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克
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内百业待兴，国际风云诡谲。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同老一代革命家一起，肩负着重建国家和处理纷繁复杂国际事务的艰巨使命。1954年，毛主席提出，需要一个懂英语和国际问题的秘书，中央组织部通过新华社物色人选，组织上选派了我。同年10月金秋季节，我住进了中南海丰泽园南边静谷的一个四合院。从这里走过一条长廊便是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在见毛泽东之前，毛主席办公厅副主任兼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曾经给我谈了他多年工作的体会，他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要刻苦钻研，充实多方面的知识，否则三、五年内，在工作上可能帮不上主席的忙。”这使我感到作毛泽东的秘书要求比较高，因为我从未做过秘书工作，更不知道毛泽东对秘书工作有何要求，不免担心是否能作好工作。但我决心全力作好党交给我的工作。
随后，我见到了毛泽东，他要我研究国际形势和动向，此外，还教他学英语。1957年后，他又要我兼顾国内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直到1966年。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和才华横溢的诗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我在他身边12年的工作中，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磅礴的气概，广阔的胸怀，深邃的历史责任感，锐敏的洞察力，深思熟虑的气质，高度集中的意志，当机立断的魄力，忘我的工作激情，刚毅、顽强的性格和他那勇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错误和缺点。他不是完人，不是超人，更不是先哲。他有辉煌的胜利，也有挫折和失败；他对国家、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有严重的失误。特别是他提出和推行的“三面红旗”和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内民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虽然如此，他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贡献是不能抹煞的。他的巨大贡献和某些严重失误都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和鉴戒。
今年是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我主要想从在他身边工作和生活的某些片断，来回忆他对青年人的教诲、鼓励和期待。
广收博览
——毛泽东鼓励青年学理论
我初到毛泽东身边时，主要是阅读大量的文件、电报、报刊资料，研究国际形势和动向；帮他筛选文件、资料；综合及汇报情况，有时是口头的，有时是书面的。他对我的工作很放手，他只明确任务，但从不做硬性规定一、二、三、四，要我怎样做，也不划任何框框，而是让我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我工作起来比较大胆，心情舒畅。我的工作有个有利条件，就是除了工作，还经常和他一起学英语，因此，接触多，谈话多。他总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讨论问题。他经常提出世界和平和战争的前景、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世界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中间地带、地区形势、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及对外政策等问题，边谈边议。他不但要求我汇报情况，而且要求我作出分析、判断、并鼓励我大胆地谈自己的见解，从交谈中，我逐渐意识到他不满足于我向他反映情况，而且要求我从理论上作出分析，从战略上进行思考。
195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我写了一封信：
“林克：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1917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习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做什么》一文，今译《怎么办？》是列宁1907年撰写的一篇著名文章。文中论述了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特别强调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四月提纲》，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1917 年4月7日刊登在《真理报》上。
毛泽东的信，对我既有鼓励，又有鞭策，循循善诱，期望甚殷，对我触动很深。
同年10月2日，毛泽东又给我写了一封信：
“林克：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挈》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毛泽东写信的时候，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完成，全国开始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怎样发展我国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我的工作最初是分管国际问题，以后又扩展到国内问题以及理论问题。我过去的习惯是研究形势和动向较多，而从理论和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很不够。现在由于工作的需要，毛泽东要求我一方面要“广收博览”，另一方面要“偏重一点理论”，这样才能符合他的要求，“于你我都有益”。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让我阅读国内报刊的学术理论并选择有新意、有创见的文章送给他看。
在毛泽东的指导和鼓励下，我认真学习了一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我跟毛泽东一起阅读和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参加由他亲自主持的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读书活动，这使我懂得了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中国的实际的重要性，认识了理论对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因对象不同，对学习的要求也不同，对于年轻的警卫、卫士，服务人员，则首先要求他们学习文化，学习基础知识。为此，在他倡导下，中央警卫局为他们办了文化补习学校。
他有时也有选择地让他们读一点通俗的理论小册子。
1960年，毛泽东又给我写了一封信：
“林克同志：冯契①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1957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书，则找别的青年人能够阅读的哲学书，要薄本小册子，不要大部头。
请你办一办，几天之内找来送我为盼!”
