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冬腊月，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多人，乘国民党"围剿"部队还没有合围，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当晚，歼灭遂川大汾的国民党守军一个营，突破了封锁线。接着，经上犹、崇义县境继续南行，击溃沿途的地主武装，不战而占领没有国民党正规军设防的大余县城。 在强敌紧迫下，为了避免硬拼和争取主动，红四军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在撤出大余后，经过粤北的南雄，再转入赣南的信丰、安远、寻乌。 红军采取盘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摆脱强敌跟追，更重要的是要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它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以利于红军在有利时机能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主动地位。这种机会果然来了，那就是二月十日的大柏地战斗。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主力乘胜在二月十三日进占宁都县城。接着，在十七日抵达东固，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 红四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指向哪里？中共福建省委在红四军离开东固的上一天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并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他们报告当地的情况，"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 三月十一日，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他们在四都镇击溃郭凤鸣部一个团。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红四军军部，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长汀县和郭凤鸣部的情况。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夺取长汀城，消灭郭凤鸣部。十四日，红四军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部攻，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歼敌两千余人，缴枪五百余支，击毙旅长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城，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在长汀对红四军进行整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纵队。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的要求，将原有的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主任；支队、大队两级不设政治部，只设党代表。红四军在长汀还筹到大批款项和物资。红军战士每人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军容焕然一新。 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 四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队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十一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会后，毛泽东率领第三纵队到兴国县城，分兵发动群众，并开展社会调查，指导建立兴国革命委员会。他在兴国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制定兴国县《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和实际情况，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性的改动。还主办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亲自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以推动兴国《土地法》的切实执行。 五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赣南方面的国民党驻军回防，对红军压力加重。而在闽西方面，地方军阀陈国辉旅主力却因粤桂战争爆发，赴广东参战，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避实就虚，再次入闽。 这是红四军第二次入闽。闽西的革命形势已有很大发展，当地群众对红四军的了解也比他们第一次入闽时清楚多了。在闽西党组织配合下，红四军于五月二十三日奔袭龙岩县城，将守军陈国辉部一个营全部歼灭。为了诱使陈国辉旅主力回援，红四军又主动撤出龙岩，在二十五日一举攻占永定县城，成立闽西第二个县级革命政权--永定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六月三日，再占龙岩，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任主席。 五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长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点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六月十四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七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那时，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县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代表大会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且论述了实现这个任务的三项基本方针：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 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在这期间，红四军打存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 毛泽东这次病得很重。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去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国民党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很高的评价：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月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权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以后，毛泽东虽又多次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但他们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泽东的地位，同这个事实多少也有关系。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随后，他和朱德、陈毅率队伍到达上杭县古田村，为工四军九大的召开作了认真的准备他在军内外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八个决议草案。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恒、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近三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把宣传工作当成"第一重大工作"。 第二，确立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并且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决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都必须讨论军事工作，一经形成决议，"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党内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无论担任什么军职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第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决议提出，在省级地方政权未建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作战、宿营、给养等，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机关的工作，如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第四、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决议从红四军的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克服的办法。 第五，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决议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求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军的工作上，要求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部分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大大加快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毛泽东没有满足于古田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紧接着，他又继续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这时，他收到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月五日，他给林彪写了回信，也就是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写道："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清楚。"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苏维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他强调指出：红军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二十年后，他把这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个"最"字，把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表达得更明确了。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剧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他批评林彪等"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促进人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并且明确地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武、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这是继古田会议后又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它进一步纠正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一部分人中滋长起来的单纯流动游击的错误观念，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格局。如果没有树立起这样的深刻观念，就不可能有以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可能使中国革命能在符合本国实际国情的条件下胜利发展 这时，国民党当局以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十四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进犯的主力仍是赣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经过七个多月的经营，已得到初步巩固。于是，朱德、毛泽东在一月上旬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离闽回赣，打破他们的第二次"会剿"。中共闽西特委得知后，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还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在赣南和赣西地区，留存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通过游击战争发展群众武装，实力和编制都有扩充。一月间，赣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它们和其他游击队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红四军在回赣南的途中，接到有关报告，就派前委委员陈毅、宋裕和先行赶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迎接红四军返赣。陈毅并担任了红六军政治委员。 红四军回师赣南，不仅达到了"离开闽西，巩固闽西"的预期目的，而且在赣南分兵到各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大大促进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
转自《解放军报》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