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生前，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取得了许多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正廉洁、率先垂范 打铁先须自身硬。只有自身清正廉洁者，才能自觉而坚决地反腐败。大量事实说明，在清正廉洁与反腐败斗争上，毛泽东有超人之勇气，真乃古今之罕见，全党之表率！ 在旧社会，当官者，一般都是为了个人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着骄奢淫逸之腐朽生活。即使有清官，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毛泽东的一生，大部为官。但他当官，从来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报国为民、甘作公仆，其清正廉洁，有口皆碑。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就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长征道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毛泽东严令其如数退回。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新中国诞生后，功高盖世的毛泽东，虽已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洁如故，艰苦奋斗依旧，不仅吃穿还是那么省俭，而且在工作上，不分什么昼夜。抗美援朝爆发，毛泽东带头送子参军，不幸老年丧子。女儿上学，不准用公车接送。礼品一律交公。对亲友从不循私。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正因为毛泽东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表率，所以，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 （二）疾恶如仇，亲抓大案 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他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4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璧，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以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肖犯一死，形势大变，陕甘宁边区政风明显好转。红军旅长黄克功，为恋爱而杀人，为整肃军纪，申张正义，爱将如命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都是30年代入党，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青年领导干部。但他们经不起执政之考验，双双成了大贪污犯。毛泽东怒不可遏，不顾劝阻，将他们公审后枪决。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三）建章立制、以法反腐 为了反腐倡廉，毛泽东还十分注重以法反腐。毛泽东一生领导、主持和亲自制定的法律法规有数百件，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法规，就是专为反腐倡廉而制定的。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尚属初创，毛泽东就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又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除追回赃款外，还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罪”。还规定，对因玩忽职守造成严重浪费使国家蒙受损失者，一律依财政部条例予以罚款、警告、撤职以及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不等的监禁。与此同时，建立审计制度，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加强监督管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廉政建设。在延安时期，为加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反腐败斗争，毛泽东又重新颁布了瑞金时期的上述训令。新中国诞生前，为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腐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防腐方针，特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6条规定。建国后，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需要，毛泽东提议要在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政府内设立行政监察机构，还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奖惩条例》、《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央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规定》、《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等一系列法规，阐明了贪污罪的概念，全面系统地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名及量刑标准等，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依据上述法规，在建国前后，清除了贪污腐化分子。纯洁了组织，保卫了革命。 （四）教育为本，思想反腐 腐败有政治腐败、组织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军事腐败、生活腐败、文艺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思想腐败等种种表现形式。思想乃行动之先导，首先有思想腐败，才会有其它腐败。只有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思想道德上，筑起拒腐防变的精神长城，才不会产生其它腐败。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均特别重视思想领域内的反腐倡廉斗争。如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特别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如在和平年代，他更加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2]“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工厂、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3] 至于思想教育的内容，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与党的任务的转换，虽然时有不同，但一些基本的内容，毛泽东始终是十分强调的。其一是一贯强调要对党员干部加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用马列主义武装人们的头脑。这是因为马列主义有鲜明的阶段性和革命性，是无产阶级最革命最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防腐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其二是一贯主张扬善惩恶，用无产阶段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 至于思想教育的方法，毛泽东历来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基本方法之一。这是因为，认真的科学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抵制各种政治灰尘与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至于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毛泽东主张除了平时的个别的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要在党内不断开展整风运动，通过整风，对马列主义来一个集中的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对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来一个集中的清理与认真的整顿。 为了从思想上反腐，毛泽东在实践上做了大量的工作。1929年，他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许多思想，抱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会上，他不仅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而且深刻论述了它们的根源及纠正措施。