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
光阴难再，岁月无情，转眼已是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冷峻的历史在无情岁月中卷走了一个个革命的伟人，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巨人，也难于百岁人生。我沉浮于历史的激流中，忆起初见主席的情景，我还是个孤独寡言的小女孩。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昔日稚气少年饱经了人间沧桑，年近花甲。回首往事，抚今思昔，能不感慨无限，眷顾无限!
几十年中，我见到毛主席的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如今，当我从记忆的深处编织这些往事，化成纪念他的文字时，我却十分惊异地发现，尽管我与毛主席见面时间不多，他却在我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几乎主宰了我的命运。在我构思这篇文章时，偶而对一位作家朋友说：“我要写毛主席，可不知道如何写才好。”那位朋友说：“就写一个伟人，但不是神。”我知道这是时下的一种潮流，都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但我仍感茫然。自然，毛泽东也是个有千百种普通人的情感的人，但对于我来说，他总有种不可抗拒的近似神灵的力量……我仍然不知如何落笔，我只能从初见主席写起……。
那是1950年的国庆节。毛主席在中南海里(好像是怀仁堂)举行了一次国庆招待会，被邀请的客人很多。那时我随家里人刚从上海迁来北京不久，完全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十四岁女孩子。我不记得为什么那个招待会请的客人中不少人带了自己的孩子去，反正父亲对我说要带我去见见毛主席。当时我对于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大都市生活充满眷恋，因而对北京的一切也就充满敌意和那种少年时代极易产生的逆反心理，所以对于后来被人们视为殊荣的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并不感到激动，只是为了不违逆父亲的意愿随便去看看热闹而已。父亲带我到大厅时，已是宾朋济济，许多人等候多时了。稍许，高大的毛主席朝父亲走来。他们握手寒喧，他们互致问候。父亲指指我说“这是我的女儿，带来见见毛主席。”现在回想我当时的心态真是荒唐至极。我只是对毛主席看看，点点头，因为我不知道该叫他什么。以往家里人从来都告诉我叫谁“伯伯”叫谁“叔叔”，我不懂称呼职务的习惯。倒是毛主席以长辈的姿态拍拍我说“好嘛!好嘛!有多大了？”还是父亲代我做答，我几乎一句话没说，那倒并非畏惧，只是不知道该跟这位大人物说什么好。于是，主席笑着对我说：“你父亲是大学问家，你要好好向他学噢!”我还是笑笑，点点头。父亲又与许多人握手，大概有不少中央领导，但我都不认识。我只是觉得很无聊，周围全是大人们在讲话。过了一会儿，毛主席带着江青走过来，给父亲介绍，他们似乎也是初次见面。这时毛主席转过来对我说：“小孩子和我们在一起没意思吧？我提议，你们都到外面去耍，吃饭再回来。”我挺高兴能从这群大人们中脱身。于是江青笑着要我跟她走。在朝大门走去的路上她又招呼了几个孩子，加上已在门口等候的大约十多个像我一样半大不小的一群，就跟着江青在中南海里兜转。走了一段路后，我们来到一个好像花园一般的院子里。我们在里面逛了一会儿，江青说该回去吃饭了。于是，大家又一起回到大厅。直到晚宴结束我才又见到毛主席。他和客人们握手告别。那时的毛主席在我印象中特别高大魁梧，坚实沉稳，同我后来的感觉有相当的差异。
待我再见到毛主席时，已是十三年后的1963年了。那时，我已经读完中学、大学、研究生，成了外语学院英语系的一名青年教师，1957年我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主席的七十寿辰。为此主席办了一次家宴，除了他的亲属，外人只请了四位湖南老人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我父亲章士钊。接到邀请时有一项很独特的说明：主席说很抱歉不请夫人但可以带一名子女。于是，父亲又带我去赴宴。这时的我当然已不同于十三年前了。对于要去谒见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是十分兴奋、紧张，又夹杂着胆怯。不记得是中南海的哪个厅了，当时，主席的几个孩子在。江青似乎在忙别的事，她总是进进出出，饭前没有坐下来参加谈话。记得有一次她进来向主席报告说彭真同志来过，谈过什么事后走了。客人中程、叶、和我父亲各带一个女儿，王季范带孙女王海容。我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在场的老一辈人自然都是老友，他们在与毛主席热烈交谈。其他的年轻人似乎也彼此熟悉，只有我平日一直住在学校，几乎从来不同父亲朋友们的家庭来往，因而同他们都很陌生，自然也就带着几分拘谨。他们之间谈笑风生无人理睬我，我也只好坐得远远的，听着老一辈和小一辈的高谈阔论。这时，我的那份兴奋与激动早已烟消云散，那种被冷落孤立的感觉使我只想早点结束早点回家。就在这时，毛主席突然从大厅尽头的沙发里朝我说：“含之同志已经当老师了？