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在思想理论界的有些人那里，“非毛”即诋毁毛泽东、攻击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成为时尚。如有人以“智者”的口吻训诫世人：“我们做过许多梦：美梦，恶梦，不明不白的梦，都捉弄过我们的感情，从梦境中醒来，往往无所适从。人们称为‘马克思猜想'的共产主义——人类理性王国的明青年人，也是一个梦。”这个“从梦境中醒来”的“智者”得到了毛泽东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仅仅只是“造反有理”的结论：“毛泽东被迫上了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都不是来自欧洲经典。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简化为‘造反有理'，或许是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并且换了‘兴无灭资'‘兴社灭资'的旗号。到晚年发明了‘三个世界理论'，第三世界农村要包围第一世界的城市，同马克思也不沾边。打土豪发展到打洋豪，把民族局限性推广为普遍真理，造 反理论可谓发展到登峰造极了。”（37）至于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被深深地实质“打上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毛泽东思想不过是“民粹主义”，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追求的是“乌托邦的幻思”等等，更颇为流行。
这些观点其实并不新鲜。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从莫斯科接受颇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的人，在“言必称希腊”的同时，就曾高刺毛泽东搞的不过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后来，赫鲁晓夫干脆将毛泽东说成是“小资产阶级”、将毛泽东思想视为“农民意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斯大林对毛泽东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黄油的代用品）”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领先工人阶级，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愿意为工人阶级利益负责。斯大林曾为此正确地批评毛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依靠农民而无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却赢得了胜利，这也是事实。不过，他的胜利也不是什么奇迹，而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歪曲，因为他的胜利是在没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赢得的。总之，毛泽东是个小资产阶级，他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始终是背道而驰的。（38）
这位在斯大林生前颂扬斯大林是自己的“再生父亲”，在斯大林殁后又大反斯大林、攻击斯大林是“暴君”的斯大林的“接班人”，居然发现斯大林还有“正确”之处。但斯大林究竟是否表述过赫鲁晓夫所讲的那些意见，我们不得而知，况且，即使斯大林“私下”谈过，也未必尽皆正确。斯大林对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认识确曾有过误区，不过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理解、肯定和尊重。这是斯大林的伟大和可敬。而赫鲁晓夫则始终难以理解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了，他忆述斯大林，无非是要表述他自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不满之情。在他看来，毛泽东只是“依靠农民而无视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歪曲。”
事实上，尽管对中国国情有着充分了解的毛泽东，由于注意到“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故而一向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动力，尤其将那些“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而又“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称为中国“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认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但他从来没有认为农民可以担当起领导现代中国革命的重任，不认为现代中国革命就是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重演，而是认为“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39）并且，对于农民小生产者身上积淀的一些消极习性，当其不利于参加革命队伍的人们的思想境界提高的时候，毛泽东更时常着意对之进行改造，譬如，1938年4月4日在“抗大”的演讲中，他提醒道：农民同志要警惕一下，不要见钱就眼红，因为过去在乡下见不得钱。在同年4月30日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传统小农自私自利的倾向及其影响，希望参加革命的人要把牺牲精神落到实处，说：譬如三万块钱请你一个人带着，骑了马走，那时候一看，前后左右都没有人，钱就在荷包里，你打不打主意，想不想一下子呢？由此想到回家，买田地，讨小老婆。由对农民心理的这种精细揣摩和了解，毛泽东自然要求尤其是农民出身的革命者必须自觉改造小生产者旧有的消极习性，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境界，以使自己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另一方面，毛泽东从来没有无视无产阶级的作用。早在1926年他即已指出：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40）
他在1937年又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怀，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41）1939年，他更基于对中国无产阶级“特出的优点”的分析，明谓：“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倒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须不能胜利。”（42）总之，毛泽东认为：
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咱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地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增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有虚心地接受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43）
由此，难道能够得出毛泽东是一个只“依靠农民而不依靠工人阶级”，其利益始终同工人阶级“背道而驰”的“小资产阶级”的结论吗？能够说他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实质地“打上历史上农民革命印记”吗？
毛泽东是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绝非如某些论者以为的那样是“民粹主义者”。当然，他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曾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44）
这种科学态度和马克思所说的“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45）是完全一致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科学精神特质。正是依据着这种科学态度，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科学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大势，阐述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并据之而提出无产阶级必须争得、也能够争得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在领导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应该并且必须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应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即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同时又配合以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等一系列观念。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他的这些思想不仅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终将因自身不能解决的根本矛盾而崩溃，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无产阶级——这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为自己所准备的掘墓人——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革命取得统治权力，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过渡到消灭了剥削、压迫并使阶级消亡了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曾预计无产阶级革命将在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而且是在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同时根据他所处的社会时代状况，考虑到殖民地和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链条最薄弱的环节——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过一定的革命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并把握住最佳时机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创建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转化成为现实。毛泽东在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提出的上述思想，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人民实践，无疑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只要不怀偏见或敌视的态度，人们多会承认他这方面作出的伟大贡献。
