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到北京去？那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北京。同行来京的罗章龙这时考进了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按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有关。此外，当时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 不进大学，总得要找一个托足之地，以获得生活来源。十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相当称心的，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对他来说该是怎样的兴奋和刺激！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角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的新闻逮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是在帮助的。一个是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在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 他既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为自然更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这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大钊是在古老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十五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从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其他会员分住湖南在京设立的会馆。往来相聚，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挤住在三间民房小屋里，每屋有一铺通炕，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卧。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们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生活是清苦而紧促的，但古城北京丰富多彩的景色却是心理上的一种补偿。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更给他以情感的慰藉。毛泽东进一师读书时，杨开慧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为十八岁的大姑娘了。经常来往于杨先生家里，毛泽东和她的认识逐渐加深，建立起恋爱关系。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着的冰柱。隆冬时节，毛泽东满怀兴致地要去看一看大海。他约了萧子章和罗章龙一同坐车去天津。走到大沽口，只看见一片冰雪，不过仍很满足。他还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过。这些都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往在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六节课。工资不多，毛泽东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 一个月后，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代笔补白。那时正是酷暑时节，蚊叮虫咬，一般人不胜其苦，而毛泽东总是挥汗疾书，常至夜半。一天早上，太阳出来老高了，商专学生易礼容来找毛泽东，他还未睡醒。易礼容拆开蚊帐，不料惊动了一群臭虫，"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这种情况，想来下止一夜。一个多月内，毛泽东竟为《湘江评论》写了四十篇文章。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不得亲自上街叫卖。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薪水除了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穿得也很破旧。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 当时代潮流发生急遽转折的历史时刻，引起人们思想上的震荡和变动，无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是平时多少年都难以比拟的。 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这个时候的思想和心情。他热情欢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想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是怎样传播和研究这股新思潮的呢？他把近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社会变革归结为一点："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用平民主义打倒强权统治，这是他当时的思想基调。 以往，毛泽东一直着重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释一切，很少注意决定精神观念的社会物质基础。如今，在五四运动大潮的有力冲击下，他的视野顿时变得开阔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他开始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了。 他意识到："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东西。显然，毛泽东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他表示，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求和真理"。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上面。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一九一八年三月率北洋进入湖南就任督军品。主政湘事期间，作恶多端。如：纵兵劫抢，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等，五四运动爆发后，始终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湖南人民从心底发出了反抗的呼声。 毛泽东正从事教育教育和舆论鼓吹，张敬尧却蛮横地摧残教育并封禁了《湘江评论》。这些，也不能不给予毛泽东强烈的刺激，使他难以平静下来。当八月中旬张敬尧强迫解散学联时，他就开始考虑进行一场驱张运动。九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专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驱张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他明确地把驱张运动视为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十二月二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联联络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军队的武力镇压。这一事件更激怒了湖南人民，毛泽东接连两天参加长沙各界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的会议。六日，学联公开发表驱长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一致罢课。 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沙各校总罢课的同一天，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处请愿联络。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到京后，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很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 为了要求撤惩张敬尧，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七次请愿活动。毛泽东还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去鹏提出了驱张要求。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可惜，毛泽东的这位恩师不久就病逝了。毛泽东曾多次到医院探护杨昌济。杨昌济病逝后，他到法源寺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并发起募捐，抚恤遗属，操办后事。一九二0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公布杨昌济病逝的消息，介绍他的生平。 驱张运动发生了明显效果。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在各方一致声讨下，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最终迫使张氏溜出湖南的，靠的还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已参加国民党的谭延 在南方政府的旗号下率湘军再入长沙。时间是一九二0年六月。 驱张以后，一班志同道合的湖南进步青年做什么？毛泽东设想，自己邀上一些人，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试试看，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更是频繁。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进北平前，还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付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九二0年一月四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他二月间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狠懵懂，狠不成材，也很少研究。边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狠有研究的价值。"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又前往黎锦熙往处长谈到深夜，讨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的问题，黎锦熙也主张中国的问题应该从"根本解决"下手。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离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车去浏览了孔子的故乡--曲阜还登了泰山。对孔子这一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他仍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二十五天后，五月五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今安义路六十三号）。这时，新民学会从北京、长沙、天津到上海的会员达十二人，五月八日，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送别赴法会友，同时讨论了会务，讨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五四时期，不少讲新思潮的青年，常常耳食了些新名词，立刻生吞活剥，虚骄浮躁地大发种种议论。新民学会这次讨论会强调"潜在切实"，正是有感而发。大家还议定了介绍新会友的四个条件：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谈话中，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话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和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世俗相继晤谈，可说是毛泽东第二次离开湖南的巨大收获。他又要回湖南了，他这时的事业还在湖南。 回到长沙，毛泽东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七月三十一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宣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所面对的工作对象，比新村和自修大学时要广得多。他当时说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再是宽泛的"新思潮"。他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可以看出，他已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开始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上。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 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 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 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再加上毛泽东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十一月下旬，他决定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乡。 这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自一九二千年五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新民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两地活动，留法的会员到这年冬天已达到十八人。第一批赴法的蔡和森等已能阅读法文书刊，"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刊。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上海关淞园会议要求法国会友定期会集，组织座谈。萧三把这个精神带到法国。一九二0年七月五日至十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予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 萧子升的信定于八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写于八月十三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起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这两封信在路途上时，毛泽东正为自治运动忙得不可开交。他大约在十一月份看到它们，这时正好已抛弃实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十二月一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权--引注）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见，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萧子升随后于一九二0年十二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九月十六日定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日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表明他两年多来经历了一条多么曲折的心路历程啊！四十年后，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在表这种态度时，毛泽东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钟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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