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继老区土地改革获得成功之后，新区土改逐步展开。1950年6月，召开了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及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于这项文件的起草工作，中央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为了征求地方意见，他事先把我们几人叫到北京，有华东的刘瑞龙(华东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南的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副书记)和我(中南局秘书长兼中南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座谈了两三天，我们汇报了当前的情况和今后土改的意见。有一天，少奇让我们列席中央的一个会议(好像是主席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之前，毛主席单独接见了我们几个人(那时他还住在香山)，主席首先说，少奇同志叫你们来出点主意，你们两个大区是新区土改的大头，两个大区的人口合起来有2亿几千万(当时新区人口共3亿1千万)，你们要早走一步。土改是我们民主革命留下的一个“尾子”。但这个尾子还不小，是个大尾巴。土改搞好了，第二步搞建设本钱就大了，你们有什么意见？于是，首先由刘瑞龙介绍了一下华东的经验，大意是说：要避免过去土改的缺点，这次是更有政策，更有准备。但是封建势力的抵抗还是很厉害的，不能低估。进了城以后，替地主说话的人也更多了。毛主席说：城里的人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要说话，这可以逼着我们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接着问中南方面的意见，我就先推黄克诚谈，黄说他只知湖南一个省的事，省里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有起义部队，统战情况更复杂。土改反封建既要彻底，又要掌握政策策略。轮到我时，我汇报了几点，一点是说中南准备把农村工作当做当前的中心，这是中南局已经向中央请示过的。我们把农村搞好，就可以保证城市的供给，而且可以有一个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另外一点，农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步划一个阶段，搞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这一步所以重要，因为实质上它是个政治斗争，是为了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先集中打击目标，把农村最恶劣的称霸一方的封建势力当权派和国民党的武装匪徒扫除一下，同时发动农民，建立农会，通过这个斗争发现一些积极分子，搞个组织基础。说到这里，毛主席说，这一步很重要，这个安排很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也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他还叫我回去写个报告。后来我回去写了个东西由中南局转报毛主席，毛主席以中央名义电复中南局表示同意这个部署，说：“我们同意杜润生同志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经过了这样的秩序。过去华北东北及山东的土改经验也是如此。”这个电报还发给华南分局并告华东局等。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丰富了中国土地改革的政治内容。盘据于全国乡村的豪绅地主统治，被农民推翻，代之以民主政权，中央政府号令可以上下贯通无阻，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国外曾有些学者评价中国土地改革，认为农民所得土地无多，意义不大，他们恰恰忽视了通过土改对基层政权实行民主改造，对于国家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这次会见，我又提到，据我们调查，发现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只有50%左右，有的地方40%几，最高50%，没有70%的情况，这个数目字和主席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数目字有差别，所以将来可分配土地的数量不会太大。如果不动富农，光分地主土地，只友40%左右，无地少地农民数量很大，不够分配。邓子恢同志主张动一下富农的出租土地。我事先听说，49年底50年初毛主席、周总理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谈到土改问题，毛主席提出，中国将对资本家和富农采取一种新的政策。苏区时代对地、富在政策上都是“左”的，一度实行过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以及将土地打乱平分的政策，效果都不好。因此新区土改准备保存富农经济。这个政策拟写入新土改法。斯大林表示同意，并说，中国的富农与苏联的富农不一样，苏联的富农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工人阶级现已获得政权，而富农人数较少，又没有站在反革命一边，保留富农是有益的，有利于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这次我被派来参与土改法定稿，遵嘱将子恢同志建议先向少奇同志转述一篇。少奇说，中央一致主张保存富农经济，不过有意见不妨再次向主席反映。毛主席听了我们的意见以后，说：土地就那么多，它是个客观事实，说多了并不就变得多，说少了也不会变少。你们有调查，有第一手材料，我们当然听你们的。全国怎么样，还弄不清楚，将来都会搞清楚的。至于富农问题，中央的意见还以不动为好，“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有利生产”。贫农将来分地少有困难，我们有了政权，可以从另外方面想点办法(当时讲了许多条)。后来关于富农问题，中央决定基本不动，有些地方可因地制宜。这就是《土改法》规定的，各省有权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征收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由于种种的原因，新区土改中不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地区是较少的。
中央此次会议，先讨论婚姻法草稿，后讨论土改法。记得一位老同志讲到土改中要引导农民注意节约，分田后不可大吃大喝，毛主席插话：“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兴之余，吃喝一次，在所难阻。”主席这里既讲理又讲情，这一点，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通过关于土改的这次谈话，我还感觉毛主席很平易近人，注意听别人讲话，具有实事求是、从善如流的风度。
二