因为毛泽东身边的青年卫士、服务人员，多半是工、农子弟，他们较单纯，但文化水平低，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缺乏，阅读哲学著作有困难，而冯契同志的书写得通俗易懂，又不是大部头，比较适合他们阅读。
读无字之书
——毛泽东要身边人员作社会调查
毛泽东不仅重视书本知识，而且更加重视实际知识；不仅重视理论，而且更为重视实践，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所以，他不仅提倡读有字的书，而且更提倡读无字的书，所谓读无字的书就是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并在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一文中，就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科学论断。他一生中作过许多著名的社会调查，对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重大问题起过决定性的作用。1961年，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运动受到严重挫折，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他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个实事求是年”，毛泽东直接指导和组织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对纠正左倾的政策，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1961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三年困难时期为什么出了乱子时强调：根本原因是未调查研究，心中无数。
毛泽东除了亲自视察或调查外，他还经常让身边工作人员到城乡的厂矿、街道、农村、学校，深入社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时间有长有短。
我在他身边工作时，曾多次到农村参加整社、蹲点，到农村和工厂参加四清。在整风运动期间，我曾被派往十几所大专院校了解整风运动进行情况并向他汇报。此外，我还经常进行短期的社会调查。
50年代中期，一个严冬季节，田家英同志受毛泽东的委托，到老解放区进行社会调查，了解老区人民生产、生活的情况。我随田家英同志一同前往。当时我还没有农村社会调查的经验；而田家英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政治上成熟，有丰富的调查经验。我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参加的。我们这次访问了原党中央临时所在地西柏坡以及平山、建平等地。这次调查，我们除了向县委说明来意，并听取县委一般情况介绍外，没有任何迎送招待，我们没有要任何人员陪同，只因为路远，县委给我们派了一名司机开一辆小吉普车。我们全部时间都是吃住在农民家中，直接同农民和基层干部谈家常来了解情况。有时是一、两人，有时是三、五人，有时开小会座谈。经过长期战争，那时群众生活仍很艰苦，正值滴水成冰，寒风刺骨的季节。夜晚，我们睡冷炕，穿着棉衣，盖着棉被，还觉着四处透风，手脚冰凉，冻得难以入睡。有时遇到飞雪天气，中午道路泥泞，早晚道路结冰，崎岖不平，吉普车非常颠簸，由于路滑，车子行在路上常常横了过来。当时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所以，并不觉得苦，就这样，我们一户又一户，一村又一村，有时乘车，有时步行，历时二十多天，完成了这次调查。路上，田家英曾对我说，这一带老解放区生产发展比较慢，原因在于当地党员干部比较老化，摆老资格，不能吸收新鲜事物，思想保守，缺乏闯劲。像这样的地区如果不发展新党员，要比较快地改变落后面貌，是困难的。回到中南海以后，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调查的情况。毛泽东对他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他的意见颇为重视和赞赏。1964年3月，毛泽东在邯郸同河北、山西省、地委部分负责同志谈话时，仍然记得这次调查，他说：“老解放区有的才不象样子，有人摆老资格，把持党组织，不发展新党员。如河北平山，全县封锁情况，下去的干部，他们要考你中央委员有多少？都叫什么名字？等等。”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社会调查，是1961年毛泽东让我们到河南参加整社。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全国城乡严重缺粮，很多地方发生了浮肿病，有些省份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毛泽东心情沉重，忧心如焚。在12月26日，他生日这一天，他请我、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和汪东兴七个人同他一起吃饭，饭菜非常简单，自然不吃肉。吃饭时，毛泽东神情严肃，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全国人民遇到了灾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除了汪东兴同志外，你们六人都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情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不要隐瞒。”
他拿出了写好的一封信给我们看，信中写道：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河南省)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一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临行前，毛泽东跟我谈了一次话。他指示我们要过好三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同劳动人民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反映真实情况。他要求我们下去的同志组成临时党支部，要我担任支部书记。我考虑到下去的干部中有长征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解放后才成长起来的年轻同志，我提出是否请一位老同志担任支书，他觉察到我可能有顾虑，便说道：我看你可以，你是否敢于承担责任呢？我表示，既然主席委托，我是会负起责任的。后来下去的人增加到13人，我建议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罗道让同志担任支书，我担任副支书，他同意了。行前，他同我们下去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1961年元月16日，我们自北京出发，参加河南省、地、县工作队，由于河南信阳专区的整社工作已到收尾阶段，所以，我们改去许昌专区鄢陵县马栏公社参加整风整社，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罗道让同志和我参加了省、地、县工作队领导小组。
