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
这篇文章原载《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题为《回忆新民学会》，原文共三个部分，作者在第一、二部分写的是新民学会在国内、在法国的革命活动。我们征得作者的同意，在这里刊登文章的第三部分，并加了题目：《毛泽东同志对新民学会的正确指导》。——编者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统治，使久受专制奴役的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又没有得到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支持，这次革命的首要果实——国家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8页）。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所豢养和扶植的各派军阀互相争夺，内战不断，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乡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同城乡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愤于中国社会的黑暗，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新民学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新民学会的成立和活动，处于中国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因而在它身上就必然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就革命阵线来说，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已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兴起于一九一九年，结束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它具有为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姿态。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出现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织和个人。由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就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五四运动伟大历史意义之所在。
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新的文化革命运动。它是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在文化上的反映。它在一定条件下为“共产主义的新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7页）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但是，五四运动的阵营是由不同的政治力量组成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政治战线的分化，也发生思想战线的分化。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89页）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的“改造”，就是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既是对五四运动历史发展的总结，同时也包括了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经验。新民学会建立于五四运动前，活跃在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中。它的成员们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抱负，研究和探索革命的真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跟随着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锋毛泽东同志不断前进，而成为共产主义的忠贞战士；一些人在这面伟大旗帜的影响下，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少数人则走向这面旗帜的反面，被革命风暴抛入浪底，成为沉渣。
当时，在我们同辈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这种评价，现在看来并不恰切，只看到毛泽东同志当时重视革命的实践，没有看到他同时重视革命的理论。现在回忆起来，毛泽东同志从五四运动起，就表现出他是一个注意认识和实践相一致的先进战士。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历次斗争中，越来越显示出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决果敢，势不可当的气概。对于革命理论（当时我们称为“主义”）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是非常重视的。他指出，新民学会“不可徙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给罗璈阶的信，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第27页）学会初成立时，我们一班年青人不满现状，要求向上，讲求改造，有爱国思想，但是认识上还很朦胧，很空泛。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通过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明确学会的共同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共同方法。我们留法的会员和在国内主要是在长沙的会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把学会的宗旨统一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目标之下，并且在讨论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时，使许多会员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倾向，抛弃了小资产阶级工读主义幻想，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我自己在勤工俭学时期，就是从爱国主义经过大约十个月这样的空想和幻想之后，在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的影响下经过学习进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同志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很重视对中国实际的调查研究，重视参加当前的实际斗争。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他凭借和依靠新民学会这个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和领导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活动，如五四运动、勤工俭学运动、驱张（敬尧）运动以及省自治运动等，都取得一定的成绩。对于留学运动他是赞成的，因为它有助于开阔眼界，解放思想，从外国汲取革命的经验。但他总是把立足点放在中国，重点又首先放在湖南。他重视“留洋”（留法留苏）求真理，但更重视脚踏实地地在中国这个地盘的工作。对待问题，他既是从全局从长远着眼，又是从局部从当前出发。他曾说过：“吾人如果要在现在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毛泽东给周士钊的信，一九二○年三月四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第34页）进行驱张和自治运动时，有的会员对这类运动曾有怀疑，认为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无需顾及这些当前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以为然，他一方面说明，类似驱张和自治运动，都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都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它只是我们“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它又是我们“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毛泽东为易礼容信加的按语，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第21页）因此，不能迷恋当前的具体斗争而忘掉斗争的终极目标，也不能空有一个斗争的远大理想而不去参加和争取领导那些有利于人民的当前的实际斗争。事实上，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使湖南人民受到了教育。在实际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注意抓住时机，发动群众。一九一九年底，长沙发生了一个“新娘”赵五贞因反抗旧式婚姻在花轿里用剃刀自杀的事件。从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起，毛泽东同志连续写十多篇评论，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揭露这个事件的社会背景，从而在长沙社会上掀起了一个反封建的宣传和控诉运动。
对于学会会务，毛泽东同志主张采取“潜在的态度”，注重“打基础”，“不张扬”，“不标榜”，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要“象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毛泽东给欧阳泽的信，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第13页）。毛泽东同志的深入社会，深入实际，埋头实干的好作风，对学会很有影响。在会员间形成了“言必及义”，不标榜不浮夸的好风气。毛泽东同志亲自编订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对于团结会员，探求真理，活跃会务起了极好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舆论的作用，注意抓舆论工具，湖南学生联合会一成立，毛泽东同志负责主编学联刊物《湘江评论》。《湘江评论》被封后，又主编第七期以后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刊，并通过学会会员在长沙掌握湖南《通俗报》和“通俗讲演所”。驱张运动时，在北京、上海、衡阳办刊物，办通讯社，并且重视利用如湖南《大公报》这样的社会舆论工具。以后又办了“文化书社”。毛泽东同志通过这些阵地，揭露旧制度，传播新思想，聚集革命力量，打击反动势力，对于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对于一切事物都主张采取分析态度，深恶那些“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以一时概永久”，“以主观概客观”的“论理的错误”（毛泽东给罗学瓒的信，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第55页）。他在五四时期写的评论文章，都层次鲜明，有说服力。他给我们在法诸会友关于讨论共产主义的信，就是一篇有分析的说理文章，道理说得十分浅明、中肯、透彻。
在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团结多数，包括团结社会上层分子，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减少斗争的阻力。在驱张运动中，通过学生联合会，团结了反对张敬尧暴虐统治的各界人士，利用了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取得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接近直系的冯玉祥的一定程度的支持，把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张敬尧。
新民学会成立以后，投入了一个又一个斗争，这些斗争之所以取得不同程度的成绩，固然是多数会员努力工作的结果，而上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艰难曲折的路程以后，来回忆毛泽东同志当年的活动和思想，倍加感到亲切，更加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和作风，源远流长，放之四海而皆准。
新民学会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国革命动荡转变的年代里，逐渐由民主主义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它的应有的贡献。会员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许多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共产党员，有的成为党的同情者。会员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陈昌、张昆弟、罗学瓒、郭亮、夏曦等，以及相当于新民学会“分支”组织的工学世界社的社员李林、颜昌颐、林蔚、李蔚农等在后来的革命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和所有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一起，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纪念。
《人民日报》1979年04月0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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