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的我闻我见

张贻玖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一生饱览史籍,在日理万机的政务党务工作之余,以惊人的刻苦和毅力,不仅通读过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历朝纪事本末》、《清史稿》等重要史书,对历朝各家的各种史著、史论,以及稗官野史、历史小说等,都怀有浓厚阅读兴趣。许多史书和其中的某些篇章,都有他多次阅读的印记。如在数册《晋书》的封面上,他分别写有“1975,8”,“1975,8再阅”,“1975,9月再阅”等读史记录,笔迹颤抖但却清晰。留下他在逝世前一年重病缠身、视力近于失明的健康状况下,仍在历史的书海中,孜孜求索,锲而不舍的生动形象。毛泽东“不动笔墨不读书”,在不少史书中,他都圈点勾画,写有大量批注。这些批注是他读史时心有所思,思有所得,信笔写来,不准备公开发表的思想火花,在一定意义上更能反映他的感情历程和思路轨迹,资料弥足珍贵。

   毛泽东读史爱读历史人物传记,他批注的历史人物,既有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起义领袖,又有封建社会有建树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既有著名人物,又有不甚为人所知的人物。毛泽东以他不同于一般专家学者的独特读史视角,注重史料,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笔端都有精辟的评说。他注重汲取历史上对现实有用的宝贵遗产,古为今用,经常通过会议、谈话、批示、著作,把它推荐给各级干部阅读学习。如他高度评价梁武帝的名将韦睿,对韦睿善于调查研究、团结干部等记载,多次圈画,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读《后汉书·陈寔传》、《南史·孔琇之列传》,分别批注:要像陈寔教育小偷那样,肯定“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不要像孔琇之那样,从偷了一捆稻子的10岁小孩,推断他长大必然为盗的形而上学,认为“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应予警惕。他还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要大家在工作方法上像郭嘉那样“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向罗瑞卿推荐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后“勤学苦读,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等等,不胜枚举。但毛泽东最为倾心的,是历史先进人物峰上构成古老中华民族和民族灵魂的那种性格、品德和气质。他在这方面的批注和言论充满感情色彩,希望人们予以重视和继承。

   2000多年前,妄想将秦家王朝传至万世的始皇帝,施行苛刑暴政,人民不堪其苦,一介佃农陈胜,不信天命,不甘屈服,发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叛逆呐喊,揭竿而起,首次向封建统治者发起挑战,拉开了农民起义战争的序幕,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三国志·魏书·张鲁传》的批注中,多次热情赞扬陈胜的历史功绩,作诗歌颂“陈王奋起挥黄钺”的不屈精神。在《史记·陈涉世家》中,毛泽东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多次圈点。不胜惋惜地在陈涉功成忘本、脱离本阶级群众处,批注:“一误”;在任用坏人,偏听偏信,脱离了共过患难的干部处,批注:“二误”,引为教训。

   中华民族从不屈服于外来的压力,历史上数次外族入侵,都遭到人民顽强的反抗。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元朝建立后仍然坚持武装反抗,被俘后坚贞不屈,严词拒绝元军多次的威胁、利诱、劝降。在被俘后写《过零丁洋》以明志,在元都狱中又写有《正气歌》,表达了他为国家、为民族从容就义、视死如归的顽强不屈精神。毛泽东崇敬这位历史人物,对其作品反复阅读,并用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教育和鼓励人们要有气节和正确的生死观。满清王朝统治中国200多年,对内实行高压政策,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外卖国丧权,屈服于帝国主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摧垮了中国大地上这个最后的封建王朝,毛泽东赞扬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要人们永远纪念孙中山“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地占领了我国的大半壁河山,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作出难以估量的牺牲,最终夺取了民族独立解放的胜利。民主革命期间,教授、诗人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教授、文学家“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泽东称赞他们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中华民族是具有奉献精神的民族。多少古人在各个方面做出卓越贡献,而自己却一生坎坷,历尽磨难,忍辱负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将他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奉献给千秋万代,自己却忍受着极不人道、极为残酷的腐刑,是幸免一死的人。他在常人难以忍受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处境下,以“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也”等古人不屈服于命运,奋发有为的事迹自勉自励,秉笔直书,殚精竭虑,倾毕生心血于史学事业,实现其“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的生死观。毛泽东十分崇敬司马迁的这种精神。1944年,为追悼年轻的共产党员张思德因公牺牲时,他引用司马迁的话高度评价张思德,并激励全党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毛泽东还多次引用“文王拘而演《周易》;……”这句话,教育全党要正确对待逆境、挫折,要像司马迁那样在逆境、挫折面前奋发精神,有所作为。徐有功是武则天称帝时的执法大臣,他敢于义正辞严地在开则天面前纠正其亲信周兴、来俊臣制造的种种冤狱,数遭贬谪而不畏惧退缩。他在一次给开则天的奏折中写道:“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毛泽东对徐有功以鹿自喻,预见到自己必然为守法护法而死于非命的悲剧命运,很为动情地批注:“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批注中列举的民族英雄、杰出政治家、著名学者、诗人、教授、无产阶级革命家等,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为民族,为正义,为真理,为信仰而献身的。“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是毛泽东对他们道德情操的深情礼赞。历史的前浪推后浪,从司马迁笔下的周文王、孔夫子,到毛泽东批注中的岳飞、文天祥,到现代的张思德、雷锋、蒋筑英、孔繁森……,我们民族这种一脉相承的精神,不断地谱写着新的篇章。