整个工作队120人左右，进村后农民实行同吃公共食堂、同住、同劳动。工作队员还要逐户访问农民群众，了解生活、生产、干部作风等问题。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也就是毛泽东讲的生活关。不到一个月，全部工作队员都得了浮肿病。我们每人粮食定量是27斤，实际上连一半也吃不上，这一半还是瓜菜代。每天喝稀汤。所谓粮食，最好只是红薯作的淀粉，根本见不到玉米，更不要说大米、面粉了。我胸口以下全部浮肿，其他同志也好不了多少。但我们13位同志，绝大多数经受了这场考验。
在调查中，农民对公共食堂意见很大。因为它是违背群众自愿的原则，一夜之间由干部强制成立起来的。由于干部多吃多占、食堂工作人员多吃多拿、浪费和管理不善，农民吃不饱饭。当时公共食堂被视为共产主义因素，要解放公共食堂是要冒犯右倾错误的危险的。但我们工作队领导小组经过研究，从实际出发，主张停办公共食堂，给省委写了停办公共食堂的请示报告。然而，我们下去的同志中有的同志不实事求是(或者是怕犯错误)，写了一个公共食堂优越性的报告。最后，省委还是批准了停办公共食堂的报告。后来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推广了我们停办公共食堂的经验，这在全国可能是最早这样做的。大约在春节前，我们停办了公共食堂，群众非常欢迎这个措施。春节前后家家户户，都在修整我们入村时已破败坍塌的院墙。群众生活初步安定下来。接着工作队领导小组根据领导小组组长冯明高同志(当时为河南省农林厅长)的建议，发动群众家家在宅基地种三棵树(一棵核桃树、一棵柿子树、一棵枣树)，以备灾荒之年可以抗灾。同时发动全公社农民在全公社广泛植树。十几年后，我从《人民日报》看到一则报道，说鄢陵县是全国平原植树模范县，从照片上看到原来树木被砍伐光的村庄，被郁郁葱葱的树林覆盖起来，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此外，工作队还分给社员宅基地、自留地，提倡发展家庭副业。
在到农村以前，无论在北京学习的文件和省委的情况介绍，都强调敌情严重，全省约有三分之一的社队为三类社，三类社队绝大部分为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因此，首要任务是要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夺回领导权，完成民主补课。但我们在群众中作调查时发现，主要问题是政策上的失误、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特殊化风)严重，在所有制体制上，社队规模过大，没有认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没有实行等价交换、捞劳分配的政策，剥夺了农民的劳动成果，还有高指标、高征购等问题，就是说，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以，我们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从实际出发，调整了社队规模，认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分配上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政策；对刮共产风剥夺农民的问题，分步骤实行了彻底退赔；实行了粮食“三定”，纠正了高指标、高征购。
在干部问题上，群众意见最大的是瞎指挥、强迫命令和特殊化。我们纯洁了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制止了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转变了干部作风，并进行了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在生产上，建立了生产秩序，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了夏收夏种等工作。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三点指示精神，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完成了整风整社的任务。
1961年7月中旬，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回北京作总结。由于极少数同志对整社过程中搞特殊化的缺点和错误缺乏认识，缺乏自我批评，又不肯接受多数同志的批评，难以作出总结。当时，毛泽东正在江西，我写了一封信将整社的基本情况和问题以及总结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如实向他作了报告。8月7日，毛泽东作了指示，大意说，我去的信，他和杨尚奎同志已看过了，他同意我的态度，希望下放的同志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对极少数同志搞特殊化、脱离群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不要搞特殊化
——毛泽东对青年进行防腐蚀教育
毛泽东历来提倡勤俭节约，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他反对奢侈浪费、以权谋私、谋求制度和规定以外的特殊待遇。因为干部政治和生活上的特殊化，不仅是为政不廉的表现，而且是一种腐化现象。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也如此要求自己的子女、亲戚、身边工作人员。1949年3月5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防腐蚀的方针。同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他对周恩来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1951年，党中央作出了开展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决定。此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了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这些是人们所熟知的。