由于这次会议对旧社会腐朽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进行了一次荡涤污泥浊水式的大扫除，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完全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如，毛泽东一生中领导过多次整党整风运动。1942年至1945年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素质，使全党团结在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确保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又如，新中国诞生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就领导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整风运动。1951年5月1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中心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各级党组织闻风而动，经过半年的整风，普遍提高了怎样做一个执政党的党员的思想认识，并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一些经不起执政考验的腐败分子和严重违纪的党员干部受到了严肃的处理。仅湖南一省就处分了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266人，其中开除党籍的64人，受其他处分的202人。[4] （五）精兵简政、大刀阔斧 1940年前后，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关内出现了严重的人浮于事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妨碍了革命工作。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上，不顾别人劝阻，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向大会郑重提交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提案：坚决主张政府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避免老弱病残滥竽充数；对于机关应实施简政主义，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人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提倡节约廉洁作风。李老先生的建议确系真知卓见，并击中了要害。但是，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现在是战争时期，应该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对李老先生的提议，不仅不支持，甚至怀疑其动机。但是，李老先生提案却得到了毛泽东的理解与坚决支持。毛泽东认为李的提案“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5]在他的支持下，李的提案终被通过。随后边区政府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及时下达了《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实施纲要》。在精兵方面：规定脱产部队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2％，脱产民政人员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1％。简政方面：重点紧缩上层机构的人员充实基层，合署办公，职责分明。随后，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工作。由于直接牵涉到方方面面，阻力大，加上没有经验，故第一次精简虽有成效，但问题仍不少。为了推动这一工作深入开展，毛泽东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深刻论述了精兵简政的意义。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精简，此次精简取得了巨大成就；边区直属单位由35个减少到22个，工作人员由469人减少到了279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精简了96％，只留下了4％；整个边区总共减少了经费、粮食预算人数十万多人[6]。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奇迹般地出现了政简民便、兵精粮足的新局面。为度过困难，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300多年前的明末，因腐败至极，激起了农民大起义。经过18年的浴血奋战，李自成终于在1644年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朝。李自成这个陕北小羊倌一跃成了新朝皇帝。但是，他因经不起胜利与执政的考验，迅速骄傲起来，结果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迫退出北京，不到一年，这位堂堂百万起义大军的统帅，就惨死在湖北一小撮地主民团手中，年仅39岁，昙花一现的大顺朝也随之夭亡，后人无不为之扼腕长叹！ 李自成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深思。1944年，适逢李自成失败300周年忌日，史学家郭沫若，满怀激情，以深邃的目光与犀利的文笔，在重庆公开发表了震聋发馈的史学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即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集团，在胜利面前，千万千万不能骄傲的革命真理。 《甲》文一出，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蒋介石对此大张挞伐，毛泽东对此却欢迎之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立即作了全文转载，同时发表了《防止骄傲自满》的社论，号召人们认真学习《甲》文，深刻吸取历史教训。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下文，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都必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与此同时，延安又出了《甲》文单行本，人手一册，被列入整风文献。在毛泽东的推动下，陕甘宁边区与各革命根据地迅速掀起了学习《甲》文，搞好整风的热潮。 1948年底到1949年春的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失败在即，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望。在这新旧社会更替，中国历史即将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为了迎接胜利，毛泽东及时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对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全面安排之后，特在会上专门谈了防骄破满问题，并向全党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反腐方针。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又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这个崭新的课题，作了认真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体规定，从而为建国后的防腐反腐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七）废除专制，民主反腐 旧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数千年一贯制奴隶与封建专制政体。旧中国的腐败，之所以难以根除，绵延不绝，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植根于这个专制政体。专制政体的特征，就是少数人柄权专政，绝大多数人无权，没有民主，从而在制度上给掌权者为所欲为提供了条件。当腐败至极时，人民被迫起来造反，但是，充满生气的新政权代替旧政权之后，由于依然实行的是同样的专制政体，这就决定了新政权也免不了重蹈腐败灭亡的周期率命运。中国历史这一规律性的现象，早已为一切有识之士所察知。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他为延安生机勃勃的景象所鼓舞，但他很担心中国共产党也难逃周期率之厄运。于是，他在与毛泽东的晤谈中，不免善意地流露了自己的担心。针对黄炎培的担忧，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道：“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这说明，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即已形成了中国革命胜利后，将用民主的方法反腐败的民主反腐思想。 