你教英语有多少时间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1957年本科毕业，下放农村一年，又读了两年研究生，1960年正式开始教书，三年了。”主席又问：“教什么啊？”我答：“低年级的英语口笔语实践课，还准备高年级的英国文学史讲座。”毛主席说：“你喜欢文学？”我说“很喜欢。”后来，在我陪同毛主席读英语时，他常常戏称我是“文学派”。谈话到此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毛主席的下一个问题竟是：“章老师，你愿不愿意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我绝对认为毛主席是在开玩笑。而且即使知道是玩笑，我也惶惶然地不好回答，于是我期期艾艾地说：“主席，我哪里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主席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我不知所措。这时父亲打圆场说：“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主席说：“那好!”我的窘迫过去了，我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戏谈，随着家宴结束没有再想过。
我万没想到大约一周之后，接近周末的一天，校务办公室派人找我说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找我。当我拿起电话听筒时，那边接话的竟是毛主席的外事秘书林克同志。他说：“主席吩咐我给你打电话，说他同你讲好了，你教他英语。主席问你是否可以从这个星期日就开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主席还真把那玩笑当真了!我支支吾吾地说：“我以为主席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是真的。我一点准备没有，万一教不好怎么办？”林克同志说：“你不要紧张，主席很和蔼，他想读点英文也是作为一种休息，你就来吧。”他告诉我进中南海西门，并说他会关照门口警卫放行。
我回家告诉父亲，他很高兴。我说我好紧张。他说大可不必，他同主席是世交，说起来他是杨怀中先生的老友，从二十年代起就认识了主席。他说过去称主席“润之”，现在当了领袖了，见面称主席，但毛主席仍尊他为长，称他“行老”。
于是，1964年元旦过后的那个星期日，我到主席那里开始教他英语，从此我生活中一系列的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的决断。去之前，父亲要我带一套书给毛主席，是日本版的全套《智囊》，他说是主席家宴那天问他借的。后来，我给主席，主席说看完就还。我说父亲说主席爱看，就留在主席那里好了。主席说：“那不行，借书嘛，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几周后，果然交给我还给父亲，又换了另一套。我在陪同主席学英语的几个月中一直承担了他和父亲之间的通讯员，负责图书交换。父亲去世后，我把父亲留下的最好的书籍全部送给毛主席。他很高兴，问我父亲其他的大量藏书如何处理？我说已决定捐给文史馆，因为父亲生前是文史馆长。主席问拿走没有？我说通知他们两个月了，还未来搬。当时文化大革命，文史馆的正常学术活动也受很大影响。主席说：“没拿走很好。你不要去捐给文史馆或其他图书馆，他们放在地下室，结果喂了耗子。你要好好保存起来。书是要让懂书的人看才有价值，你把他们借给真正懂书的人。有借有还。这才是发挥了书的作用。以后可以办一个纪念馆保存起来。”正是主席这番指示，使我决定把剩下的书籍保留至今。现在我也快进入花甲之年，应该着手按主席当年意见筹组成立一个父亲的小型纪念馆，把他的藏书陈列出来，供懂书的人使用。
毛主席学英语确实是一种休息。他和我讨论英语辞汇时兴致勃勃，总能暂时从他那日理万机的繁忙国事中超脱出来。他自己选定的教材是当时发表的批判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的英译本。这些文章当然都曾经过他的审定，因而他对内容十分熟悉，不必解释。他要我做的仅是告诉他那些政治辞汇的中英对照，英语发音以及某些句子的语法结构。每次学英语也不过一个多小时，尽管如此，毛主席却对每一个语言现象都十分认真。记得有一次他问我英语的组词规律。我讲到英语的词根，前缀和后缀，动词、名词的转换以及肯定与否定词意的变换。毛主席听得非常认真。他说：“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毛主席对发音也很认真。他的浓重的湖南口音自然不可能标准地读出英语字，但他却一丝不苟地把“L”和“N”这个湖南、湖北人一般分不清的辅音分辨得很清楚。有几次学完英语，主席要我陪他去院子里散步。春寒料峭，我去拿大衣、围巾，主席却只披一件呢大衣，不戴围巾，不戴帽子。他要我也锻炼不戴围巾，那时的毛主席还是很健壮的。后来到七十年代，当我眼见他日趋衰老时，心里常辛酸地想起六十年代初期的主席。
那时候陪主席学英语，周围只有主席、我以及吴旭君护士长三个人，气氛十分融洽。我一般都是下午四点到主席那里。读完英文，出去散步，然后，主席每次都留我、吴旭君和他一起吃晚饭。在我印象中，晚饭总是有个火锅。主席很爱吃肥肉，他把大块的肥肉放在火锅里，然后蘸着作料大口地吃，胃口很好。主席也叫我吃。上海长大的女孩子大多数是不吃肥肉的。只有在毛主席那里，为了不扫他的兴，我每次都吞咽一、两块切成大方块的真正大肥肉，那感觉就像把半块黄油一口吞下去一般。三人晚餐时，我是最放松的，那情景很像是个和睦的家庭，我和小吴陪着我们的长辈吃饭，边吃边闲谈，谈中南海外边的趣事，也听毛主席对许多事的评讲。可惜我事后作的一些简要笔录，“文化大革命”时，都被外语学院的红卫兵勒令交出了，以后再也没有回到我手中。但是有些谈话给我的启迪是我终生难忘的。
