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 明
当我想到自己从参加革命后能够多次见到我国的伟大的人物——也是世界上伟大的人物鲁迅和毛泽东时，我庆幸自己真是生得逢时。这两位伟人曾给过我许多教诲和关怀，指引我前进的道路，使我永生不忘。这里，我单单回忆毛主席历次的谈话，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我的深远影响。
早在三十年代，左联①小组常传达有关瑞金苏区反“围剿”的情况，我就听到有关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消息。我心中早留下了我党领导者的印象。事隔多年，世事几经苍桑，革命在前进中屡遭挫折。直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党又撤退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回到延安，(我们搞革命文艺工作的人过着地下生活)我这才结束了经常改名换姓和被特务追踪的生活，时年我28岁。
绵延的秦岭，秃秃的黄土高原，虽有辽阔苍凉之感；但延安解放区却给我一种圣洁，潜藏着无限伟力的喜悦。住在窑洞里冬暖夏凉，夜不用锁门。我的两个女儿和刚学步的儿子在平台上玩耍嬉笑；有时候进老乡家坐坐。他们热情得不让我走。啊，在这样自由、令人奋发的天地里，我实在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和喜悦，不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致敬信，表达我对党对解放区的感谢。
过了一年多，即1942年4月9日的那天早上，忽然收到毛主席的亲笔信，邀请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负责人欧阳山和我到他那儿去。欧阳山是第二次见他了，我却是头一次。我早就想见到这位传奇式的伟大的英雄，如今突然实现，心中未免又紧张又高兴。我们和大家一样，没有新衣服好换，只扯扯衣领把扣子扣齐，便动身到杨家岭昆仑收发室去了。
我们到了昆仑收发室，便有人领我们直到毛主席的窑洞里。
毛主席看见我们，便放下笔，站起身，和我们握手，让我们坐在他对面的可坐二人的沙发上。他自己也在单人沙发上坐下来。这两只沙发，至少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但在当时的延安却是很难得的了。毛主席开始说，党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会，和文艺界同志一同研究一下文艺工作，主要提三个问题，文艺为什么人问题，立场和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作家要到工农兵火热斗争中去并熟悉他们的问题等等。毛主席和欧阳山便滔滔不绝地交换意见，从文艺的定义到文艺的政策，从到工、农、兵中去到改造世界观。……我插不上嘴，只一味默默地观察。只见主席的衣着和我们穿的灰布棉袄完全一样，袖口都破了，衣襟前还被烟灰烧了几个洞。延安物质条件很困难。衣衫有点破是最平常的事，谁都不以为耻，倒是觉得与老百姓同甘共苦是应当的，领袖也不例外。同时我还注意到毛主席与人谈话时惊人的专注，听完对方的话能立刻理出对方的观点并做出反应，循循善诱地启发对方深入思考更正确的方面。我正在暗暗惊叹中，听毛主席讲到作家要到工农兵中去并要熟悉他们，要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时，我又暗自思忖：我还不错，生长在手工业区的乡镇，很熟悉工人；我已写了十年的女工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了，可我参加革命都十多年了，还用得着改造世界观吗？心中有些不以为然。我还没有说话，只是边听边思考。后来，毛主席问我道：
“草明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我回答：“文艺界有宗派主义，不好，不团结。”我略举了两个例子。我因为来时没有准备，只简单提出这个问题。但毛主席一听倒很重视，认真分析解答了这个问题，说：“这是个原则问题。行帮恶习，宗派主义是扩大的个人主义，是维护个人和他的小集团利益的，文艺界也不例外。这个问题过去上海有，重庆也有，因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中去的自由。文艺家只有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宗派主义就会消失。不过，要彻底解决，还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在群众斗争生活中起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到这时候，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我听了这精辟的见解，觉得深入工农兵中生活竟有这么多好处，这不是一贴改造世界观的良药吗？我倒很高兴，只是自己还没有实践，不知究竟有没有这么大的功效，还得试试看。勤务员同志把饭菜端来，在八仙桌上摆开。毛主席留我们俩吃饭，并招呼江青出来与我们相见。按规定，多一客饭添一个菜，有炒猪肚、炒猪肝等四菜一汤，大米饭。在当时来说，有如海鲜山珍。我觉得这顿饭，比几十年以后的任何大饭店的美餐佳肴都好得多。
