞机埋下了伏笔，毛泽东便丧失了坐飞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