给我触动很深的几次谈话是关于我父亲。由于在我尚未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只身去了重庆，1945年回到上海时又带回一位“抗战夫人”，我和他之间那种陌生与隔阂似乎就与生俱来从没有父女间的舐犊之情。到北京后虽然生活在一起，可我在感情上同他之间的那座冰山却始终未能消溶。后来，我在入团、入党过程中，自然是毫不勉强、心甘情愿地就把他当成是旧官僚、旧政客的代表，彻底批判；入党后更时时都视他为敌对阶级的代表，记得在外交部工作时，当时一位干部司的领导曾开玩笑说我的档案里如果取掉了我那些批判父亲的材料，几乎就没东西了。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是我们这一代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投向革命的必经之路。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一番开导，我和父亲的关系恐怕直到最后也不能融解，我也就会因此而内疚终生，自责终生。
主席同我第一次关于父亲的谈话是在一次讨论完英语之后。毛主席点上一根香烟，靠在沙发里，缓缓地问我：“你和你的父亲，我的老朋友章行老关系怎么样啊？”我说：“生活上我们是一家人，我平时住在学校，周末回家。不过政治上，我们是两条路。他是旧官僚，代表剥削阶级。我是共产党员。我同他划清界限。”毛主席听了我的话，从沙发里坐直身躯，两眼炯炯有神地注视着我，然后说：“啊呀!这么严重啊!还要划清界限!”我说：“入党的时候，党组织再三这样教育的。”主席问：“你什么时候入的党啊？”我答：“1957年1月。”主席微笑着故作惊奇：“了不得啊!我这个主席还不知道，我的章老师硬是我党的老党员嘛!”我很不好意思地说：“主席开我玩笑，我这个大学毕业才入党的知识分子党员，哪里敢称是老党员……”毛主席接着问我：“你说要同行老划清界限，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听划清什么界限啊？”于是，我说父亲当过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教育总长、反对学生运动。我说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骂过父亲，我在中学上语文课时，老师在台上讲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波赖应该缓行》，都点父亲的名，我坐在课堂里如坐针毡，老师批判章士钊，同学们偷偷拿眼光扫我。毛主席说：“就为这个？我现在考考你。你知不知道行老还有革命的一面？”我愣住了，说：“自然，他是主席的朋友。”主席说：“我的朋友也有反动派呢!不过行老不是。你知不知道他青年时代反对满清王朝的历史？他很激进呢!你知不知道《苏报》案？要讲再近一点，你知不知道他对共产党的帮助？”我只得承认我不知道。于是，毛主席严肃地说：“你要批判你父亲，可是你连他的历史还没搞清楚，怎么批判呢？行老一生做的好事很多。他当然不是唯物主义者，我在成为共产党之前也不是嘛，我曾经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才相信共产主义。你父亲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挟出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说到这里，主席笑了，我也笑了。主席又说：“至于和鲁迅打架，你也不要太认真。打架嘛，总会言过其实。行老为《苏报》案坐过牢，流亡日本，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你作为小辈应该知道。”我一下子懵了，我沉默，我惭愧。眼前一片空白。主席接着说：“你参加共产党，我高兴。章行老的女儿1957年就参加了共产党，这是共产党挖了行老墙角。这是好事。不过行老自己也高兴嘛，他很为你骄傲，可见得行老相信共产党，把女儿交给共产党他放心。”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过你要知道，我高兴你参加共产党并不是要你去造行老的反，去和他斗争。你要好好了解他的一生，要代表共产党去照顾他，爱护他。你既然是共产党，那你在家里就是党代表了嘛!”后来吃饭时，主席又告诉我，1946年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蒋态度暖昧，对谈判缺乏诚意。当时主席广泛听取了各界民主人士对时局的看法，也和父亲谈了，父亲当时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走”字，然后对主席说：“老蒋对和平不会有诚意，我劝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重庆不可久留。”主席说当时父亲的意见十分中肯，对他最后作出返回延安的决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主席对我说：“这难道还不说明行老是共产党的朋友吗？你参加了共产党就是背叛了你父亲的阶级，但是你要团结他，替共产党照顾好他才对。”