4月13日，毛主席来第二封信要我们收集些材料给他送去。信云：
欧阳山
草明二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我们这儿是文艺研究室，毛主席知道我们室一定会有许多书籍和杂志。至于反面材料，我们很注意反面两个字，考虑是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和形形色色的文艺观，我们和魏东明，吴介民、汪琦、董迟等同志都动手找。找了一堆，由欧阳山过目选择、逐篇理出论点，插上标签，以便主席看时方便，材料包好后派我送给毛主席去。我到了昆仑收发室，有人带我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打开纸包略略看了一眼，便放下，让我坐下，并询问我工作是否顺利，生活有没有困难。
我回答说，一切都好，只是三个孩子缠身，送不出去，写作有困难。
毛主席当即叫秘书叶子龙同志进来，让他代写封信给叶剑英参谋长，请他安排我的女儿欧阳代娜和欧阳天娜到军委干部子弟学校上学，又请参加长征的傅连暲大夫进来，请他让我的小儿子欧阳加进中央托儿所。
我登时感动得几乎掉泪，同时又后悔不该向毛主席说困难，致使领袖为这些小事费神，我再不能耽误主席的宝贵时间，我拿了信便向毛主席告辞。叶子龙同志送我到收发室外。
我看时间还早，便直奔王家坪参谋总部。到了叶剑英参谋长家，恰巧吴玉章同志在座。叶剑英同志不慌不忙地让我坐下，留我吃饭。我心想一定是吃狗肉了。因广东人爱吃狗肉。说了一会儿话，我向剑英同志说明来意，并把介绍信交给他。他看了信，马上起身给干部子弟学校的吴燕生校长写信去了。吴老和我攀谈起来，问我广东话鸡字怎么说，高尔基的基字怎么说。我当即活跃起来，把‘鸡'和‘基'的广东发音念给他听。
吴老点了点头说：“北方话就发不出这个音。”
我高兴地说：“广东话的合口音北方也没有。”
吴老好像没有注意这个发音，叫我念一念。
我当即念了“合”“及”“湿”“缉”。
吴老笑着不住点头。
原来剑英同志燉了一只肥母鸡招待吴老，我也沾光了。我吃罢饭，拿了介绍信，便向吴老和剑英同志告辞。
我一路上想着党对人民的生活，干部的困难竟这么重视，而国民党压迫人民，摧残革命的文艺家。他们是失人心，注定失败的。我们党一定能得天下，挽救中国，振兴中华的。我更坚定地毕生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忠诚。
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来自我国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来自抗日前线的文艺工作者，还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文艺工作者聚集一堂。这座唯一由青砖灰瓦盖的，镶着玻璃窗的小礼堂坐得满满堂堂，既温暖又活跃，谈笑风生，充满朝气。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差不多都到齐，穿插在群众中说笑。
毛主席进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随即开始讲话。他讲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他指出到延安来的革命文艺家，都是拥护共产党的，但还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或还没有弄清唯心与唯物的区分；甚至有写过一些错误的文章，大家讨论一下今后怎样到火热的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去。全身心地为他们服务，与他们共同努力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讨论中，许多同志表示今后决心到工农兵生活中去，也有的同志勇敢地发言，讲出自己的观点，提出人性论啦，爱是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啦，还有人说艺术家本来就不是政治家，就是研究艺术，马克思主义限制了创作等等。
休息时，文艺家掀起了思想波澜，三三五五地在一块儿议论，或与熟人倾谈。我在人堆中倾听。忽然，坐在我对面的一位面生的同志向我打招呼，问道：“你刚从西南重庆那边来，到这儿还习惯吗？”
我可能过惯了白区秘密工作的生活——总想隐蔽自己的行踪，不觉惊诧地唐突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是从重庆来的？”
他微笑地回答：“我是吃这碗饭的嘛。”
旁边有个同志介绍说：“他是陈云同志。”
大家笑了，陈云同志也笑了。我也明白过来了。他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管干部的。这时我心里感到暖洋洋的，并深深感到我党的领导同志都那么深入群众，关心大家；领导与干部之间那样无拘无束，亲密融洽啊!
