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离开我们整整十七年了。十七年来，我丝毫没有减弱对伟大领袖的深切怀念之情。
1959年12月26日，毛主席66岁生日那一天，我在杭州有幸第一次给主席理发，主席对我还比较满意，就把我带往北京。先是做主席的理发员，很快又当卫士，负责主席生活管理的工作。直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十七个春秋。与主席朝夕相处十七年，要讲的事真是几天几夜也诉不尽。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借此之际，我想主要谈谈主席晚年最后日子里一些情况，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不尽思念。
进入1976年，主席显得越来越苍老、憔悴。由于长年累月地躺卧在床上办公、看书，特别是晚年活动量减少，导致身上的肌肉都有所萎缩，两条腿膝关节不能伸直。如果没有人搀扶，站起来是相当困难的，走路就更不用说了。主席不仅行动不便，说话也很费劲，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词语。肺心病不时地困扰他，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
1976年5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就是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原地费力地站起，与走进书房的客人握手以示欢迎。坐下来谈话似乎更加难熬，主席实在是坚持不下来了。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毛主席病情恶化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治疗，由北京、阜外、三O一、三O五等医院选派的医学专家和专业护理人员组成的医疗小组对主席实行了特别治疗，昼夜不停地监护着他老人家。医疗小组的成员，都是富有丰富经验的医务工作者。他们的心情和我们工作人员一样，盼望着主席的病能够一天天地好起来，身体一天天地恢复过来。他们在主席书房的床边架起医疗器械，通过监视器，一刻不停地进行观察，发现问题及时抢救。氧气源源不断地从主席的鼻孔输送到体内。
在主席病情恶化前，每次吃饭都是由我为他送饭、开饭。可这时的主席完全不能自己进食了，就是流食也难咽下去，一进嗓子眼就容易呛，导致心脏的不适。医护人员为主席下了鼻饲，食物是由医务专家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成份，精心地为他老人家配制的。鼻饲的管子一直在主席的鼻孔下插着，护理人员隔断时间把食物往管子时注入一次。
汪东兴等中央领导，都轮流到现场坐阵，具体领导着医疗小组的工作，医护人员分成三班昼夜守候在主席身边。许多工作，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已插不上手，但卫士值班仍照常进行，我们没日没夜地为配合医疗小组的工作提供一切方便。
毛主席躺在床上动不了了，鼻子同时插着氧气、鼻饲两根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老人家仍然没有停止过工作。他批阅大量文件，考虑着党和国家的大事，竭尽全力地为党、为人民继续操劳。他时刻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知疲倦地，忘我地工作着。我时常看到疾病的折磨下主席是那样的痛苦。肺心病常常导致他在严重地缺氧，嘴唇发紫，浑身全是汗淋淋地，举书的手时间长了也抖得不停。我心里很难受，真想劝主席您喊一声吧，您叫一声吧。可我们的主席从来也不喊，从来也不叫，甚至连哼一声都没有。他以顽强、惊人的毅力与病魔斗争。
治疗中的痛苦是难免的，可主席他老人家从未皱过眉头，反而用幽默的言谈来宽解医务人员的紧张和担忧的心情，积极与医务人员配合。他总是说：我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三O一医院的专家姜泗长感慨地讲：“我行医凡四十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有谁象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书”仍与主席为伴，不过主席又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成了他与病魔斗争的“武器”。为了转移注意力，主席不停地看，自己举不动了，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替他举；看书时间长了眼睛累了，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为他读。只要一息尚存，他就继续看书、学习，直到生命的终结。彻底实践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的壮语。