后来，在又一次陪同毛主席散步时，他又对我讲了父亲为主席筹募资金的事。记得那是个很冷的天气，主席快步走着，突然停下来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 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又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主席笑着对我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未想到几天之后，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我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帐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主席问我送给父亲的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主席问为什么。我说：“主席忘了，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主席笑了，并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那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我说父亲不会肯收，他当初说那就只收十年。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接着主席认真地对我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还有一次，我向主席讲我的身世，我告诉他我和父亲感情淡漠可能因为尽管父母亲都守口如瓶不告诉我真相，但是我其实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我是父亲在我出生八个月时收养的。主席以十分亲切的口气对我说：“你不要把这种血缘关系看得太重!你的生身母亲虽然生了你，却没有抚养你。你们只不过是血缘关系。她只不过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而行老夫妇不仅抚养你，还培养你成人，使你今天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材，这是比血缘重要得多的人和人的关系，你应当把他们真正当作自己的父母才对!”
正是毛主席这些孜孜不倦的教导融化了压在我心头的冰山，使我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我们父女之间的隔阂从那时起才逐渐冰释，有了父女晚年间温馨信赖的氛围。抚今追昔，我所以能够还不自愧，心底里还总有个曾经存在的家，也是全赖主席当年的一片苦心。
同主席一起吃饭的餐桌谈话是那么丰富多彩，充满教益，今天回想起来仍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我记得毛主席的饭菜是极其简单的，每次总是由一位服务人员用提盒送来。一般都没有酒或饮料。只有一次，毛主席说要请我喝一杯黄酒，因为那一天决定了中国同法国建交，第二天要公布。这是我们同西欧第一个国家建交，主席格外高兴。他对我说：“戴高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有魄力作为第一个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我希望他有机会来中国访问。”可惜，戴高乐将军没有能实现他访华的愿望，毛主席也未能与这位他评价很高的法国元首会晤。后来，法国总统蓬皮杜1973年访华时，主席会见了他，当时还深情地提到戴高乐将军未能访华的遗憾。
另一段毛主席与我的有趣谈话也许是关于外语教学中文学与政治题材比例的讨论。我那时年轻，说话没有顾虑，竟然同毛主席有一场热烈的讨论。毛主席问我教学生用什么教材？我说大部分是文学性的题材，也有新闻、政论等内容。主席说：“我看应该以政治题材为主。”我说还是应当以文学题材为主，还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主席笑着说：“啊呀，你这个文学派好顽固啊!”我说：“主席对中国文学如此渊博，写了那么多好诗，好文章，外文也一样啊!”毛主席说：“好，好，我们妥协。七分政治三分文学，可不可以，我的章老师？”我说：“主席，我们把三和七倒过来，好吗？七分文学三分政治。”毛主席说：“这个章老师好厉害，不让步，还蛮讲策略。我们可以休战，实践一段再看。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我认为要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你也不能老是钻在你那文学里面，政治还是很重要的。”我回学校后如实向系党总支书记汇报了。(当时我去主席那里只有总支的领导知道。)文化大革命时，这些情况不知怎么让红卫兵知道了。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我宿舍外面的墙壁，也有不少在校园的大字报栏里，说我“胆大包天”，“对抗毛主席”。后来，当我1970年又见到主席时，我告诉他为了这个“文学派”我挨了多少斗争。主席开玩笑说：“啊呀!那是受我牵连了。我来给平反!那是自由讨论!我毛泽东的意见也不能强加于人嘛!”我当时突然想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荒唐岁月中，有多少人只为一句随意的评论就遭灭顶之灾。如果主席对我说的话当时就能作为一条“最高指示”传达到全国，也许可以拯救不少有用之材，挽救不少妻离子散的家庭!