在土改之后，毛主席就酝酿考虑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提议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负责农村工作(1952年11月)，决定调邓子恢同志组成中央农村工作部。中组部通知叫我和邓老一块来，邓老任部长，我担任秘书长，兼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即农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邓老)。我们来北京以后，有一天一起去见毛主席，向他报到。毛主席在驻地接见我们，说，关于农村问题，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工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还说：我们不是说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老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中南地区互助合作还没提到议事日程，全国老区和东北等地互助合作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搞得很不错了。我们需要一个调查研究学习的时间。毛主席接着说：杜润生同志，咱们见过面，下面农村情况如何？我说：土地改革以后，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小农经济是手工经济，力量单薄，思想还不够稳定，向互助合作方向前进，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着急也不行。邓老插话：河南提出允许“四个自由”(即毛后来批他的“四大自由”，在这之前这四个“自由”中央通过新华社信箱讲过全国各大区都倡导过)，发布告示，让农民放心，这个布告还是好的。起作用的。我接着说，对于新区，还是生产压倒一切，上级发的任务太多(即“五多”)，反映非常强烈。毛主席说：好哇，第一件事情就抓这个吧。遵主席指示，我们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布署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和《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此外，农工部还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我替《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这两件加上《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共三个文件，毛主席都亲自过目，批示合出一个小册子，题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1953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正式成立，于4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发展互助合作，重心还放在办好互助组和试办初级社。
1953年6月，毛主席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毛主席讲，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点时间，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离开它就会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可是，也就在这一时期，农工部下去的同志回来反映，某些地方的合作化有一点“冒进”。对建立生产合作社，党内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还在1951年，山西省委就提出应限制富农发展和两极分化，适当地动摇私有制，把互助组织再提高一步，办土地入股共同耕作的合作社。华北局领导和刘少奇同志对此有不同意见，毛主席认为山西的主张是正确的。在下边也有类似的分歧意见存在。在讨论总路线的政治局会上，毛主席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论点，说不可确保，就是要动摇。不久又批评“四大自由”，认为这都是错误的。看来，批评“四大自由”(即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的自由)是指邓子恢，“巩固论”据说是批刘少奇，实际上从他们二人的讲话记录中未找到这种说法。但确有人有这种主张，主席当时是借题做文章，教育大家，没有明确是针对谁说的。
这以后，毛主席又召我们见了一面，把问题讲得更明白了。他说：现在我们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含义是什么？总路线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什么叫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就是在桥上，就是过桥，不是跳过去，要一步一步走过去。说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不准确。意思是说，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渡时期。我们原来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阶段”，是五种经济并存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因而不是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就开始对非国营经济成分加以削弱。毛主席在此次会见时还说：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富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自愿的。我们国家叫人民民主专政，实际是无产阶级专政，这里面就有改造农民的任务。记得好像就是在这次会见时还说：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农民怎么在九地之下呢？光土改以后少交租子就有700亿斤，这都是他们的收入嘛，难道不是改善吗？至于和城里面相比，城里一个工人创造的价值高，生活条件也不一样，当然收入会高一些。问题在于，梁漱溟的“仁政”观点，我们的有些干部也都存在。谈到这里，主席留我们吃饭，席间，他又讲了一个重要观点：共产党必须一贯坚持搞好工农联盟，但建立联盟的基础，过去靠民主革命土地革命，今后要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个新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合作化。
