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友谊

　　相互尊重半世纪

　　 郭沫若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3月23日的广州，从那时算起，两人相交达半个世纪之久。早在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与他亲近的青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泽东的才华和人格力量的“崇拜”。1949年1月，沈阳各界举行欢迎从香港归来的民主人士大会。会上，郭沫若公开表示，今后要“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开国大典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无党派人士给毛泽东献锦旗，锦旗上大书：“我们永远跟你走。”

　　 毛泽东也一直尊重郭沫若，这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当年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在桂园接待各界人士，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老怀表来看时间。郭沫若见这块怀表已经很旧，毛泽东目前正在和国民党谈判，应该有一块更好的表，他立即把自己的瑞士名表相赠。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这一赠品十分珍视，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块表的来历。

　　 以史为镜得殊荣

　　 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郭沫若收到毛泽东手书后，大喜过望。只是对于毛泽东提议他写的研究太平军经验的文章，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文。

　　 惊涛中的安慰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历来十分重视。大概是《十批判书》在学术界影响深广的缘故，毛泽东先后读了五遍。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到郭沫若的观点和《十批判书》。他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这时毛泽东语气平和，所以郭沫若也并未感到多大压力。“9?13事件”发生后，情况就有些不同了。1973年5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指示。就在这一年下半年，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他批孔扬秦、扬法抑儒的观点，但他没有想到有人会把主要矛头对准郭沫若。

　　 然而江青却有她的算盘。她跑到北京大学，组织起一班人将郭沫若著作中颂扬儒家的话全部摘录出来，准备印发各地作为批判的靶子。江青这样做，也不是以郭沫若作为首要的终极目标，她心中有更大用意和目标，那就是被她看作最大障碍的周恩来。毛泽东不一定看出了江青的用意，但及时发现了江青想用郭沫若祭刀，立刻加以阻止。江青一伙不死心，1974年1月25日，他们擅自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了国务院系统近两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江青公然蛮横地点了郭沫若的名。

　　 1月25日的大会是背着政治局召开的，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在知道情况之后，十分生气。他下令扣留江青他们准备发到全国各地的“1?25”大会实况录音带，客观上也使有关批判郭沫若的那些话没有在全国范围散播，这使郭沫若感到别有一番暖意。出于的感激，也出于自觉革命的要求，他于2月7日，抱病写了两道题为《春雷》的七律奉呈毛泽东。然而，即便如此，江青一伙还是不甘就此罢休。这次大会后不久，张春桥和江青先后窜到郭沫若家里，指责他歌颂孔子骂了秦始皇。江青更是逼他写“批宰相”、“批大儒”的文章。郭沫若知道那是针对周恩来的，即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喋喋不休地纠缠了近三个小时，郭沫若五内俱焚，急火攻心，当夜发高烧，住进了医院。

　　 周恩来知道郭沫若生病住院的情况后，立即指示要精心治疗，并常派自己的医生前往医院探望。随后，毛泽东也派人来看望郭沫若，并要去了他写的《读〈随园诗话〉》。这对郭沫若当然是最大的安慰，因为他心里最清楚，就在这本书的《论秦始皇》一节里，他是肯定了秦始皇，并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解过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