讨论会继续进行，大家热烈发言，革命前辈也和我们一同研究文艺工作问题。他们的话真是一针见血，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德同志讲到他如何转变立场的时候说：他出身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仅把立场转过来，硬是投降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真理。我听到这些肺腑之言，十分佩服。我深感我们知识分子不愿承认自己站在小资产的立场，更不承认自己头脑里有资产阶级思想。即使改变一点，也忸怩小步走。原因是还没彻底认识无产阶级代表真理。朱德同志的讲话狠狠戳了我一下。
陈云同志在发言中提到有些作家以为自己有读者，就骄傲起来。他指出：“先是工农兵做了事，作家才有得写，这有什么可以骄傲的。群众欢迎作家，是因为他们反映了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一个革命作家只要和工农兵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才得到大家的欢迎。不要以为拿什么作品出来大家都会欢迎，这就错啦。”
上面朱德、陈云同志那些精辟的话，是毛主席报告最好的注释，与报告的精神互相辉映。令我终身难忘。我庆幸我们党有这么多真知灼见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毛主席的理论思想和众多领导人的智慧，几十年来便成为毛泽东思想，是治党、治国、教育人民的思想。
讨论会进行两次。5月23日毛主席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会议过程中，还照了像。吴印咸同志轻轻扳了一下像机的快门，咔嚓一声，把这历史性的映象摄下来了。
会议以后，我比开始时理解得深了一些，心情也愉快得多了。但是，改造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情调，还是以后长期地、不断地深入到工农兵的生活斗争的工作中去磨炼，受到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模范行为的教育与薰陶，才逐渐改变的。
《讲话》总的来说的确是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写好作品的一服良药。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1942年的下半年，我尝试到基层去接近群众，为了方便，我趁西北文工团去清涧、绥德、米脂演出的机会和董速一起同去。人家忙演出，我们分头到老百姓家访问，有时也向文工团的同志访问。马健民、苏一平是正副团长，闻捷是团里的成员。此行只是了解一下西部人民生活的大概，记录一些民歌。秦腔《十三把镰刀》当时是受欢迎的。从老百姓宰羊杀鸡送给文工团的热烈场面，便知道他们渴望文化娱乐的迫切心情。这一访问虽然收获不大，但我看到了延安地区人民的生活，对党的拥护和感激，对文化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增强了我为人民写作的使命感。
1943年转入整风运动，后来我病了，住到中央党校疗养所时，我不错过时机地帮助一些红军同志补习文化，听他们讲长征和抗日前线的故事。他们在长征和战争中坚韧顽强和必胜信念，深深地教育了我。
1945年8月15日晚上。日本投降的喜讯在延安各个山头和原野传开。立刻，通红明亮的火把照亮了山山岭岭，欢呼声淹没了大地。
“我们胜利啰!”人们振臂高呼。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共产党万岁!”有人含着眼泪欢呼。
“毛主席万岁!”人们想起了《论持久战》的英明论断了。
是呀，八年浴血抗战，我国军队——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付出重大的牺牲；中国人民承受了特大的灾难、付出千万人的生命；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值得自豪的，也是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的。
我们疗养所的全体疗养员，医务人员，炊事员同志都点燃了火把，欢呼的喊声与对面山头的欢声相应，和地上游行队伍欢呼应和。
这一夜，人们沉醉于欢乐和兴奋中，医生不辞劳苦地巡视病房，送安眠药，给较重的病号量血压。
经过好多天大家心情都平静不下来。老红军磨拳擦掌，只等命令重返前线，地方干部收拾东西要求回到岗位上去。一些较重的病号由于着急，病倒反而重了。医生一方面劝慰大家，但他们自身也着急。希望能抽身被派到新解放区去。
由于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不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去收复敌占区，而他自己一心想消灭我们的部队，却又部署还未就序，所以他邀请毛主席去谈判，以拖延时间。党中央英明地决定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当这个决定公布登报后，在我们疗养院引起了大家的极度不安。疗养员三三五五的议论，医护人员和大师傅开会讨论，全所一致意见不主张毛主席此行。主要是大家深知蒋介石其人贯于背信弃义，他对待张学良将军便是最好的说明。我们的领袖犯不着和这种人打交道。夜幕降临，人们还忧心忡仲，无法入睡。其中一个河北正定的干部为这件事竟半夜还睡不着。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便起来，划根火柴点亮油灯看当天的《解放日报》。报上显赫地写着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蒋介石和谈。