如何认识、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全面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的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实际是以民粹主义和空想主义来搞社会主义，故其所搞的社会主义必然是虚幻的，而不可能成为科学的现实，并认为检讨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就应从此着手。如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中共党研究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英里斯·迈斯迈，在他所写的《列宁主义和毛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民粹派观点》、《毛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和中国社会的前途》、《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等著作中就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空想观念，其实质是否认或忽视社会化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试图在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是以此为基点，毛泽东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问题上实际产生了轻视工人阶级而重视农民的倾向，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形成了立足农村的反城市倾向，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唯意志主义主义倾向。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基本否定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迈斯纳的观点为不仅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而且也为我为不少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所接受，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述了与迈斯纳大体一对敌的观点， 这只要读一下李慎之、李锐、何家栋……的相关论著使可以知道了。因此，对于迈斯纳的观点不得不稍作辨析，以正视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伟人、也是凡人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确有失误，这失误主要发生在1957年以后，并且，随着时间的推演，在诸多国内外和主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失误呈越来越大之势，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由这些失误以及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入手来分析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也确可看到其中存在着一引起空想万分，这些空想成分又多与数千年积淀来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对他的影响有关。我们对此无需讳言。但是，从本质上来论究，则必须指出一些基本事实：毛泽东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问题的，他的观点和思路无疑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却从未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发生过怀疑和动摇。他从来没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不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相以地，他反复强调中国声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一财以近百年来中国因落后而倍受屈辱的惨痛事实唤起全党全国人民对此的高度重视。如其在1949年3月即已指出：“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这个问题。”（46）在1963年9月又说：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衰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学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47）
如此等等，难以尽举。大量论述表明，尽管为鼓气，树立人民大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毛泽东说过诸如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穷二白并不可怕的话，但他并不幻想在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直接建设社会主义，更没有把贫穷、落后就等同于社会主义，而是急切地希望中国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当然，对于怎样使中国由落后 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考虑，譬如，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实质上是要以这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替代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他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实际在表明他形成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改造可以同步进行的新思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之后，他探索的则主要是如何在新社会制度下迅速发展生产力的方法问题。他不仅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发展。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条件。（48
更明谓：“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此外，在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问题上，毛泽东始终认为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故坚定地将这一阶级作为领导力量。但由于农民在中国总人口中占很大比重，故而不仅提出工人阶级必须将广大劳动农民作为自己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且十分注重农民、尤其是劳动农民的实际问题。1955年，他在谈到为什么要搞农业合作化时说：“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开始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俩，有些人出卖了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推动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49）尽管如此，毛泽东也未曾认为仅仅依靠农民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他始终交通规则个体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的两重性有清醒认识，所以，他在社会主义革命一开始时就谆谆告诫全党：“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没有农副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50）这能说毛泽东只是位“民粹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乌托邦的农业社会主义吗？
在长期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毛泽东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胜利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下列几方面：
第一，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理论。他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只有认请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认为：“领导另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肩上了”；“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所以，每位共产党员都不要“以为我们只有在现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站起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应该认识到“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不能半途而废。”（51）民主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走城市的一条中国革命的崭新道路，从实践中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样三大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法宝。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理论、路线和指导实际斗争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才领导全党取得了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开辟了走上社会主义的途径。
第二，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新社会形势下正确的战略、策略。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当前的政治形势，适时地提出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及积极创造条件和平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策略和指导方针。他明确提出，在国民经济中，现代怀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此出发产生了我党应对一系列问题的战略、策略和指导方针：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首先是国营工业的生产，其次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没收原不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中而控制着中国现代性工业的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万分；容许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全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受到限制；不能听任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自流性发展，而应通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样一各以私有制为基础而又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为了在自身经济获得广大发展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对外贸易必须实行统制政策。