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群众生活
关心群众生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表现。关心群众生活、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我们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一个法宝。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强调和重视关心群众生活。1933年至1934年间，在他所写的一些关于经济工作的文章和所做的农村调查中，特别是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反复阐述了在革命工作中关心群众利益、改善群众生活的重要意义，反复论证只有通过切实地为群众谋利益，并且对群众进行不断的宣传教育，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团结在革命政党的周围，建成一道任何反动势力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这个队伍是为着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党的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反对不顾人民生活，不顾人民死活的官僚主义，认为这是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纵观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的一系列论述，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关心群众生活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后曾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在以后革命的历程中，每一时期都有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这些中心工作一般表现为人民的长远利益，要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必须注意人民的当前利益，关心群众生活，解决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等问题，让人民群众自觉地参加革命工作。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但是，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就不能完成我们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以及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真正这样做了，群众就会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完成革命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针对苏联单纯注意积累资金，而忽视农民的切身利益这一情况，毛泽东幽默地指出，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第二，关心群众生活又是一种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不关心群众生活就会脱离群众，犯官僚主义错误，影响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曾多次强调要反对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指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刁；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第三，既要关心群众生活，又要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但是，由于我们的国情所决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这就要求在兼顾发展生产与改善生活的同时，把重点放到发展生产。亡，同时，还要移风易俗，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和传统，避免分光吃净，为了当前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他号召中国人民要有志气，要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这是从更大的范围和更长远的角度关心群众生活的表现。在我党历史上，是否关心群众生活，已经成为能否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志。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关心群众生活。什么时候就能够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反之，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和痛痒，就会脱离群众，使革命和建设遭受损失。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的思想，是唯物史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对于新时期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改善人民生活的矛盾、密切党群关系、充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毛泽东经济思想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核心内容。如果推而广之，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则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生命线”的提法是一种比喻，它充分强调和肯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是我们党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辩证统一原理的具体运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早在1934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均先后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后来，我党我军的主要领导人又多次阐述过这一基本原则。1954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送党中央审改时，毛泽东亲笔写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1955年，正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时，毛泽东开始把这一基本原则引入经济领域，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论断，并且强调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从那以后，毛泽东不断重申和丰富这一原则，使之逐步发展成了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核心内容。概括起来，主要包括：第一，要永远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因此，必须坚持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这种统一年年如此，永远如此，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只是内容变了而已。可以说，即使是在后来毛泽东对政治的理解发生重大偏差以至根本失误的时候，他仍然坚持着政治和经济相统一的基本原理，“抓革命、促生产”就是典型一例。第二，政治工作为经济工作指引方向，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毛泽东认为，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为此，他号召广大经济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都要力争又红又专。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第三，思想政治工作是协调经济关系、解决经济矛盾的重要武器。在社会主义时期，各种经济关系、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它们大多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既要靠用经济的和行政的方法进行合理调整，也离不开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经常教育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要从全局出发，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始终坚持批评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错误思想。第四，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保证他们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觉悟、智慧和力量，才能取得成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能使广大群众觉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理应履行主人翁的职责，从而振奋精神、同心同德、自觉自愿地投身到建设新社会、新生活的伟大实践中去。毛泽东之所以亲自概括和高度赞赏“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其意义和价值也正在这里。必须指出，毛泽东在“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解和运用上，也曾有过失误和偏离，特别是60年代后，当他在指导思想上产生重大失误时，更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政治的误解。作为“生命线”的政治工作是以对政治的正确理解为基础的，而政治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如前所述，毛泽东在理论上阐述过这一观点，但他确实又有自相矛盾之处，60年代后，甚至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民主革命时期，对我党我军来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号召人们为此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斗，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建国后、特别是在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将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甚至等同于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则是完全错误的，理所当然不能取得预想的效果。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曾表示，苏联的方法即自上而下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方法，即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这种思想一直发展到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其次是对“生命线”本意的夸大。“生命线”的说法本来是一种比喻．它与“统帅”、“灵魂”、“领先”等说法一样，在哲学上都属反作用和能动作用的范畴，都是以首先承认经济是基础为前提的。但自50年代后期开始，党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都发生了“左”的错误，特别是又加上林彪、“四人帮”的歪曲，经济工作、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日益对立，它们的根本关系甚至被颠倒，“生命线”也日益成了“代替”一词的同义语。“文化大革命”期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宣传就是这种歪曲的典型表现。