1953年底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陈伯达和廖鲁言传达了毛主席说的有名的那段话：“‘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又说，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一套“确保私有”，“四大自由”，就是行小惠。那真是“难矣哉”!同时还批评了农村工作部年初的“反对冒进，解散了一批合作社”。
在互助合作的早期阶段，主要是发展互助组。1953年这一年里参加互助组的农户约有40%，其中常年组约占1/4的比重(比上年增加1/5)，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还很少。年底毛主席讲话后，就将“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的方针，改变为主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提出要摊派数字，要有计划。到1954 年春，全国初级社由1万多个发展到7万多个。各地方已出现有一点强迫命令的现象，这一年又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农村出现紧张。据统计，从1953年到1954年粮食年度，国家实际粮食收购785亿斤，比上年多收178亿斤，增长29.3%。老百姓对统购统销不习惯，对取消粮食市场不知是怎么回事，怨声四起。本来统购统销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是一种战时经济措施，现在把它做为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和合作化同步实施，强求农民接受，当然有困难。当时中央农工部为避免全面出击，建议合作化应稳一下步子，曾在54年春正式给中央写报告，叫各地方不要再单纯追求数字，努力先办好这7万个社，使之真正起示范作用，真正是自愿的组合。同年3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因此4月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主要目标就是办好这7万个社，主张发展一批，办好一批，稳步前进。一直到1955年春，始终是这个态度。这和毛主席这个时期一连串促进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言论是不协调的。
现在回顾一下，有几个观点，当时由于受它们的支配，成为后来人们所批评的保守倾向的内在因素。这就是：1)尽管毛主席说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说明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桥”，二者是一致的。但按我们原来接受的教育。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个很长的发展阶段，有多长呢？至少要有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起码是15年。总路线就是这么说的，要按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及以前的《新民主主义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这个过程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不然就构不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也都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所以人们脑筋里不存在很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预期；2)土改之后，农民才由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他们很自然地要求自主经营发展家庭经济。对于贫农而言，他们是有困难的，但不能因为克服困难，就把他的私有权拿走。搞互助组，农民是可以接受的，搞合作社，土地集体经营，多数农民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因此，土改结束后，我自己从新区来到中央，头脑中依然带着当地农民的愿望：要有一段发展个体经济时期。认为这样对生产有好处，也能和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衔接上。合作化早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刚满足，马上又改变，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3)毛主席的合作化工作路线，是由点到面，循序而进，从低级到高级。互助组，有了社会主义萌芽，然后萌芽长大，进而办合作社。但按这个程序去实践，需要有时间。中国这么大，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工业发展也要有个过程，没有工业的支持，农村生产力的大提升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心里认为，按15年时间，在其分配上应该是先慢后快。起步过快，所谓由点到面，循序渐进，就可能落空。总之，调子是防急、求稳，这终于引出后来毛主席的批评。在这以前据说毛曾召集刘少奇、彭德怀、邓子恢谈过一次话，批评对社会主义不热心，告诫不要重犯53年错误，毛几次提到此事，彭德怀在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也有所检讨。子恢同志似乎未予重视。53年初华北大名府、太行山整顿合作社，一批合作社又退回初级社，陈伯达向主席反映说，农村部反冒进变成“冒退”。中央农村工作部讲防止急躁冒进是事实，但并未直接干预，整顿工作是由地方主持进行的。
三
1955年3月中旬毛主席又找我们几人去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和我参加。当时由我们简略地谈到：现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搞到一块了(继上一年度之后，1954年至55年度购粮891亿斤，增加106亿斤)，有几个地方，如浙江等某些省区，粮食任务重，合作社办得急了一点，不但追求社的数字，还追求全村居民入社的比例，弄得农民杀猪宰羊、卖牲口、不上粪，春耕受了影响。但全国大多数地方还是好的，尤其是大量互助组办得不错。贫农对互助组是很欢迎的。互助组能解决劳力、牲口、农具缺乏问题，那些富裕户缺劳力，贫农缺牲口，他们自己协议好，互相等价交换，所以受欢迎。毛主席听过后就讲了那段最有名的话，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主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实际上类似的方针在1955年1月10日中央《关于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中就已提出，提法是“控制发展、着重巩固”。这次谈话以前，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主席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关系，农民负担很重；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57年以前1/3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50%。