在日常生活中，他一生简朴，严格遵守国家的制度和规定，不为自己的亲属谋求特殊利益，他非常钟爱自己的儿女，但他自己谆谆教导他们不要有优越感，要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不要特殊化。他最钟爱长子毛岸英，并寄希望于他。当毛岸英1946年，阔别祖国19年后，秘密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就要他参加农业劳动。1947年，毛岸英又东渡黄河到山西、河北等地参加土改。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又送毛岸英到朝鲜经受战火的洗礼。当毛岸英不幸牺牲时，他痛失爱子，但又语重心长地说：岸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作出牺牲。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李敏、李讷正在学校读书，她们在学生食堂用餐。他不准用小汽车接送，要她们乘公共汽车回家，我常见她们穿着褪色的兰色卡其布制服，背着绿色帆布书包回家。有时卫士组瞒着毛泽东派汽车去学校接李讷被毛泽东知道了，他批评卫士：为什么三令五申，还要搞特殊化。毛泽东对他的亲戚，也是如此。1949年10月9日，他给他的夫人杨开慧之兄的信说：杨开智先生：希望你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这表现了他反对利用职权为亲戚谋职务的高尚品德。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更是经常教诲他们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要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1964 年冬，我到河北新城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毛泽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化个假名；二是不要当官；三是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我体会这三点都是体现了以普通劳动者出现的精神，我遵照他的要求做了，结果很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交了许多农民朋友，这更有利于深入群众，了解到真实情况，使我获益匪浅。
有位卫士，工资比较低，他与周围卫士攀比，总觉得自己吃亏。于是在评级时闹着要连升两级，领导上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卫士平衡比较，只给他提了一级，他又哭又闹。在1957年整风时，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标题是《一登龙门声价十倍，某某某哭哭啼啼要两级》，凑巧毛泽东看到了这张大字报，说了一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提级时啊!”毛泽东这是借《林冲夜奔》这出京剧中的两句戏文改了几个字，来教诲这位年轻人不要争级别、闹待遇。但事后，他对这位青年的生活困难很关心，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些钱给这位卫士解决困难。这位卫士没好意思接受。
就连他身边的卫士结交女友，毛泽东也常劝导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去考虑，绝不能打着他的旗号，说什么我是毛泽东的卫士，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等等。他告诫这些青年：打他的旗号最后自己是要吃苦头的。
毛泽东不但注意反对特殊化，而且更为注意反腐蚀的教育。在1962年春，毛泽东找汪东兴谈过一次话，谈话内容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他说，他发觉身边有老鼠，他提出毛泽东办公室党支部开展整风，整顿思想作风，清除老鼠。汪东兴召开了毛泽东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包括了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开始整风。在整风中，绝大多数同志都严格要求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不足之处或者缺点，思想认识都有明显提高。与会同志也揭发出个别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并且有贪污和渎职的行为，此外，在他随毛泽东在外地视察工作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各种物品的行为。虽经组织和同志诚恳和耐心的帮助和教育，但他始终不肯做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辜负了毛泽东和组织上对他的信任与培养。
毛泽东一贯反对特殊化，更不能容忍和姑息贪污、渎职行为。当他知道群众揭露的事实后，便果断决定将该同志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虽然这位同志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毛泽东还从稿费中拿出几千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该同志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件事使在他身边的所有同志都深受教益。
不因人热
——毛泽东教育青年艰苦创业
1959年6月3日清晨，毛泽东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梁鸿是东汉人，少孤家贫，经常独坐，不与人同食。别人先做饭，做毕招呼他说：锅和灶还是热的，快煮饭吧!可是梁鸿却说：我不用别人的热锅和灶。他熄灭了灶火，自己重新燃薪做饭。
毛泽东说，过去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我领会毛主席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要有志气，不依靠他人，而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艰苦创业。
毛泽东的一生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敢于想别人之未敢想，言别人之未敢言，走别人未敢走的路。
毛泽东曾多次赞赏历史上有政治远见、不迷信权威、富于改革精神、有创见、有作为的年轻人。他谈到战国时的甘罗12岁时就当了宰相，政治上很有主见、有作为。他多次赞赏西汉的贾谊，说他向文帝提出的《治兵策》是西汉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风气，值得一看。他说贾谊是“英俊天才”。他对贾谊33岁时因梁王坠马，而过于自责，以致抑郁而死，深感惋惜。为此，他大约于60年代初还吟诵《贾谊》诗一首：“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他还谈到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时，也不过30 岁，等等。