1964年，春节即将来临时，毛主席在一次学英语之后对我说：“过了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不过我不好剥削你，我们交换。你教我英语，我教你读《史记》。你到书店去买一本普通版的《史记》带上。不要用行老的，他的书都是好版本，可惜了。”毛主席说过了初五就启程，一路坐火车，记得他说是去江苏、浙江。
我兴奋极了，毛主席要教我读《史记》，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主席称我“章老师”，我是实不敢当的，但毛主席要教我历史，那是伟大的领袖当我的教师啊!我把此事告诉了父亲，父亲也很高兴。这是年前的事。但到了正月初三下午，毛主席来电话，要我去一趟。那时候我去中南海见主席时，他关照得极细致。他说：“我请你当我老师，不要搞特殊化，你一般骑自行车来，天气不好时，我派车接送。不要用行老的汽车，那是配给他用的。”我每次都遵照主席的嘱咐骑自行车去他那里。只有一次下大雪，我坐公共汽车去的，毛主席派汽车送我回家。初三那天下午我到毛主席那里，他说：“我暂时离不开北京了，旅行只好推迟。”我很失望，当时觉得毛主席神情不如过去轻松，也不知是什么大事使他不能脱身。
64年春节过后不久，学校师生要去参加北京郊区“小四清”。我请示主席要不要向学校请假，因为周末我要去陪他学英语。毛主席说：“不要请假。你去参加四清吧，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
春末夏初，我参加“小四清”回来后又去过毛主席那里几次，但感觉主席越来越忙，情绪也大不如过去那样安逸轻松。终于有一天，毛主席对我说：“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得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我忙说：“主席事情多就不要学了。”那时我丝毫不知道一场大风暴已开始在酝酿。
此后的六年中我再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然而，在我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却又都是毛主席他那神奇的大手在扭转着我的命运。1966年六、七月之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我对很多现象想不通，给主席写过一封信要求见他。他没有见我，要秘书打电话传达他的话：“主席说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空一点再见面。”在以后的两年中，我带着惶惑不解的心情挨批判、挨斗争，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没有再去麻烦毛主席。但是当我父亲被北大红卫兵批斗抄家之后，他却立即命令保护父亲。那是在1966年8月29日，北大红卫兵深夜闯进家里，造父亲的反。当夜父亲给毛主席写信。第二天，周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把父亲的信当天就批转给了总理，要总理落实保护父亲的措施。再过一天，9月1日，毛主席亲笔复函父亲，信的内容如下：“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毛泽东九月一日。”后来才知道，主席收到父亲信后立即批给总理，批示说：“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总理拟定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我父亲被安全转移到301医院住了三个月后才回家。
从1966年初夏后的两年中，我一直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里沉浮。1968年秋天，海军军宣队和工宣队进了学校，日子就更难过了。我被列为审查对象，搬到学生宿舍接受监督，眼看就会被定性为“二月逆流，里通外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约了另一位青年教师张幼云共同署名写了封信给毛主席，反映外语学院海军军宣队支持极左，迫害坚持实事求是的师生。毛主席支持了我们，先是派了当时的北京新市委领导来学校了解情况，以后又在我们的第二封信上作批示说：看来外语学院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不了，还需派8341部队进去。于是1969年的10月，主席身边的8341警卫部队的代表在孙泽福政委的率领下进驻外国语学院。情况顿时改观。而我则从近乎阶下囚的处境一夜之间变为8341军代表的座上客，因为他们来校之前就知道是我向主席反映了情况。也许我生活中的真正转折点就在这里。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都是个普普通通的外语教师，我所向往的生活模式是精神徜徉于西方文学的大海，现实生活中却过着风平浪静的小日子。即使给毛主席写信也是为了恢复我往日的平静，我全然没有想到过从那时起，我在政治生活中越卷越深，从此再没有能回到我的象牙塔中。