毛主席还对谭震林说，到明年十月可停下来整顿一年。此时，我们以为主席和我们之间，不存在重大分歧了。其实，这只是战术上暂时的一致，不是战略上的一致。他对于各方面报来的关于农村存在的紧张情况不能不予关注，因而对我们提出的某些缓解政策表示支持，但他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部署，并没有任何变化。并且他这几年已形成了一种印象：党内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讲什么确保私有财产，公私一律平等，靠小农经济吃饭，这种思想阻力，必须打破，为总路线开通道路。当他得到一些符合理性预期的讯息时，就认为这才代表着事物的本质、主流，那种不符合理性予期的讯息，就认定是表面现象，非本质的支流。他主张支流也要注意。但不能颠倒主次。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不能不着重批判那些非本质的支流的宣扬者。了解了这一点，也许可能对毛主席这一年中态度近乎突然的变化作出解释。后来，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有过按是否符合“大方向”来判断思想是非的做法。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曾使人们产生离开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方法，陷入认识的误区。
1955年春，正当准备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三字”方针时，农村传来更多的讯息，党与农民的关系存在某种紧张状况，南方以浙江问题最为严重。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即政法办)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分别派出工作组调查。回报说：该省在1954年春只有2千多个社，到55年春增加到5万多个，占农户比例由0.6%增加到近30%，扩大了约50倍。在办社中严重违背自愿原则，强迫命令，提出“抓两头，带中间”，“向中农进攻”等口号，大反“小农经济”和“自发势力”。54年浙江粮食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农民留粮严重不足，并多给单干农民派任务，以统购统销来促合作化。全省耕牛减少5700多头，猪、羊减少1/3至1/2，卖家具，吃种粮、逃荒、要饭、卖儿女、老弱饿死等现象续有发生。55年当年3月下旬，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来到北京，邓子恢和谭震林(当时任中央秘书长、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即地区办公室主任)等人，与江华一起开会研究怎样处理浙江问题，决定用中央农工部的名义，给浙江先发个电报。电报发出前，曾送给陈伯达，托他转呈毛主席，陈回电话说：“主席同意”。邓老随即出国访问匈牙利。
电报发出后，浙江省委表示同意我们的建议。谭震林同志再次召集会议，决定由江华同志给省委去电话，请省委下决心处理农村问题，同时请农工部和中央二办派人就地商量执行办法。于是把我和中央二办负责华东组的袁成隆同志派去。4月上旬到浙江后，在省委会议上取得共同认识：关于合作社问题，能巩固的全力巩固；群众意见很大的、人心散了的、强迫命令的、维持不住的，“坚决收缩”。原不准备开大会的，省委提出开会才能统一思想，于是开了个干部大会，由我讲了话，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霍士廉同志做总结。后来毛主席批评说坚决收缩的决定是在“惊慌失措”下做出的。当然，我在用语上有毛病，如说到“下马”，但这只针对浙江地区的那种无法巩固只能收缩的社讲的，并没有让整个合作化工作下马，更不是让全国合作化下马。实际上有一批办不下去的社，硬撑下去，必将影响当前生产。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社由5万多减少到3万多个，共减少1万5千多个。当时估计河北省也应收缩，河北表示已经搞过了，不再动了，我们去看了看，就没有再搞。这样加上河北和山东自己收缩的，全国一共减少了2万多个合作社(以后，曾被误传为上二十万个社，在文化革命以前就这样传开了)，社的总数也由67万个变为65万个(在54年中仅仅是10万个)。56年浙江把原来收缩的社又都恢复了，但在57年这里又出现退社潮和自发包产到户现象。
4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少奇、小平同志等出席，由我汇报农村的情况，谭震林同志做了补充，主要讲浙江的问题。会议上有几位同志发言，都主张把重点放在已经办起来的社尽量巩固下来。最后少奇同志讲了一段话，大意说，问题的核心是个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所谓强迫不强迫，自愿不自愿，就是对待中农的问题，强迫也是强迫中农，自愿也是叫中农自愿。为了保证中农的自愿，可以把速度放慢一下，明年春天停止发展，做好巩固工作。中农看见社办好了，就会自动来敲门，那时候我们把门开开。他们自愿，我们欢迎，这可以保证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会议提出，当前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
4月底，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带回他对农村情势的新判断。5月1日他到天安门观礼，对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大意是，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庄稼都长得很好，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麦子长得半人高，谁说生产消极？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也高。但给合作社说好话人不多，柯庆施说下边有1/3的干部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从此主席就认定所谓农村存在紧张，农民不满统购，合作化有强迫现象等等说法，一概是“发谣风”，因而进一步强调要反对保守倾向。
5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这次会上，毛主席强调合作化出点乱子，但主流是好的，不讲这一点是右倾表现。谈到“停、缩、发”的三字方针，主要方面是“发”，尤其在后解放区“基本是发”，三月份所提“三字经”内涵，已有所改变。这次会后向到会各省分派了发展合作社数字，并决定到明春搞100万个社。在这次会议上各省(市)负责同志反映中央农工部不放手的毛病，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6月1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少奇同志主持，批准了100万个社的计划。响应杭州会议精神，对保守倾向也有所批评。