他叹了口气，只好带着不安又躺下。过了一会儿他又怀疑这不可能是真的，便又起来划根火柴把灯燃亮看报，果然是真的。如是者三次，反复转侧折腾了一夜。
8月28日，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同志乘飞机走了。
我所的红军干部接受朱德总司令的号召，纷纷奔赴前线，疗养院空了一半，留下病较重的和一些暂时未及安排的在这儿干着急。只好每天静候毛主席的消息。
谈判结果，终于在10月10日毛主席与蒋介石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公布了。国民党蒋介石被迫暂时停止内战。
10月11日，毛主席安然回到延安，我们大家才舒了口气，放下了心。
时间一天天推移，疗养院的疗养员走的差不多了。我心急如焚，立定决心到东三省解放区去工作。我步行二十多里回到党校找黄火青同志(他是党校秘书长)请他派我去东北。他认为我身体不好，不答应我去，我磨破了嘴皮，他才说，如果医生同意并开证明，我可以批给你一匹马和一个勤务员，你就随古大存这个队一齐走，他的队人少，对你有个照顾。
我高兴地第二天一早就去中央医院门诊部找我熟悉的李执中医生，他很赞成我走。他认为我只是体质弱，走走路，到了新区会振奋精神的。他痛快地给我开了证明，我回党校办了手续，去见了古大存同志，只等待出发。我心里非常高兴，十分平静，只是觉得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毛主席。我何不趁这功夫看看他老人家和去见见邓大姐。主意既定，我又从党校步行三十里路到了枣园。邓大姐热情接待了我，并指示我到了东北新区，要注意作妇女工作，不论什么地方，什么部门都有妇女，要是妇女发动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当然，更注意的是劳动妇女，农村妇女。日本14年的奴化教育对东北人民影响较深，妇女背上背的精神负担更重。要宣传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是彻底解放妇女的。
说话间开饭了，邓大姐留我吃了晚饭。我告诉邓大姐我想见毛主席。邓大姐立即出去看毛主席有空没有。她找江青来引我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和我打了个招呼，还在批阅文件，桌上饭菜都已摆开了。他放下笔，问我吃没吃饭。我说在邓大姐处吃过了。
我看见毛主席面色很健康，西南的猛烈的阳光使他变黑了。这一个多月的谈判耗去毛主席多少的精力，这点无私的阳光，是给他的一点补偿罢。我怕毛主席见我一个人坐着，要找话和我说，势必影响他吃饭，我不如主动地趁他吃饭当儿，讲讲疗养所当时的情况和那位正定的疗养员担心他去重庆的故事给他听，估计我讲完，他也就吃完了，谁知我还没讲完，他已吃完了。他听我讲完后，微笑了。这微笑透出他对党中央这种决策的信任，也表示了他对蒋介石的藐视。他说：
“他们之所以不敢动手；不是因为毛某有什么；而是因为有共产党，有八路军新四军，还有解放区的人民和大后方的革命人民。”
噢，我懂了，毛主席把一切功劳都归到党和人民身上。
我告诉毛主席我即将到东北新区去，我一定按《讲话》精神去做，我顺便谈到自己过去不懂得到工农兵中去。虽然生在缫丝女工的环境中，但不是有意识地了解她们，更谈不上有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去分析她们，研究她们，所以作品写得不理想。
毛主席说：“你过去的工作是有意义的。现在到前方去，看见工农兵就更高兴了。”
我说：“可惜我懂得太晚啦，我都33岁了。”
毛主席说：“33岁算不了什么。66岁还可以为党工作好多年嘛。”
他可能觉得我有点稚气，所以他用坚定的口气鼓舞我。我尔后常常认真地想这句话。
毛主席跟着问我道：“整风中受委屈了没有？”
我答道：“没有受委屈。”
毛主席听后，说：“有也不要紧，审查者和受审查者彼此都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我明白他的这句话是针对当时整风后的整个形势讲的。我能说什么呢。失误、不满、灰溜溜等错综复杂的情绪，虽被抗日战争的胜利喜悦所冲淡，但谁能说得清这个问题哩。我正在思考中，毛主席又问我道：
“听说你和欧阳山离婚了？”
我没有想到毛主席会了解到这么细微的问题。因此我慌乱地回答说：“是的，我现在没有感情了。”
毛主席纠正我说：“怎么会没有感情呢？感情更洗练了，今后更能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中去了。”
是呀，没有家室拖累，全心全意投到工作中去；融合到做工人工作中去。我想，妇女应该有这志气。
最后毛主席还关切地问我道：
“到前方带孩子去吗？”
嗅，敬爱的毛主席，你日理万机，还惦记我的孩子!我强忍着泪水，回答说：“前方工作可能很紧张，我身体又不好，不准备带了。两个大的女儿读书的读书，有一个都做工作了，小的还在托儿所。”
毛主席点头说：“那好，孩子交给党。”
我激动得再也说不出话了。我受教益太多了，够我下半生用的了。我起身告辞，毛主席送我出门时。还关心地问我：“有没有骑马来？”
我为了少麻烦领袖，只好头一次对他撒谎说：
“有。”
毛主席点头，和我握手告别。
