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家康
1918年8月15日，青年毛泽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事，由长沙乘火车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湖南的长途之旅。他没有去法国，而选择留在北京。10月，经恩师杨昌济的介绍，他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次年3月，因母亲病重离职归湘。在北大的不到半年的时光，他读了很多的书，接触了很多的人和事，特别是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这一直深植于他记忆之中并带来深远的影响。
优秀的师范生
1913年春，毛泽东被湖南第四师范录取，师范学校为5年制。次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入第一师范。第四师范是春季开学，而第一师范是秋季开学，毛泽东重读了半年预科，到1918年暑期毕业，他实际成为读了5年半的师范生。在这所学校里，对他影响至深的教员有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其中尤以杨昌济的影响最大。杨先生对这位农家子弟很感兴趣，其日记中写道：“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杨先生期望不可谓不高，希望毛泽东像曾国藩、梁启超一样出类拔萃、人才辈出。仅比毛泽东长4岁的黎锦熙和毛泽东来往密切，相交于师友之间，在读过毛泽东的日记后，他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剧烈动荡的社会呼唤“大造”之才，而毛泽东也正关注着变幻的政治风云。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一师学生编印《明耻篇》小册子，毛泽东在封面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还在挽学友的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那种对民族危难的沉重忧患，那种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情怀抱负，溢于字里行间，跃然纸上。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在给肖子升的信中就警告：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尤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果然应验了这一石破天惊、防患未然的预言。
正是由于杨先生的介绍和推荐，《新青年》给他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对他的感触极深，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为此阅读了许多哲学和伦理学的著作，而他兴趣最大的是伦理学，他认为，“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之所以如此认识，是因为他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一生酷爱游泳的毛泽东，不仅能在江河湖海中“胜似闲庭信步”，而且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充满着“舍我其谁”的自信和“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的意志。他常对人说，好男儿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取名为“毛奇”，以历史上普鲁士的一名很有学问的将领毛奇相比喻。在一师就读期间，学校组织人物竞选活动，毛泽东在34名当选者中，得票最高，而在德、智、体三方面都有得票者，惟有毛泽东一人。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何叔衡、肖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这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肖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学会成立不久，肖子升去了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1920年冬，由毛泽东撰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说：“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肖子升“颇加删削”的条文，恰是毛泽东所提激烈的政治主张。一激烈一温和，这是两位好友最终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其实，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信仰仍未确定，亦如他所说：“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学会召开会议，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该尽力进行，推举蔡和森等“专负进行之责”。蔡和森到了北京后，给毛泽东寄来了一封信，十分同意毛泽东的新民学会的方针意见，信中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表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他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新民学会会员大多成了中共早期党员，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重任。
杨昌济此前已在北大哲学系任教，赴法勤工俭学的信息就是他传递回家乡的，并让一师的学生们积极准备赴法留学。这时的湖南政局混乱，政权更迭频繁，教育已经摧残殆尽，学生已至无学可求的境地。勤工俭学便是一条新的出路。蔡和森在北京忙碌之际，常去杨先生处。6月30日，蔡和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北大校长蔡元培“正谋网罗海内人才。”“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兄事”当指毛泽东正在长沙筹划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吾三人”是指毛泽东、蔡和森和肖子升。他们都是杨昌济最看重的学生。杨昌济希望毛泽东先“入北京大学”，以造学业和事业的“可大可久之基”。
在全国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湖南是报名最多的省份，毛泽东担心大量人才外流，造成基础教育薄弱，所以，他在致同学罗学瓒的信中说，同人已没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后路空虚，非计之得”。认为罗学瓒从事教育工作最适宜，不如留下从事教育。在安顿好患病的母亲后，毛泽东于8月15日离开长沙前往北京，途中因铁路被大水冲断，延至19日到达北京。
到了北京后，毛泽东忙碌着奔波着，几经联系，才落实好勤工俭学的事宜。大多青年因出国补习法语，陆陆续续进了预备班，没有进预备班的也考入北大预科。杨先生希望毛泽东最好能在北大继续读书，可他却没有报考预科，其间不乏经济的原因，亦不排除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相关。这里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教育部规定，中等师范生毕业后，必须先工作几年后，才能报考大学。现今这一愿望已然落空，他便作另外的努力，据肖子升回忆，由于“蔡（元培）校长帮忙的缘故”，图书馆长“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他说：“毛泽东对蔡孑民校长一直非常感激。写给他的每封信都以‘蔡夫子大人’开头。他认为自己是蔡校长的学生，永远对蔡校长表示尊敬。1938年，蔡孑民先生隐居九龙，在他逝世前十二月左右，我常到他家促膝而谈。有几次我们谈起毛泽东。以蔡先生的高龄，自然他不能记住一切。蔡先生还能记得毛泽东给他写信，但想不起毛泽东的音容笑貌了。”