他还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52）此外，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第三，毛泽东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式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十分重视所有制革命，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途径就是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但他并不盲目地、一步到痊地推展所有制的革命。他很早就提出了五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领导力量的正确方针。人民革命胜利，党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抗击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从朝鲜推进到我国边境的侵略战争，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衷心得了国威；又完成了土地改革，并恢复了国民经济。这样，到1953年12月，毛泽东才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他认为，“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不不合法。”（53）就是说，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气氛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54）其后，在他和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地通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和集体经济为主的合作社，通过加工定货、统购统销、公私合营的形式，先后逐步把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人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经济文化落后 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这是他对马列主义的一处重大贡献。
第四，毛泽东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认为我国是一个东方大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有许多自己的特点，而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仍会有自己的特点。教条主义地照搬别国经验是无益的，所以，他研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明确提出中国能不能避免苏联的失误，走出一条多愉媸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他强调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在国这一实际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1956年4月25日，他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并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55）1957年2月27日，他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容矛盾的问题》，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学说，要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出应采取两种不同性质的处理矛盾的方法。这一理论的创立，对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此外，他还提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要学会按价值佳作舅父事，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诸多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观念，甚至还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56）的主张。
第五，毛泽东及时发现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明确提出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与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界限，纠正了包括他自己在内存在的急于求成的认识，形成了有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长期性、曲折性的思想。他认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完结，因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57）并且，由于被推翻阶级的残余的存在，又由于还会产生新的阙分子，就会在社会上出现阶级的分裂，而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可能会在其内部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反科学的修正主义（58）。因此，解决政治思想领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否则，“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有可能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59）同样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会一帆风顺，而必然是长期、曲折的。“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60）要有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只有到那时，“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61）而在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失掉了主体地位，从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那“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62）
第六，毛泽东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出发，始终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首先提出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现代化。早在国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已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6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更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64）的伟大号召。1964年底，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完整地表述了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说：“关于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尽管由于错误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大地延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但“四个现代化“自此便一直成为中国人民奋斗的目标。
第七，毛泽东始终重视党的建设，为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畏艰险、有铁的纪律的伟大的党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毛泽东郑重指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65）。
中国共产党中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66）。
为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核心力量，他强调党的集体领导：“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67）注重党的团结：“党 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68）倡导党内民主：“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则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69）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懂得：“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70）他指出：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71）
故其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深恶育绝，反复要求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72），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司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气。”（73）毛泽东历来提倡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早在建国前夕，他就谆谆告诫道：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 ，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激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产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4）
建国以后，他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并为防止党干部腐化堕落、不思进取而号召“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进行到底。”（75）毛泽东又很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76）抓党内的思想教育，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研究理论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宣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二是要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和实际工作经验，形成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密切结合起来的良好学风；三是及时了解并研究政治思想动态，对错误的理论观点、政治观点、思想主张要注意分清是非，要通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政治上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不断成熟起来。总之，毛泽东认为，能否在中国建设好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千秋万代地持续发展下去，关键在党。
（摘自：陈寒鸣《毛泽东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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