我踏着微明的月色，黄土高原上温和的寒风送我回党校。我一路上思考毛主席的话。我认为毛主席的话是代表党的声音。他启迪了我遇事都要从党的立场党的利益出发去看待并解决。我们的行动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我谨记党的嘱托，因此在我尔后生活和实践中，不管遇到困难、挫折或冤屈时，我都能用党教我的思想去正确对待。
到了东北，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了。新解放区的工作使我忙的什么也顾不上。中共东北局组织部的林枫同志指示我到镜泊湖水电站去工作，他说：“今后是城市领导农村，我们的作家应该熟悉工厂，熟悉工人，现在还没有作家去工厂呢。你去罢。”我听了之后，认为林枫同志这番话是有战略意义的，哈尔滨是党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我党开始接收城市，不仅在经济建设上有新的布局，即便在作家的分布上，组织上也有所考虑并安排了。我本来是生长在南方手工业的镇子，并且老是以女工的苦难和反抗为题材写作，延安出来后，我在张家口宣化的龙烟炼铁厂工作过，也在哈尔滨邮局做过工人工作。现在接到去水电站的命令，我就欣然服从了。1948年我以水电厂工人为题材写了中篇小说《原动力》。这部书曾赠给第六次劳动大会的代表们，人手一册。这时中央的唐彬同志有事来东北局，我趁唐彬返回中央的机会，托他把《原动力》带呈毛主席，作为我实践《讲话》精神的初步试卷。
1949年1月，收到江青来信，说他们看了我的《原动力》和丁玲、周立波他们的《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无敌三勇士》很感动。她还流了泪。信中又提到我在百忙中辅导岸青中文，岸青的信比以前进步多了。他们很感谢我等等。(1947年毛岸青从苏联回到哈尔滨，他非常聪明，只是不了解国情，中文较差。蔡畅大姐向东北局建议，为了安全，不必让岸青去学校，让我辅导他中文)此信虽然是江青写的，但口口声声提到“我们”，我想可能包括毛主席在内。因为我从来都没和江青通过信。
1949年3月，党中央在北平入城式中检阅军队时，我们适逢“三八”节前夕，妇女代表有幸参加入城式。毛主席检阅完毕，下车和各界人士、妇女代表一一握手。我高兴地说：“我没想到那么快在北平见到您!”
毛主席说：“你也来啦。”他刚说一句，大姐们便抢着和他握手了。
另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50年元旦。我们参加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回到北京。康克清大姐邀请李德全、曹孟君和我等几位女同志到她家吃饭。饭后，她又邀我们一起参加中南海的舞会。康大姐竟下令让那位统帅千军万马的朱德总司令和我们跳舞。老是踩人脚的我，只好小心翼翼地踏步，留下了除夕的美好的记忆。散会时，我趋前见毛主席，对他说道，世界人民热烈欢迎中国的胜利和欢呼毛泽东的名字。
毛主席说：“中国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流血奋斗的结果。我们应该更谦虚谨慎，为世界人民多做贡献。”
时光流逝得真快呀，一瞬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党的教导，毛泽东同志和许许多多革命前辈的循循善诱，我时刻没有忘记，不管国内刮什么风，国外起什么阴云，我都没有迷航。这都是毛泽东思想深深印在我脑子里所致。特别是作家艺术家到人民群众火热斗争中去的教导，我时刻谨记并实践。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东北的重工业比较集中。我着了迷似地下工厂做工人工作，深受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的教育，他们勇于奉献，富于集体主义精神，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他们不计报酬，不怕失败地搞发明创造。我长期地不断地受到他们的熏陶和启迪，对于改造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起到良好的作用，而且生活题材源源而来，写作的路子也开阔了。直到此时，我深刻理解《讲话》的深远意义。我多年来先后在辅导数百青年工人业余文学爱好者中，首先和他们一起学习《讲话》，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可见《讲话》的基本精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遵从的。
纪念毛泽东同志，最好是谨记他的教诲，并身体力行。我们中国已走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祖国的责任，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严肃任务，已历史地落在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肩上了，我愿和同行们共勉。
①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
摘自：《缅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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