毛泽东最初住在杨昌济先生家，其他会员分住在湖南会馆。由于分散居住，联系起来十分不便。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肖子升、罗章龙等8人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8个人挤住在一间小屋里，白天还好，一到晚上，大家挤在一个炕上，挤得几乎都透不过气。如果实在熬不住要翻身，必须要先同两旁的人招呼，否则根本翻不过来。毛泽东带着抱负和求知欲来到北京，在他的眼中，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说：“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中，毛泽东当属最窘困者之一。肖子升说：“毛泽东几乎一无所有，虽然路费（往法国）已减少到一百大洋，但这对他仍是无法解决的大数目，而且他自己知道，无人能借这笔钱给他。”毛泽东自己也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有了这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这固定的经济收入，对他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由此奠定了他在北京的生活，故而分外珍惜。
他因工作关系，阅读各种新出版的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他的顶头上司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最为直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已经说的十分明白，他说：“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49年3月，即将成为新中国人民政权领袖的毛泽东回到阔别30年的北平，他感慨道：“30年了，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而提供了毛泽东与李大钊近距离接触机会的人就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肖子升对这件事的叙述，就更为详尽。他说，他们原打算让毛泽东去做教室清洁员，因为那样可以在工作之余免费旁听。后来，是蔡元培改变了毛泽东的工作，肖子升说：“蔡校长是位可敬的人，立即了解了我们的困难。他有个更好的主意：与其做个教室清洁员，不如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因此他写了张条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毛泽东为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工作，请将他安排在图书馆中，……’蔡校长没有指出毛泽东是由长沙来的，是‘青年领袖’。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
毛泽东的工作问题落实了，他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专心于工作之外，对学业和人生的思索仍在追寻之中。他和新民学会在京会员，曾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所谈多是学术和人生问题，对他们很有启迪。
五四前后，西方的各种主义如潮涌来，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当然最先感知，他凭着一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炽热的心，苦苦寻觅着救国之路。他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和邵、梁、周的交往
毛泽东在北大时，和邵飘萍、梁漱溟、周作人都有过一段交往。听过邵飘萍、梁漱溟的课，交往的时间颇长。因讨教新村主义而拜访过周作人。然而，无论交往的长短，毛泽东都没有忘记他们。在谈起北大往事时，他曾深情地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格的人”。1918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和新闻编译社，并在北大讲授新闻学。当时，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毛泽东是会员之一，邵飘萍常到学会讲课，传授办报的业务知识。毛泽东除了课堂听邵先生讲课外，还常去邵先生家讨教，据邵飘萍夫人回忆：“那时，毛主席是北大职员，平易近人，到我家里来，很有礼貌，叫飘萍为先生，叫俺邵师娘。”
后来，毛泽东回长沙创办《湘江评论》，邵飘萍所传授的知识，给了他不少的帮助。毛泽东也因《湘江评论》而声名鹊起。毛泽东对邵飘萍的半年授课之恩，一直怀念在心。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杀害。毛泽东知道后，十分惋惜。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他对这段短暂的师生关系，极为珍惜，就是到了晚年，他仍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毛泽东虽然没有上北大，但他是新闻学会和哲学会会员，由此而旁听了邵飘萍和梁漱溟的课。他和梁漱溟是同龄人，只是在月份上，梁漱溟长3个月。梁漱溟与杨昌济同在哲学系任教，经常来杨家，多次为梁漱溟开门的都是毛泽东，他们开始有交往而熟悉起来。1938年，梁漱溟为积极奔走全民抗战，来到延安。他单独与毛泽东进行八次谈话，其中两次彻夜长谈，使梁漱溟对共产党，对毛泽东本人有了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国共两党斗争中，梁漱溟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一直站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支持反蒋反国民党的斗争。
全国解放后，他们之间的往来仍很密切。问题出在1953年9月的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扩大会上，在有关三面红旗和农民问题的发言中，梁漱溟的一句“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惹恼了毛泽东。两人在会上斗起了口角，在一片批评谴责声中，梁漱溟说：“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崩溃。1986年，梁漱溟旧事重提，检讨自己“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到了晚年，在接受外国学者采访时，梁漱溟仍然说：“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
毛泽东来北大之前，作为湖南一师的学生，曾信奉过新村主义。到北大后，他理应去拜访中国新村主义的最积极的鼓吹者周作人，可却疏于这方面的记载。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发生在1920年4月7日，周作人的当天日记：“毛泽东君来访。”