我再次见到毛主席已是1970年的6月，相距他1964年停止学英语已有六年之久。这期间，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浪潮中沉浮挣扎，幸有毛主席的一纸批示，才使我在1968年的恶浪中未遭灭顶之灾。1970年5月，我所工作的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在8341部队率领下离开北京前往湖北沙洋干校。当时，我母亲已于前一年去世，父亲九十高龄。周总理考虑到父亲无亲人在旁照料，在请示了毛主席之后，建议我留在北京。我向总理要求不要让我和老弱病残一起留在学校留守处，还是让我去工厂劳动锻炼。总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针织总厂，并亲自写信给当时进驻针织总厂的8341部队军代表孙毅同志，请他安排我在那里的劳动与生活。这年5月1日的清晨，在湿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荡荡的学校大队人马，独自徘徊在顿时显得无比空旷的大操场上。喧闹了六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校园里已经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却是诸多破灭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将走进工厂，当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昔日的梦想与抱负已化作一缕浮云，渐远渐逝，剩下的不过是一片空白……我告别了学校的书斋，告别了西方文学的殿堂，走进了北京针织总厂的大门。孙毅同志把我分配到这个厂的模范班组——台车甲班参加劳动。这个班是当时创造学习毛泽东思想“七字经”的先进车间里的先进班组。工人们热情地欢迎我这个下放的知识分子，认真地教我台车纺织的技术。很快地，我就能独立看一台织布机了。我随着我的小师傅三班倒地上下班，与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再也不去想那些飘忽不定的未来，再也不去想我连自己也难于确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心要当一个工人。然而，毛主席没有忘掉我这个他戏称为“老师”的晚辈。我的生活不久又出现了重大转折。
1970年6月14日，正是我按农历计算的34岁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点就接班了。到了八点左右，军代表办公室派人来车间找我，告诉我说毛主席来电话，要我立即去见他。孙毅同志还告诉我，主席特意关照要我向工厂请假，不能因为他要我去就不请假。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召唤有些发懵，有些兴奋。六年的风风雨雨使我觉得过去与毛主席在一起谈论英语，倾听他充满智慧的教诲的时光已是悠远的过去，我没有想过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
我急忙换下工作围单，与六年前一样地骑着我的自行车沿着那条熟悉的马路去中南海。
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说：“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见了!”主席很高兴地笑，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叫我喝他的茶。主席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
我顿时惊奇地愣住了。毛主席有着多么惊人的记忆力!在这六年中，他处理了多少这场“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他竟然还记得六年前带给我这个小人物的那个口信!那是1966年的初夏，“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红卫兵”横扫“四旧”，人们一片惶恐，一片纷乱!革命老干部，知识分子的权威们纷纷被斗争、被游街……。我是惊恐不解之余，才给他写了那封信，之后收到的就是他的那几句赠言。真没想到主席还记得六年前的那如此微不足道的信件!于是，我说：“主席，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还是不明白。”主席说：“不明白不要紧，慢慢地都会明白的。”主席接着问父亲的情况，并多次嘱咐我好好照顾父亲。他说：“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护好!总理给我写信要采取保护措施，我很赞成!”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喔!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他接着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向周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总理具体落实。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立即去湖北沙洋与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进行教改。毛主席关照我一定要安排好父亲的生活再动身。他说给我半年期限把教改方案搞好，并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在此之前，我应当组织教师把新教材编出来。