毛泽东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我对慧能及禅宗的一点微薄知识，多是得自毛泽东的讲授。
毛泽东对我谈到慧能的身世。他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 年)，出于贫寒农家。皈依佛门后，一直是舂米的下等僧。后来，禅宗五祖弘忍寻觅新传人，要众僧作法偈，以观各人的修行。其上座弟子神秀做了一首，深得众僧推崇，但弘忍并不满意。慧能反神秀之意，另作一首，却得到弘忍赏识，受法衣，为禅宗六祖。
毛泽东为我背诵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毛泽东跟我说，后一首是慧能所作，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务，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怎么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
毛泽东还谈了慧能学说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佛骂祖”。这种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与毛泽东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无相通之处。
毛泽东对子女、亲戚和身边工作的青年也同样鼓励他们要有雄心壮志，严于律己、自立自强，不要依靠他人。
毛泽东1941年1月31日，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有这样的话：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志气是很好的。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做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
1963年1月15日给李讷的信中说：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
1962年6月3日给邵华的信中说道：……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
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给文南松表兄的信中说：运昌(即文运昌、毛泽东的表兄)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对于身边年轻工作人员，则希望他们首先提高文化，提高工作能力，为人民服务。对学习好、有上进心的青年，则予以鼓励、表扬。卫士张宝金被送入大学学习，学习成绩优秀。张宝金休息时看望毛泽东，他每次必见并同他交谈，这是过去的卫士中很少人能享受到的殊荣。毛泽东还经常向身边青年表扬这位同志有进取心，学习后知识增长了，眼界开阔了，思考能力提高了，社会经验丰富了。对于不爱学习或上进心不强的青年则谆谆诱导、鞭策、有时还要批评，最后还是坚持送他们去学习。
坚持真理不怕鬼
——毛泽东对青年进行党性教育
1957年整风前后，毛泽东曾多次和我谈到一些科学家的故事，说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科学真理，甚至不惜为此而献身。他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创立了科学的“日心说”，否定了在西方统治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地心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神权统治。意大利的哲学家布鲁诺、物理学家伽利略，他们也都因为坚持真理而遭到罗马教廷判刑惩罚。1959年10月，毛泽东对我说：“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但是，他们不怕孤立，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最后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还对我说过：“遇到尖锐的问题时，要坚持原则，旗帜鲜明，不能怕丢失选票，而有人保持两边都不得罪的态度，结果，反而要失去选票，失去人民的信任。”
毛泽东还同我讲了许多不怕鬼的故事。有两个故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终生难忘。一个是“狂生夜坐”的故事，一是《席方平》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都出自《聊斋志异》。
约在1958年5月初，毛泽东有一天对我说：“世界上有许多鬼，也有许多人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我说，我不相信鬼神，所以不怕鬼。他说：“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聊斋》上有一个故事，毛泽东边说边生动地比划说，一个狂生夜坐，有个鬼披头散发，面黑似漆，很难看，瞪着眼睛，吓唬狂生，舌头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笑着研墨，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黑，也伸出舌头，目光如炬和鬼互相瞪着眼睛，这样对视着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那个鬼见吓不倒狂生，就跑掉了。(这个故事出自《聊斋志异》中的《青凤》，狂生名叫耿去病，毛泽东说时绘声绘色，略带夸张。)他说完故事后说道：“作者蒲松龄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来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
《席方平》的故事，更激动人心，更加感人，发人深省。毛泽东问我是否看过这个故事，我说，我看过《聊斋志异》但不记得这个故事。他比较详细地讲了这个故事。他说：“席方平的父亲席廉为人憨直，得罪了邻里羊姓富翁。羊某早死几年，贿赂了阴司官吏，席廉忽然暴死。席方平悲痛欲绝，决心到阴间为父伸冤。席方平来到阴间一牢狱门口，远远看见他父亲望着他哭诉：狱吏全受贿赂，日夜拷打他。席方平又向城隍、郡司告状，因他们都受了贿赂，不仅案子不受理，而且受尽了拷打，又被押回阳间。席又溜回阴间，告到阎王那儿，阎王不容他诉说，就责令打席几十大板。席大喊：“谁叫我无钱，应当挨打!”阎王恼羞成怒，教鬼卒把席放到烧得通红的铁床上去烤。阎王问席还敢告吗？席说，大怨未伸，寸心不死，一定要告。阎王大怒，叫两个鬼卒把席的身体锯成两半。席痛不可忍，但硬是一声不吭。鬼卒说，真是条硬汉子!掌锯的小鬼同情他是孝子，不忍锯到他的心，锯子曲折而下，保存了他的心，身子被锯成两半，阎王叫鬼卒把席的身体合起来去见他。阎王问席还告吗？席恐再遭到毒刑，谎说不告了。席又被押回阳间。席想告到玉皇大帝那里。听说二郎神是玉帝的贵戚，聪明正直。便又回到阴间找二郎神，谁想又被阎王抓住，把他强行投胎为婴儿，席愤怒啼哭不吃奶，活了三天就夭折了。他的灵魂又跑到阴间告状，结果碰上玉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赶快判决。最后二郎神判决将贪脏枉法的闫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某分别治罪。同时，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义，并增加阳寿三纪(古代十二年为一纪)。