与以上两点相联系，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效果评判、自身规律等问题上，都缺乏科学的研究或犯过不同程度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政治工作恢复了“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的本来面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生命线”的论断，认为它是一个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我们现在完全应该也完全可能根据新的历史情况，向前发展和推进这——重要思想，使之不断完善、代代相传。那种认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因为有过重大失误、遭受过严重破坏而应全盘否定的说法和做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它不符合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革命和建设几十年的光辉历史，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革命胜利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他号召全党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2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把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提出来。以后，毛泽东用极大的精力去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和杜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1954年9月，根据毛泽东在修改、审定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的意见，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的战略任务。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思想。毛泽东认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决不可以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方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完成了一批基础工业的重点建设项目，填补了我国重工业的空白，为我国工业今后较大规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第一次完整表述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规划了建设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战略目标。考虑到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上又很落后，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实现工业化以及整个四个现代化。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需要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的艰苦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在所需时间的估计上，毛泽东曾作过多种设想。1955年3月，他曾说，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个世纪。同年10月，毛泽东又指出，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可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56年9月,他在接见参加党的八大会议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又说，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至100年的时间。1958年，由于毛泽东和中央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片面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加上对经济规律认识不足，毛泽东曾一度将时间的估计提前了许多，并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在经过这次重大挫折以后，毛泽东不仅回到了原来的估计，而且更加谨慎，1961年9月，他在会见蒙哥马利时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在经济困难时期渡过以后，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随后，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第一步，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第二步，力争在本世纪末实现，规划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如何才能实现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呢?1964年12月，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他还提出，在我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其根本意义是要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按比例发展，形成一个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消费需要为目标的产业结构。使我国的工业化，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其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这是使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工人和农民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思想与实践，反映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开拓和探索，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笔宝贵的遗产。党的十二大关于在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规划，以及后来邓小平提出的，到下世纪中叶赶上和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设想，正是根据建国后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同时考虑到毛泽东等人的上述估计和规划而提出的，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
毛泽东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情况出发，向全党发出的一个重要号召。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民的情况如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发展重工业的思想。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指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采取工农业并举的方针。1962年，毛泽东总结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律，提出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并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马克思曾经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我们国家经济落后，农业对工业发展的制约作用就更为明显。正因为如此，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毛泽东全面论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所以，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农村人口就稳定了。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是为农业服务的。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毛泽东关于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的号召，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继承、应用和发展，是他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得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结论。这一号召，对于农业现代化建设，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
两参一改三结合
毛泽东1960年3月在转发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提出的我国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理论后，就在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特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除了依靠生产力本身的几个因素外，还必须使生产关系的变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生产关系的内部，所有制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而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在不断地变化。因此，他很注重通过改善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他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时，他提出于部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与工人建立平等关系，要改革束缚群众积极性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提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生产管理，”根据这一建议，会议通过了于部参加劳动的决定。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强调了建立平等关系、改善企业管理的问题，强调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他说，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合作。还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全民所有的企业，集体所有的企业，都有一个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他对国营企业在建国后十年间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进行了总结，指出，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文章。对企业的管理，采取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960年3月，毛泽东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问题后，我国的许多大型企业陆续试行了这种管理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六十条》正式地肯定了这个制度，并且把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这个制度就其体现工人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这一基本性质来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对于管理现代化企业来说，这个制度是不完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的企业管理制度作了许多重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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