这段时间主席看的书主要是二十四史，还有各种字帖。二十四史是大字本，主席特别喜欢这套书。我到主席身边后，看主席读这套书，有的起码读过十遍也不止。不过这个时期主席读这套书，大概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字比较大，看起来眼睛也感到不那么费劲。当时送主席阅看的文件，事前都要由秘书局和部队的同志把铅印件抄成大字。
主席的生活习惯历来怕热，他一年四季不盖被子，铺着凉席。病重期间由于长期卧床不起，床单下铺的凉席也不觉得凉快，身体与床常接触的两侧髋骨早已长出了褥疮。特别是进入6月，天气逐渐地转入夏季，更觉得炎热难耐。一天，躺在床上的主席实在感觉闷热难忍，我们想有什么办法把铺的凉席换一换。张玉凤想了个主意，她让护士拉着床单的四个角把主席抬起，自己赶紧去换床单下铺着的凉席。主席的身体刚一离开床，凉席还没有来得及去换，主席就昏了过去。肺心病最忌讳动，这次搞得很紧张，惊动了华国锋。怎样替主席换凉席成为一件大事被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动了不少脑筋，想了不少办法。经过反复考虑、研究，最后采用“换床”的方法。就是用两个床来回倒替。
新做成的床长220公分，宽140公分，比双人床小，比单人床大，木质的床头，所不同的是它还带有医院病床的功能，称它为“治疗床”。床底四周用四棱钢固定，床板可以升摇，床的四腿还是轱辘的，原地能够360°打转。我和警卫战士先反复训练。为了万无一失，我们还找来了与主席体重相近的厨师进行试验。我按照主席的生活习惯，先把要换上去的床用褥子、凉席一层层地铺好，再用白布单把铺的褥子、凉席平平整整地包住。再把它与主席躺着的床相并。而后我和警卫战士们从并床的这边，拽着主席躺着的床单，均匀地使劲，慢慢地把主席从原来躺着的床上拉到要换的床上。实践证明，换床的办法是可行的。当时华国锋也下了令：“每次换床你们提前做好准备，通知我们到现场。没有你小周在，没有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床谁也不能换。”以后，只要主席提出，政治局常委、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三方到位，床才能换。
1976年7月28日深夜，我没有睡觉，和往常一样在值班室里值班。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听到大厅门窗上的玻璃“哗啦啦，哗啦啦，……”响得非常厉害，也不知谁喊了一声：“地震了。”在场的人都忽地一下围到主席身边。屋里的气氛立即紧张起来。
有位同志喊：“小周，快!主席的头。”
我跳起身双臂抱住主席的头部，弓下身挡住。
很快送来消息。在我国的唐山、丰南一带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刚才的一切是震中的波及。现在唐山、丰南地区仍处在余震之中。
游泳池的房屋有些是木质结构，再加上长久失修，房子比较陈旧。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立即做出决定：立即把主席转移到游泳池南边的“二O二”。那里的房屋修建不久，比较新，相对游泳池来说要安全得多。
地震后的几个小时，警卫中队的战士用担架把主席抬到“二O二”。当时主席服了安眠药睡下了，抬他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晓。
毛主席醒来发现眼前陌生的天花板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把我弄到这来了。”他搞清怎么回事后要求回游泳池。
是华国锋亲自来到主席跟前向他解释、做工作：“这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定的，考虑到主席的安全。”
可主席还执意要回去。”
华国锋只好讲：“等地震平静下来，主席的身体好些再回去。”
唐山、丰南地区的地震逐渐地趋于平静。这期间，毛主席时刻关心受灾的地区和人民。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问。这场地震，伤亡人数达24万多人，其它的损失难以估量。主席不禁为此而落泪。8月4日，毛主席派以华国锋同志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赴灾区，传递自己对灾区人民的关切、慰问之情。
可毛主席他自己再也没有能搬回旧居，伴随着唐山、丰南地区的余震，永远离开了他居住的游泳池。
毛主席直到临终前他的头脑清楚，思路清晰。9月8日，主席去逝的前一天。
