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在力争实现和平的同时,早就看到内战的威胁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他在八月十三日向延安干部会议所作的讲演中就清醒地指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就在九月十七日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发他在十年内战时期手订的《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队要在"剿灭共匪"的作战中"切实遵行"。阎锡山部集中了十三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配合下，侵入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的自卫反击下，被歼三万五千余人。 十月十三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和公布后的第一天，蒋介石又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杀气腾腾的密令： "此次剿共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才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紧接着，在十一月九日和十一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召开军事会议和复员整军会议。各地重要将领到重庆参加这两个会议。会议经过几天的讨论研究，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 会议决定要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清剿，以期"根绝匪患"。这个计划分三步行动：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和山东，打通津浦路、平汉路；第二步集中重兵于平、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路，占领察、绥。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作战行动上的重要特点，是流动性大，运动战、游击战交替使用，并依靠群众的支持。这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们十分头痛。因此，他们这次会议决定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活动的地区划分为"第一收复区"和"第二收复区"。前者主要指中共军队根据双十协议正在撤离的广东以及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湘粤边地区。会议决定要对这些地区加紧进行"围剿"和"清剿"，以期彻底肃清"匪患"。后者主要指长江以北，包括华北、西北等广大地区。会议决定在这些地区依据铁道干线的走向划分为六个"剿匪区"，各设一个指挥机构（就是后来建立的郑州、徐州、西安、太原四个绥靖公署和北平、西两个行营）。 在这两次会上，蒋介石作了多次长篇讲话。对于"第一收复区"，他声称："现在第一收复区里面土匪的主力，虽已渡江北窜，但一定还有不少的余孽，潜伏地方，我们高级将领必须除恶务尽，不使遗留一个种子。否则，如果我们疏忽大意，大部分的军队都已北上，而已收复区又将变为匪区了。"对于"第二收复区"，他认为基本方针、进攻步骤虽已确定了，但具体的兵力分配，"还要针对土匪的行动计划，作最后的决定。" 这时，国内局势确实相当复杂：一方面，国共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还签订了协议；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在杀气腾腾地部署和进行更大规模的内战。对于这样充满矛盾的现象应该怎样认识呢？ 毛泽东的看法是：第一，蒋介石要消灭我们，这个主意老早定了。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要使形势对我们更不利，对他更有利些。这是目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第二，由于他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存在和他要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还不足，因此目前的大规模军事斗争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时间内，还不是全面的内战，"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第三，"和平、民主、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和平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 为了应付这种复杂的局势，从重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不顾旅途疲苏，立刻连续召开会议，统一领导层的认识，并在十月二十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的着重点仍地击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它指出： "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办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们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目前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在华北和东北，"只要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 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的蒋介石，从八月中旬到十月下旬的两个多月中，已调集一百一十三个师约八十万人的兵力到内战前线，此外又收编了伪军三十万人，共一百一十万人，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津浦五条铁路线东进或北上。企图以此达到两上战略目的：一，打通铁路线，大举进兵平、津，再向东北推进；二，把华东、华北各解放区分割开来，尔后各个击破，或逼迫中国共产党在不利形势下订立城下之盟。 为了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回到作战指挥上来。他在给各大战略区的许多指示中，一再强调对付国民党军进攻一定要遵守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自卫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第二是胜利的原则，即"反则必胜"。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达到高潮。在这段时间中，毛泽东精心指挥冀鲁豫部队进行了平汉路战役（又称邯郸战役）。 蒋介石北上平、津的基本部署是兵分三路：左路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部九个军东出潼关，并以其中的三个军北渡黄河进入晋南，然后经同蒲铁路到太原和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会合，再经正太铁路东进石家庄，转而北上平、津。中路以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三个军八个师进占郑州，然后北渡黄河，沿平汉铁路北进，攻占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同胡宗南部会师石家庄，再继续北进，同由美国帮助空运到北平的第九十二军和九十四军会合，完全控制平汉铁路。右路以第十战区李品仙部三个军七个师由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官李延年指挥，先到徐州地区，然后沿津浦铁路北上，占领济南，伺机进击平、津。在这三路国民党军队中，中路的孙连仲部三个军八万多人已在九月中旬占领了新乡等八城，作北上石家庄的准备。左路胡宗南部两个军约五万人，也由太原附近沿正太铁路向石家庄东进。 面对着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向解放区推进，如何阻碍和迟滞国民党军队沿铁路线北上，便成为解放区军民的战略任务。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北进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多于解放军，装备更优于解放军，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但官兵中很多人不愿意打内战，士气不高，部队新到，对地理、民情不熟悉，系统不一，补给困难，又有轻视人民解放军的心理，却是他们的短处。 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心以刚刚胜利结束上党战役不久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迅速东移平汉线，迎击孙连仲部由新乡北上的三个军。从十月十二日起，毛泽东继续签发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一系列作战批指示，提出打胜这一仗的重要指导原则： 一，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大，因此必须精心筹筹划，精心组织，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北上的八万敌军中的一半左右。 二，鉴于安阳以南临近敌之出发地域，不易求得歼敌机会，且易打成阵地持久消耗战，因此必须审慎忍耐，采取以逸待劳方针，诱敌深入到安阳、沙河间地区寻求机会各个歼灭之。 三，在安阳、淇县间应当先以小部兵力采取宽正面的运动防御，轮番抗击，达到迟滞、消耗、疲惫敌人并摸清敌情之目的；但在敌深入安阳再行北进时，则就避开正面抗击，让敌放胆前进。 四，具体打法上，应待敌进至于我有利之地区时，一面在正面坚决阻击扼制，迫敌展开，我主力再从敌暴露的侧翼或后方进行坚决的、猛烈的突击，加以围歼。 在新乡地区进行了二十多天准备的国民党军孙连仲部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及参谋长宋青堂的指挥下，从十月十四日开始北进。他们经过汤阴、安阳，先头部队在二十二日北渡漳河，同晋冀鲁豫军区的阻击部队接战。二十四日，这三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分两路猛烈北攻，遇到解放军节节抗击。此时，星夜兼程东进的晋冀鲁豫军经过合围，歼灭敌军两个军的主力两万多人。在战役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派参谋长李达在夜间到高树勋司令部，劝他率部起义。