   中华民族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我们祖先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为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贡献。毛泽东对历史上凡有创新精神和独到见解的发明、发现、著作等,无不给予热情赞扬。《水经注》是公元五世纪最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地理名著,它详细记载了我国大小水道1000多条,一一寻根究源,对所经地区山陵、城镇、关隘的地理情况都有考察。毛泽东称赞此书作者北魏的郦道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毛泽东评价明朝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及其作品《徐霞客游记》说:“徐霞客那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写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徐霞客在300多年前对我国西南广大地区石灰岩地貌进行的研究,比欧洲人要早一个多世纪。《徐霞客游记》中有关这方面的考察记载,不但在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最详细的科学文献。毛泽东称赞郦道元、徐霞客两位古代地理学家,主要是他们经过实地考察,敢于否定原有的定论,提出自己的科学论断,有创新的精神。毛泽东一向支持新生事物,提倡首创精神,他批注评说古人,也以此激励今人。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历史人物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极为赞赏的那种不屈、奉献、创新的精神,是先辈们数千年来锻铸的民族灵魂,是继往开来、战无不胜的精神武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的这些批注、评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人民日报》

   〔19951228№J〕

  到过中南海毛主席故居参观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位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生活起居极为简朴,他的最大“财富”是书籍。

  在松柏葱茏的四合院里,几乎每个房间都摆满了书。从颐年堂院中的东门拐进去,第
一个房间就是毛主席的存书处,并排两列36个大书橱,装满了经史子集、诸子百家的线装古籍,中外的哲、经、史、文学、艺术、科技、报刊等各类图书。西厢房是毛主席的书房,南、北、西三面是紧挨着的玻璃书橱,东窗下有一张单人沙发和一个小茶几,据说毛主席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时,常常一个人在这里静静地读书,思考问题。北房本来是毛主席的起居室和卧室,可是靠西的一大间也全被书占据了。中间的起居室,除了一张饭桌外,靠西靠北的两面放着五个大书架,摆满了毛主席经常要读的马、恩、列、斯的全集、选集和单行本,以及线装的二十四史和其他的各种书籍;排成半圆形的四个单人沙发前面的小圆桌上,放着《徐悲鸿的彩墨画》、《宋高宗赵构草书洛神赋》及一些杂志。进入卧室,靠东并立着两个大的玻璃书橱,装满了毛主席最喜欢读的《鲁迅全集》,唐、宋、元、明、清诗别裁,梁启超著《中国近百年学术史》及其他历史的、学术的著作等等。两张桌子上摊放着各种报刊杂志,以及英文字典、地图等工具书。就连毛主席睡觉的床上也被书占去了一半。从毛主席这种生活布局中,不难看到他老人家在身负党和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争分夺秒地在工余、饭后、睡前伏案披览,秉灯夜读的感人形象。

  毛主席读过哪些书?读过多少书?据初步掌握的材料表明,在毛主席的书房里,明显地留有毛主席批注和笔迹的书,可以装七八个书橱。毛主席刻苦地攻读过大量马、恩、列、斯原著。早在延安时,他就用心读过《资本论》,1953年、1956年再版,1968年大字本印出,他先后选读过若干篇章。《共产党宣言》,他从1920年第一次读,一直到逝世之前不知读过多少遍,临终前的身边还放着这本书。几十年来,他不仅阅读马、恩、列斯全集、选集、专题文集、单行本,而且阅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史学等专著。1958年至1961年期间,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毛主席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曾阅读过多遍,光批注的本子现存的就有三种。毛主席对哲学方面的著作有过更为深刻的钻研。毛主席广泛涉猎过古今中外的历史书籍。一部乾隆十二年武英殿版的线装二十四史,是一部有850册的巨著,从书上勾划、圈点、批注的笔迹看,他曾从头到尾读过。《资治通鉴》、历朝纪事本末、不同版本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古代社会》等以及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都留下他阅读过的手泽。毛主席酷爱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古典诗词。多种版本的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李白、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中,都留下他在不同时期、反复多次圈阅过的笔迹。他还阅读各种诗话、音韵、词律等方面的书籍。六十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已是年在古稀上下的老人,但仍然精力充沛地大量阅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报刊书籍。板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学说的论著,他精心阅读后,密密地划着一道道直线、曲线。1962年《中国妇女》上刊登过一篇女文艺工作者的文章,他在标题上划了三个圈,在标题下划了曲线,在作者名字下划着直线,还作了批注。

  毛主席批注过的书,书的封面和扉页的目录上划着很多圈,这是六十年代以来他每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所作的标记。其实有些书毛主席何止读过四五遍,在延安的时候,他自己就曾对人说过:“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他也读过十遍。“三复五温”是他一贯提倡的读书方法。有的书,整页整页的被他用红蓝铅笔、铅笔、毛笔等划满了直线、曲线,又圈又点,红、蓝、黑交错,一片密密麻麻,这是他反复阅读作下的记号。看到这些,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毛主席把整个身心沉浸在书中的专注情景。

  从毛主席所作的批注上,可以看到他在读书时和作者在感情上的交流。每当他读到好的诗句、重要的论点时,除了用重重的笔迹勾划圈点外,还在书眉处写上:“好”,“对”,“有理”,“说得很对”等等。当他和作者有不同看法时,便写上“此例不甚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可疑”……。这些批注,有赞赏,有反对,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作为读者的毛主席是和作者心心相通的。1964年,毛主席曾谈到读书“要钻进去,深入角色,再爬出来”,从批注上看,这确是他宝贵的经验之谈。

  毛主席读书勤于动笔,有的书批注多达一万二三千字。内容有对原著观点的引伸和批判,有对作者的评论,有读后的心得和感情的抒发。如毛主席在读《唐初四杰集》中王勃写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时,写了一段一千多字的批注,他不仅称赞王勃文学才华和知识渊博,还从王勃这个人谈起,重申他有关世界的发展要靠青年的论断,抒发了他对青年一代的希望和革命深情!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全党都来继承和学习他为革命刻苦攻读、锲而不舍的精神,这将会变成四化建设中多么巨大的力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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