毛泽东讲这些不怕鬼的故事，实际是在喻人。他是针对当时的国内外情况而发的。在国内当时正在进行整风运动，党的各级领导大多数都能认真地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改善领导作风，改进工作。但也有一些基层单位少数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压制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对整风中提出积极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采取违法手段，罗织罪名，把他们打成反党分子或右派分子、反党集团或右派集团。毛泽东察觉了这种情况。所以，他讲了许多不怕鬼的故事，特别是《席方平》的故事。他说，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冤案终能昭雪。他还讲，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做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了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
毛泽东以后提出要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同志承担了这个任务，他在同年夏天基本编成。毛泽东还要他写个序文。1961年初，毛泽东请何其芳到他的卧室谈序文的修改。毛泽东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毛泽东所说的“现在的形势”是指1959年春季帝国主义国家、各国反动派和某个超级大国联合的反华浪潮。他修改的序文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处，一处增加了这样一段：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毛泽东对序文的另一处修改是增加了这样一句话：
“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毛泽东还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还让何其芳在序文中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话。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收到了何其芳的修改稿，当天看完退回并批示：“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此书能在2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在退稿中把他上次增加的这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改成：“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②这一修改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的精微和周密。就是说事物的转化除了其他条件外，还需“通过斗争”这个条件。这是他根据当时国内整风和国际斗争总结出的重要经验。
1958年，毛泽东还不只一次地同我谈过“二王八司马”的故事。他谈到中唐时期，唐王朝由盛而衰，朝中宦官擅权，四方藩镇割据，土地兼并加剧，苛捐杂税很重，社会生产凋蔽，民不聊生，中央集权受到极大削弱。社会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趋激化。
在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适去世，太子李诵(唐顺宗)即位，重用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吏部郎中韦执谊和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刘禹锡、柳宗元等。他们一度执政，韦执谊被任命为宰相。他们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例如，惩处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废止掠夺、扰民的宫市，谋划剥夺宦官的兵权，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史称永贞革新。但是，由于朝中宦官、藩镇等守旧势力合谋发动政变，迫使久病的顺宗把皇位让给太子李纯(唐宪宗)，王叔文革新派仅仅执政五个月便夭折了。王叔文、王伾被杀，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韩哗为骁州司马，当时称为八司马。王安石《临川集》中的《读柳宗元传》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
毛泽东对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颇为称道。他不仅推崇柳宗元、刘禹锡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而且对他们的许多诗文也很欣赏。
1959年3月1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刊登了一篇论柳宗元的文章。毛泽东阅后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发表了他不同的看法。他对我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毛泽东对刘禹锡的许多诗也是欣赏的。如《石头城》、《乌衣巷》、《再游玄都观》、《西塞山怀古》等经常吟诵。他还用毛笔为我手书了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有赠》七律诗一首：
巴山楚水凄凄凉地，二十二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这份手迹，笔力苍劲飘洒，我一直珍藏着。
①冯契，当时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教授。
②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
摘自：《缅怀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