十月二十八日，高树勋毅然率新八军等部一万人起义，对这次占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平汉路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由晋冀鲁豫部队进行的又一个规模较大和比较彻底的歼灭战，对当时国内形势的演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九五九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国防部"编了一部《戡乱战史》，对这个战役作了如下评述："是役（按：指平汉路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漳河战斗）之后，我军对平汉路既未打通，尔后惟依空运部队接收平津，究以兵力有限，形成孤立，使政略、战略陷于被动，影响尔后之作战实至深钜。" 对平汉路大捷，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致电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周恩来等，告诉我们："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影响极大。""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现令刘邓清查缴获文件，为数必多，拟公开发表，击破国民党之诬蔑宣传。"十一月五日，他为新华社撰写了《豫北冀南战场胜利捷报》的新闻报道。同一天他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用平汉战役的实列，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所谓"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的谈话，指出："由彰德北进一路，攻至邯郸地区之八个师，两个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六个师(其中有三个美械师)在我解放区军民举行自卫的反击之后，始被迫放下武器。这一路国民党军的许多军官，其中有副长官、军长、副军长多人，现在都在解放区，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 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 对于高树勋的率部起义，毛泽东更是备加赞扬。十二月十五日，他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这份党内指示中，决定把"开展高树勋运动"作为解放区十大工作任务的第二项，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在平汉路战役前后，毛泽东还组织指挥了平绥路作战、津浦路作战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五年最后三个月内在军事上取得的一连串胜利，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调整，广大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中共代表团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建议，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中国的土地上(除东北外)出现了暂时和平的局面。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毛泽东依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停战通告："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需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在国共双方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并各自发布《停战通告》的同时，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会议经过二十天的激烈争论。先后通过了有关军事问题、宪草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以及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重要协议，在一月三十一日闭幕。二月二十五日，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达成了《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国共停战了，政协各项决议通过了，人们无不额手相庆，期望中国从此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 同全国人民一样，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中国从此能实现和平，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新国家。从这个良好的愿望出发，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也就是政协闭幕后的第一天，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这份指示，虽也提醒"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要求全党"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但它着重强调的是"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中说："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想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修改、审定了这份指示，还尽可能地参与了许多重要决策。 二月四日，中共在重庆的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方面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和参加政府人员的名单，请求中央批复。二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了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人员名单（因谈判正在进行中，这个名单暂时没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毛泽东根据会议的决定，复电在重庆的代表团，告诉他们：（一）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及何思敬五人为宪草审议委员。（二）国府委员仍照周恩来一月二十七日返延时议定的八人，即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适宜，以便将来全党指导中心移至外边。第一次会议少奇可不出席。如范明枢不就，可提彭真。（三）同意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长及不管部部长。可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殷切地期望着这次和平谈判能够取得成功，并为和平实现后参加政府作着认真的准备。 二月九日，毛泽东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对国共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发表了十分乐观的谈话。毛泽东说：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因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而参加。 三月六日，即《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后的第十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对山东、华中和晋冀鲁豫三个军队员额最多、民众负担最重要的地区，提出了分两期裁减兵员的计划，要这三个地区第一期精减三分之一的兵员，三个月内外完成，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对于晋绥、晋察冀两个战略区的兵员裁减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布置。 一切事实表明，蒋介石决不甘心放弃他的独裁统治，决不会轻易改变他的反苏反共立场。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在一系列事实面前，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他在发言中对国际、国内的时局作了四点分析。在谈到蒋介石时，毛泽东说：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了，校场口事件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刘少奇在作总结时肯定毛泽东的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打起来，有了准备；不打，更好。"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三月十五日和十八日先后发出了两份关于目前时局和对策的党内指示。前一个指示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CC系和何应钦等军人派，正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而这种阴谋，是蒋介石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的阴谋挑衅，"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除东北、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不论时局变化如何，都应力争完成，以利于作长期打算。"减租、生产两件大事，一切地方须抓紧推动"，"务必在今年内获得空前巨大成绩，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后一个指示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和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句均须实现，反对修改。"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宪草原则，反对修改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事实上我们愈坚持不许修改，国方就愈不敢破坏。我们在精神上必须准备不怕分裂，不怕打内战，然后才能压倒反对派的破坏，并可能免于分裂。"指示再一次强调："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国民党修改政协决议和宪法草案原则致周恩来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第二天他又致电周恩来，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 基于这些认识，从三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逐步加强对蒋介石集团的批评和揭露，加强各项应变准备。 |
转自《解放军报》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