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迎接农村社会主义风暴，反对右倾保守。七届六中全会讲话的基调，就是这个会上定的。毛主席在会后找邓子恢，提出100万个可以再添30万个，搞130万个，看怎么样？邓老说回去考虑考虑。邓老回去以后，找了部里合作处负责同志商量，看法一致，认为还是坚持100万个的原计划。第二天邓老就去找毛主席，道理讲了很多，其中包括发展合作社的计划要照顾群众觉悟水平和干部领导水平，培养会计就需要时间等等道理。主席听了很不高兴，不以为然地说，一百万就行，多三十万就不行？我看不见得。7月18日，毛主席给我批了一个条子，说：“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四、五月间)的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我就送去一些东西，以后廖鲁言他们又送了一些地方上送来的材料。毛主席就开始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在这基础上扩大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老人家一篇一篇地看，加批加注，越写越起劲。后来认为右倾保守不仅是邓子恢的问题，而是全党的问题，于是决定召开七届六中全会解决。会前书记处召集我们开会，小平同志传达主席原话，说：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以上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都参加。
接着在10月份召开了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会上，首先由邓老和我两人做了检查，承认落后于形势，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在这次会上特别强调指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即将到来，处在大潮中间的某些人还是像小脚女人走路，总嫌别人走得过快；合作社是能办得好的，既然现在能办好，为什么以后不能办好？10万个能办好，100万个、130万个就办不好？能办小的就不能办大的？能办初级的就不能办高级的？说没有干部，干部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嘛!他指出特别是把中农划为上、中、下三类，我们只要团结贫雇农、下中农，就争取了多数，就能保证合作化健康发展。少数富裕中农不愿入社，可以叫他等一等，他批评具有保守倾向的同志是站在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上说话，提出不能够认为先工业化、先机械化然后才有合作化，说我们先搞好合作化，可以推动工业化。他强调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浙江“坚决收缩”合作社是惊惶失措的表现。现在人们看到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是在7月讲话稿基础上经过两次修改于10月发表的，此件和7月31日会议文件有差别，其中许多问题，如明确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批评“小脚女人走路”，“从富农富裕中农立场出发”，批评“下马、上马一字之差”，关于办大社和高级社等等，都是七届六中全会上讲了后来加进文件的。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另有提纲，有许多话没有上文件。
会后不久，中央开会讨论农工部错误问题，当时有人提出邓子恢检讨不够，毛主席说，邓子恢同志反封建还是很坚决的，此次犯错误是做了检讨的，是可以改的，向来对犯错误做检讨的人都不满意，都说他检讨得不够，我看差不多了。陈伯达提出，邓子恢犯错误，杜润生同志起了不好的作用。主席说，杜润生同志是经验不足问题，是好同志，不是什么别的问题。合作化是新问题，没有经验，下去干一个时期就好啦。陈那样讲我，使我回想起过去和他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我给他留下一个“很不谦虚”的印象。记得1954年有一次谈话，他说资本主义初期，家庭手工业变成作坊的工厂，作坊里头集体作业，有了分工，于是生产就增长了一倍两倍，难道农业集体化就不会有这种变化吗？我多少年后才知道这是毛主席讲过的话。我当时只凭直感就说，恐怕农业和工业不一样，工业把工人聚集在一个房子里边，手工业老板能够直接监督管理，农业分散在广大的土地上进行生产，维持劳动纪律，更多靠自觉，如果不自觉，就会磨洋工，还可能减产。他觉得我的思想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不尊重马克思，不听毛主席的。此外还有几个小的争论，其中一个是关于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我说高级社可能难办，他说不比初级社难办。在这次中央会议上，他想把我的问题往政治问题方面挂钩，可能与此次顶撞有关。毛主席在那次会上给我和邓老说好话，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允许人们犯错误、改错误，一看二帮。有错，进行严格批评，同时又给予信任，对这种爱护干部的精神，我们都是感觉到的。
今年是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我回顾的这段历史，也已是40 年前的往事，这段往事，历史发展本身已作出或还将继续作出正确的评估。自然，作为亲身经历者，我们个人也可从中获得某些新的认识。
乡村合作化运动，是中国亿万农民向往社会主义美好远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场伟大的探索和试验，这个运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效应。不论人们对这个事业本身在看法上有多大变化和差异，绝不能动摇我对毛主席的基本认识。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20世纪中国也是历史中国里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尽管他晚年也有失误，但更伟大的一面是不朽的功绩。当他的认识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变动的趋向，从而做出战略决策时，他那披荆斩棘，一往直前，相信群众，藐视困难，百折不回，义无反顾，务求必成的气概，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贯坚持，都是极具特色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树立的前无古人的业绩，和他的理论成就，无疑已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宝贵遗产，永垂青史。
我想谨借此文，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怀念。
摘自：《缅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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