那天主席一觉醒来，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什么。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出来，就马上跑到值班室找身边的工作人员。我闻讯赶到，主席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我连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到主席手中。主席艰难地握着铅笔，在我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的气力，半天才划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用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我们立刻反应到，主席说得话是和“三木”有关。“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我轻声地问。主席默默地点点头。
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重的主席仍关切地注视着他在日本大选中的情况。
去世的前一天，医务人员从医疗监视器上发现主席的心脏有些异常后，现场的气氛开始一直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医疗小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高度地警惕、观察、注视着。
主席和往常一样服用了安眠药睡下了。没过多久，监视器再次地显示主席的心脑严重异常。医疗小组的专家和医生迅速对主席实行抢救措施。人工呼吸、强心针……，这一切对主席来讲都无济于事。主席静静地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过来。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主席与世长辞。
很快，我发现从主席的鼻子部位渐渐地变白，这是体内血液下沉的结果。主席的遗体开始僵硬。
想到从此再也不能与他老人家朝夕相处，听不到那带有浓重湖南乡音的幽默而风趣的话语；看不到灯光下那与书相伴的主席身影；再也不能向他老人家问寒问暖，问饥问渴，我禁不住悲痛欲绝。
处理主席后事的工作开始了。为了要把自己与主席十七年的经历画个圆满的结局。我再三地向领导、组织恳求，希望自己为主席理最后一次发，修最后一次面。
要求一提出，我就默默地去做准备。为主席理发十七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心里如此地沉重。我打开理发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和往常一样，围布、推子、梳子、篦子、刮胡刀、……。它们并不脏，每次我用过之后都要擦净，用酒精消毒。可此时的我还要反反复复地擦拭，不知多少遍。我还特意选出几把篦子，同以往一样用棉花一把一把地梳好。
我感到眼前这一件件的工具，是如此地亲切，就好象是一条条传递自己对主席深切感情的纽带。
我默默地期待着!
凌晨三点来钟，也就是主席逝世后的三个小时，我的恳求终于得到了批准。当汪东兴告诉我这一消息时，难过之极的我似乎得到了一点宽慰。
主席已两、三个月没有理发了，头发凌乱不堪且参差不齐。这还是主席病重期间，医务人员用手术剪子剪的。他的胡子我倒刮过几次，很快又长了出来。
我揣着理发工具箱走到主席床过，有些迟疑了。主席安祥地躺在那里，他太劳累了，太疲倦了，我怎能忍心打扰他。
“我办我的公，你办你的公，我们互不干扰。”主席的话又仿佛在我的耳旁响起。我暗暗地说：“主席您安心地睡吧，我决不会打扰您。”
我弯下身子，手中的推子在主席的头上轻轻地、慢慢地来回移动。
这是我凭生以来感觉难度最大的一次理发。此时的主席身体都开始僵硬，更不能动了。象主席右鬓和两耳后面的头发弯着腰是理不到的。为了不打扰主席，使他老人家感觉得舒服。剃右鬓角的头发时，我干脆跪在地上，扒在床边为主席剃；剃两耳后面和后脑勺的头发时，我索性上到主席躺着的床两边，顺着他躺着的姿式，这边扒一下，那边躺一会，稍微偏动主席的头部。
我浑身是汗，为主席服务十七年，除了第一次为主席理发，再没有象今天这样。是激动还是紧张，是悲伤还是难过，我自己也说不清，只感觉眼前的一切总是那么地模糊不清。
最后我端来一盆热水，用热毛巾热敷在主席的头发上。主席适应什么热度，用手一试就知道。花白的头发经水一湿，似乎变得黑了，再用篦子反复地篦，立刻显得乌黑发亮。我又为主席精心地刮了胡子，擦了脸。似乎主席又精神起来。
根据领导的指示，我很快又回到游泳池住地拿来衣服为主席穿好。内外衣都是新的，是主席生前做好备用的，准备替换被主席穿破的衣服。没有想到这么快他就用上了。中山装的颜色也是主席最喜爱的灰色。
1976年9月11日早晨，我哭送主席。我同负责主席警卫的战士一起抬着老人家的遗体，迈着沉重的步履，一步一步地离开“二○二”、离开了中南海……。
(亓莉整理)
摘自：《缅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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