在关于教改的工作谈完之后，我万万未料到毛主席又提出了我后半生的人生道路的建议。主席说：“教学改革就这样办，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呆在学校了。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你这位女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有说服力。我们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诉外交部。”我又愣在沙发里了!我那时心里唯一的奢望就是等这场“革命”结束之后回到我的讲台上去，外交这个大舞台从未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但是既然主席说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从。何况我还要去湖北搞教改，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这也叫“明日忧来明日愁”吧!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我先向杨德中同志作了报告，之后又向周总理汇报。他们两位立即着手落实毛主席关于外语学院教学改革的指示，配备了班子，一个月后我们一行七人奔赴湖北沙洋外语学院干校贯彻毛主席改革外语教学的指示。然而，教改工作进行得不很顺。教师们终于听到重返教室的号召，十分兴奋，在编写教材中都竭力希望搞出科学性强、语言规律性强的教材，而8341军宣队却一味强调“突出政治”，他们认为我们所编的教材是资产阶级教学路线复辟的产物，并隐隐约约地认为是我歪曲了毛主席指示。于是，9月底我不得不回到北京向周总理、毛主席请示。周总理亲自主持了七次会议，听取军宣队和教师们的两方意见，最后，终于支持了教师们的意见。当我于11月份重返沙洋前向周总理辞行时，总理说：“毛主席的意见是要你去一段时间，把指导思想弄清楚后就把工作移交给别人，早日到外交部报到。”4个月后，我在沙洋接到北京来的通知说中央领导要我立即结束教改工作，于3月底前到外交部报到。我记得军宣队张政委、孙政委在沙洋干校小会议室向我传达北京的指示时说“祝贺你参加外交战线!”可我却十分惶悚，十分不安。我从十八岁进入外语学院以后就再没出过外院校门，这里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最美好的岁月，最美好的追求，最真挚的友谊。如今要跨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真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但既然是毛主席要我去，我还是坚决地服从了。3月29日，我乘学校的吉普车离开了沙洋干校，从此也永远离开了我曾经生活十八年、奋斗十八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3月31日，我去外交部报到，从此走上了我人生悲剧性旅程的顶峰，爱与恨，生与死，辉煌与屈辱……那样地交织在一起，二十年来伴随着我，难分难解，直至生命的尽头!
我在外交部工作期间，见到毛主席的机会比较多，但大部分是他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我是翻译工作人员。我也参加过其他一些重要谈话，但这一段历史使我至今茫然，许多事始终没有搞懂它们的因果。七十年代毛主席的周围已再也找不到六十年代我去同他一起学英语时的那种坦诚、宁静的环境。我觉得主席的住所内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甚至阴谋。我不知道日趋年迈的毛主席是否还能洞察秋毫，对身边的人与事心如明镜。我与主席之间再没有过去那样的无拘无束的闲谈。每次去，总有人警告我不可多说乱说，于是我也总是小心谨慎，免招灾祸。而灾祸最终仍是难免。在这一段经历中，也许在此文中应当提及的是我与主席的两次谈话，一次是主席指点我摆脱我的失败的婚姻；另一次主席指示我去纽约拜访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