毛泽东的民主反腐思想，主要由民主制度、民主原则、民主手段等三个层面组成： 关于民主制度，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其发表的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论文中，从理论上深刻论述了新中国民主制度的基本内容，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建国之后，毛泽东就废除了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体制，并于1954年制定了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在法律上对两者予以确认。这一民主制度具有巨大的防腐反腐功能，主要表现在：它明确规定了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根本权力，享有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选举、监督、管理与罢免等权利。从而在国体与政体这个层面上，为反腐倡廉，提供了制度上的根本保证。 关于民主原则，就是在党和国家机关中普遍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这是社会主义社会防腐反腐的根本组织原则，是防腐之堤，惩腐之剑。这是因为，按照这个原则选人、决策、办事，就可以把好授权关、用权关，就可以防止用错人和滥用职权，就可以防止国家机关出现专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出现腐败。 关于民主方法，就是主张加强人民对权力实行民主监督的措施。一是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使其真正具有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单位领导人的选举、批评、质询、罢免、弹劾权利。二是加强上级政府机关对下级政府机关的监督。这一监督是在群众监督事实上难于正常开展和内部成员之间缺乏互相监督的情况下，特别重要的监督渠道。三是人民团体的监督，即人民可通过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和这些组织召开的代表大会等形式，向党和政府提出批评和建议。四是信访监督，即建立人民来信来访制度，鼓励群众利用来信来访有根据地批评、检举、揭发领导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五是舆论监督，就是鼓励人民群众运用新闻媒体对党和政府实行监督。如1950年4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作出了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1953年，毛泽东在党内批示中强调，对“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当在报纸上广为揭露”。还要求报刊刊登人民来信，反映群众呼声。六是实行民主监督的制度。七是加强党内监督，具体做法是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员群众对党的领导的民主监督，加强党组织的管理监督等。 （八）依靠群众，专项反腐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唯一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无论是革命战争，还是经济建设，还是反腐败斗争，均离不开千百万人民群众。在反腐败问题上，毛泽东充分地坚持和实践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取得了令人称道的历史性成就。 毛泽东生前曾遇到过两次腐败浪潮：一次是1931年底，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之后的中央苏区时期；一次是1949年底毛泽东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后的建国之初。前者发生在战争年代，后者发生在和平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均出现了呈蔓延之势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毛泽东均采取了有力措施击退了腐败浪潮。这一有力措施就是依靠各级党组织，依靠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群众性的专项反腐败斗争。具体做法是，成立各级反腐败领导机构，作为各级党组织领导反腐败的办事机构，前者是各级工农检察院，后者是各级节约委员会。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大造舆论，大造声势，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反腐败斗争。如中央苏区时期，曾成立过反腐败突击队、轻骑兵、通讯员、工农法庭等群众组织。建国初期曾成立过三反宣传队、打虎队等群众组织。由于发动了群众，反腐败运动开展的均很深入。如建国初以三反五反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斗争，不但经济部门揪出了很多大老虎，就是非经济部门，也出人意料地揪出了不少大老虎。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两次反腐败运动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是纯洁了组织，惩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前者仅在8个中央机关中，就揭发出了贪污分子42人，其中厅长、司局长、科长、厂长多达31人。在基层政权中，仅在江西省4个县中，就惩处244人：其中乐安72人、万安60人、石城49人、永丰43人。[8]后者据1952年6月2日中纪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仅根据华北等5个大区（中南未算在内）的报告，在313.2万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中，就有贪污分子和贪污行为者123.7万人，占39％。 其次，两次反腐败，均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好的效果。前者不仅有力击退了战争年代中央苏区内的腐败浪潮，纯洁了组织，而且教育了广大干部与党员，使得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好作风在苏区蔚然成风，与国统区那种贪官污吏横行、骄奢淫逸成风的腐朽风气相比，如天壤之别，因而受到苏区广大人民的由衷赞扬，甚至编出民歌加以歌颂，从而极大地调动了苏区人民参军支前生产纳税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后者不仅有力地击退了新中国初期的腐败浪潮，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执政党的威信，有力地坚定了人民跟共产党走、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三反五反之前，党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目睹新中国建国初期出现的腐败浪潮，困惑不解、疑虑重重。通过三反五反，一个个豁然开朗。一位解放军炊事班长说：过去看到个别干部贪污浪费行为，还以为是党的政策变了，现在发现，不是党的政策变了，而是我们队伍里少数人思想变了。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之后，社会各界赞叹不已。北师大的学生们在讨论中激动地说：“过去我们看不清什么是新社会，什么是旧社会，这回可见到事实了。”还有人感慨地说：“过去有人认为贪污是人类的本性，现在从这件事中看到共产党真是大公无私。”“共产党的确是为人民服务的。”[9]国民党的留用人员对共产党大张旗鼓反腐败，更是佩服之至，特别是一位因痛恨国民党腐败而毅然起义过来的国民党上将陶峙岳将军感叹地说：“有了这一手，共产党一定万岁！” 第三，尤其是建国初的廉政风暴不仅提高了党的威信坚定了人们的信心，而且使全国党政军民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而生动的廉政教育，从而提高了全民族的整体素质。加上同时开展的整党整风、镇压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消灭黑势力、禁毒灭娼、土改运动的成功，终于形成了建国后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少有的至今仍令人十分向往与称道的十分良好的党风政风与民风，从而为我们今天从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四，两次反腐败斗争的成功实践，证明依靠党组织，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是搞好反腐败斗争的组织保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走群众路线，是搞好反腐败斗争的根本途径；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是避免冤假错案，使运动健康进行的政策保证，从而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断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