后来，毛泽东奔走革命，其声名已如日中天。周作人有意也罢，无意也罢，这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北平，周作人沦为文化汉奸。在此期间，他也不是一件好事没做，他就曾尽力保护过好友李大钊的儿女们。在护送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儿子李炎华离开北平前往延安时，周作人特意告诉李星华：“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并服刑。1949年1月，他被保释出狱后一直住在上海。新中国建立后，他日夜思念回到北京，便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发出后便惴惴地期待着。他对朋友说：“南北通车了，我已经发出一书信给毛润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时见过面。有一次，他来八道湾看鲁迅，鲁迅不在家，同我谈了一会。我去信问他能不能让我回北京，还不知道给不给回音。”
周恩来接信后，立即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罢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不久，周作人得到可以回北京的消息，他高兴地告诉友人：“回音果然来了，是毛先生请周恩来写给我的，允许我回家。”回京后，周作人重新住入八道湾，在周扬、冯雪峰的安排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买下他的全部译稿，每月支付200元，这在当时应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待书稿全部出版后，稿费再重新结算。周作人自然清楚这一切得益于毛泽东，原想给毛泽东去一信，可“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迟迟的就一直没有去信。
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近距离地接触陈独秀，当然是在北大。他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又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1920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上海，他特意拜访陈独秀，他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后来有分歧，但是毛泽东就个人情感上，一直没有忘记陈独秀。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获释出狱，并重提与中共中央合作抗战的事情。中共中央立即以张闻天、毛泽东的名义作出“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其精神实质是要陈独秀等承认托派的错误，即可重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恰在此时，王明回到延安，极力阻止这一工作的进行。王明直至晚年对此还沾沾自喜地说：“由于我已回到延安，陈独秀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
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的引路人，1942年3月30日，也就是陈独秀逝世前两个月，他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3年后，毛泽东再论陈独秀，他说：陈独秀虽然“有些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在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就是在这次紧张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提陈独秀，他说：“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显而易见，毛泽东为此仍在深深自责之中。
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之一，自己却没有出国，诚如他跟斯诺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据毛泽东致周世钊信说，他曾为此讨教胡适、黎锦熙：“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虚心好学，奉胡适为“楷模”，胡适又待人热情，好为人师，而且他们又年龄相仿，他们之间定有一段亦师亦友的交往。
毛泽东回到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这引起了胡适的注意，而毛泽东所写《民众的大联合》，更让胡适拍手叫好，他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称赞《民众的大联合》：“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曾和几个新民学会会员拜访胡适，并留下一封信。回到长沙后，毛泽东还给胡适寄明信片说：“将来湖南有多点借重先生之处。”在此之前，毛泽东经过上海时，曾给胡适去信一封。1921年9月，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51年5月17日，胡适在阅读胡华所著《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史》中关于湖南自修大学的内容后，于当日日记中写道：“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不过，毛泽东与胡适的这段交往，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而“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总想利用工作关系，多结交几个大学生，可事与愿违，毛泽东对斯诺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这件事当然使毛泽东刻骨铭心，他所说“不把我当人看待”，当有言过其实之处，不过有一点却是事实，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北大的学生，“他们大多数”也免不了轻视劳动者的毛病，这些“天之骄子”怎能俯身与图书馆助理员，一个月只有8块大洋的人，“交谈政治和文化”呢，况且，所讲又是难以听懂的“南方土话”。这之后，天各一方，急景流年，北大学生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年那个讲“南方土话”的图书馆助理员，几十年后，竟会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1945年7月1日，抗战胜利在即，傅斯年作为6名国民参政员之一乘飞机访问延安。毛泽东单独安排时间，与傅斯年彻夜长谈。同当年北大相比，时间和场景都有了转换，可毛泽东依然不失他乡遇故知的情怀和礼贤学人的雅量。谈话中，自然谈到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谈到傅斯年等五四运动风云人物。听到谈及自己，傅斯年谦逊地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第二天也就是7月5日，毛泽东给傅斯年写了封信，上写道：“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这便是章碣的《焚书坑》，毛泽东以条幅书写，以赠傅斯年。诗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为什么给傅斯年书写《焚书坑》，时下有着很多解。笔者以为毛泽东之所以书写这首唐诗，是针对傅斯年所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而抒发，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回应，其间含有自谦自况之意，即与傅相比，不是读书太多的知识分子，抑或有别的什么寓意，已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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