第一次谈话是在1972年的9月29日晚。那是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缔结中日邦交后离开北京的当日。中日建交这件历史性的大事是毛主席外交决策的重大胜利，他对此也十分高兴。田中首相离京的当晚，毛主席召集参与工作的领导与部分工作人员汇报，在场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及我们几个翻译、工作人员。主席那天情绪很高，谈了与日本的关系，也谈了许多其他的事。我当时坐在面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毛主席突然对着我说：“我今天要批评我的老师。章老师，你这个人没有出息!”因为当天的气氛特别轻松，我以为毛主席在说笑，于是很随便地笑着回答：“我从来就没出息，主席你批评吧!”此时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你的丈夫早已和你没有感情，你为什么还不离婚？为什么还怕别人知道？”我万未想到主席当着这么多人谈我那失败的婚姻。当时，我虽已分居多年，但由于种种顾虑一直拖着未办离婚手续。我没有想到主席关怀我个人生活，一时窘迫得不知所答。主席接着又开导我，他说婚姻不应是束缚，没有感情了就要解放自己。他说任何死亡的婚姻对女方是最不利的，如果今后婚姻制度改革，改成男女双方定个契约，一定年限之后或续订或解约，那时间订得太长也对女方不利。毛主席又对我说：“你还年轻嘛，干嘛不早点解脱自己？我这个老师就是太要面子，怕人家说闲话？怕什么嘛？你还怕别人在背后说你是私生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孔夫子也是私生子。私生子聪明呢!”主席一番话使我十分感动。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流着泪说：“谢谢主席的关怀，我一定照办。”后来，当主席听说我办完离婚手续时，他派人深夜送来一筐金日成同志送给他的大红苹果，说是祝贺我自己解放自己了。毛主席把我调到外交部，转变了我的事业前程，这一次毛主席又开导我结束死亡的婚姻，使我个人的生活出现了彻底的转机。那一天的谈话，乔冠华同志也在坐，他是个严格恪守道德准则的人，如果不是在毛主席那里得知我的婚姻早已在多年前破裂，他是永远不会对我透露他的感情的。记得他第一次的试探，一开始就问我毛主席那天晚上讲的关于你的事是不是真的？可以说，一年多后我和冠华的结合正是毛主席那番谈话播下的种子。
1972年9月我正准备随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时，主席在一次临行前的指示谈话时给了我一项特殊任务，要我去看望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老先生。主席说他很敬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和为人。当时顾老先生已八旬高龄，退休后在美国当寓公。毛主席嘱咐我说不要用官方名义去看他，也不必提是毛主席要我去的。因为顾老先生与我父亲也可称是世交，我可以用晚辈名义去看望他。顾老先生的女儿是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位局长，可以请她安排。毛主席说要我向顾维钧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并且邀请他回大陆来看一看。毛主席还要我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
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于这年10月5日在纽约顾老先生女儿住所拜访了他并共进晚餐。那时老人虽已高龄，但精神极好，并步履矫健。他极有兴趣地问了大陆许多情况，但却回避了访问大陆的邀请。一年前我们刚刚取代台湾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时计划访问大陆的确时机尚不成熟。可惜的是，一直到顾老先生逝世，他未曾有机会回到故土亲眼看一看家乡的变化。
10月9日，我从纽约刚到北京，马上接到通知，要我第二天晚上去主席那里汇报与顾维钧会面的情况。这是我到外交部工作后唯一一次与毛主席单独在一起谈话。主席对会见问得非常仔细，也很谅解顾维钧暂时不便回大陆访问。他说要多向这些国民党的元老们做工作，介绍大陆的发展。联系到次年5月毛主席建议九十三岁高龄的父亲重访香港，与台湾老友恢复联系，共议两岸统一的大计，我深感毛主席在七十年代国际舞台上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他已开始运筹帷幄，构思祖国统一的蓝图。那天在主席那里，我又感到一种无需戒备的无拘无束。只是看到主席明显的衰老，想起当年健壮的他，心头有一阵阵辛酸，祈祷着上苍保佑，让这位巨人在这世上停留得长久些，再长久些……
毛主席生前爱读历史，几乎每次见到他，他都要谈及中国久远的历史。他也爱谈帝王将相，从秦始皇到汉高祖，都是他常常提及的。现在，岁月流逝，毛主席自己也已成为历史，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位伟人。对于他一生的业绩，我相信后人无论如何评说都不可能否认他给中国带来的巨变。对于我来说，我只愿记得他是个中国革命的伟大导师，我父亲的一位挚友，曾经改变我人生道路的长辈。至于他晚年所说及所作的许多事，包括我所亲身耳闻目睹的一部分，我至今困惑，至今不解，但也不想去弄懂，不想去解开那些心中的疑问。我愿留给历史学家去分析，去研究。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匆匆人生几十载。毛泽东主席的一生如此轰轰烈烈，如此波涛壮阔，我有幸能在他身边受到教益，这已是我一生中的大幸，对于我的匆匆人生而言，实为殊荣。我愿长久地把毛主席对我的教诲留在我余生的记忆中!
摘自：《缅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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