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在和平时期怎样抓好部队的正规化训练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1951年，我军开始正规训练。1953年，毛泽东发出了"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贯彻这一指示，执行中央军委颁发的战斗训练条令，从当年下半年开始，正规化训练开始转向以战斗训练为主。为提高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1955年11月，经毛泽东批准，由叶剑英担任总导演，人民解放军在辽东半岛地区举行陆、海、空三军联合抗登陆战役演习。在此前后，全军各部队都组织了规模不等的各级各类演习。这些演习，促进了正规化训练的开展和深化。五十年代末，由于进行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所谓彭（德怀）黄（克诚）"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部队训练工作受到影响和削弱。六十年代初，根据我国周边形势的变化，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备战整军"号召。响应这一号召，群众性练兵活动蓬勃发展起来，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将其推向了高潮。 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出展开正规训练的指示到1964年的大比武，十多年间，毛泽东等对和平时期如何抓好军队训练进行了认真思考，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军队训练工作理论。 和平建设时期，部队工作千头万绪。在这种情况下，正确认识训练工作的地位，是加强部队建设，做好各项工作的一项重要前提。五十年代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认真分析形势，提出了军队工作要以训练为中心的指导方针。毛泽东等认为，训练工作在军队工作中的中心地位，是由三个方面的情况所决定的。第一，加强训练是军队职能的客观要求。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全国解放后，国家逐步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我军作为一个战斗队，其基本职能决定了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要时刻准备打仗。为保证在未来战争中战胜敌人，军队要经常进行严格的训练，不断提高战斗力。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针对部队参加大炼钢铁，根本不抓训练的错误倾向，明确指出，军队经常要训练，否则就不是军队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大搞空头政治，不组织部队训练。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尖锐批评。他说，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课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毛泽东用极其简明的语言，阐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军队是战斗队，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要经常练。第二，加强训练是和平时期增强部队战斗力的主要途径。战争年代，战场就是学校，打仗是练兵的最有效方法。和平时期，军队不打仗，靠什么来锻炼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呢？朱德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锻炼部队就是靠训练，演习。毛泽东一方面非常注意利用局部战争的机会锻炼部队、培养干部，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指示要组织全军部队轮番参战，抽调干部组织战地实习团；另一方面，经常强调要做好平时的训练工作，明确指示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70年代初，他为纠正林彪不抓部队训练造成的不良后果，指示全军实行长途野营训练，并说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第三，加强训练是把构成军队现代化的各种要素有机联结在一起形成战斗力的重要环节。军队搞现代化，对国家来说是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对部队来说是为了提高作战能力和作战水平。有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建立了现代化的体制编制和正规化的规章制度，这些都只是为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和水平奠定了客观物质基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现代化的体制编制能否顺畅运转，正规化的规章制度能否有效坚持，都必须通过经常而严格的训练来解决。"如果不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那末就是有现代的装备，也不能达到真正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部队工作坚持以训练为中心，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以现代化为中心全面加强军队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和平时期部队工作复杂多端，提出以训练为中心，抓住了主要矛盾，为正确处理部队日常工作各面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如何保证训练工作中心地位的落实，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各级党委、各级首长、各个部门都要抓训练，围绕训练展开工作。抓好训练的关键在领导，只有首长亲自抓，各级党委、各个部门一起抓，才能保证训练工作的落实，也是贯彻以训练为中心的具体体现。1961年2月，叶剑英在广州军区训练工作会议上指出，大家都把训练作为今后的工作中心，这就把平时工作的中心问题抓住了。"中心的转变，首先从党委开始。""各级党委应坚决从思想到工作把中心转到训练方面来。不仅党委要抓住这个中心，第一把手也要抓起来，不应把训练交给二把手、三把手甚至四把手来抓。"1964年5月，贺龙在观看北京部队郭兴福式尖子分队的表演时指出，训练不仅是个技术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因此，不仅军训部门要抓，作战部门、通信部门也要抓；不仅司令部要抓，政治部、后勤部也要抓。只有这样，训练才能搞好，仗才能打好。把抓军事训练明确规定为各级党委、各级首长、各个部门的共同职责，为训练工作中心地位的落实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第二、要以训练成绩作为评估部队战斗力、考核干部能力的基本标准。叶剑英指出："如果说，在过去战争的年代里，我们可以凭仗打得好不好来估计我军的战斗力的话，那末，现在估计我军的战斗力，完全依靠训练。"以训练成绩作为考核部队战斗力、考核干部能力的基本标准，抓住了和平时期部队工作的主要特点和根本内容，是把训练工作落到实处的又一项重要措施。它不仅有利于充分调动全军上下抓军事训练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而且为确定训练工作的中心地位提供了可靠的监督保证。 训练工作的基本内容是，要在贯彻条令条例的基础上，练思想，练作风，练战术，练技术。"大比武"期间，毛泽东特别强调，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部队要学游泳，学会在江海里游。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1966年，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要求军队不仅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还要能从事农副业生产，从事群众工作，使军队成为一个培养人、出人才的大学校。如果仅以部队教育训练而言，这一指示向教育训练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于训练工作所要达到的目标，根据毛泽东"又红又专"的一贯思想，中央军委于六十年代初提出了"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合得成、摆得开、捏得拢"和"红、专、健"两类指标。前者主要是就军事科目而言，后者则包括各个方面。 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是我军训练工作的一贯原则。在六十年代初的群众性练兵活动中，毛泽东、中央军委又特别强调了这一原则。1964年6月，毛泽东在检阅北京、济南部队汇报表演时指示，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想多一点，想尽。军委其他领导人也曾指出，军队训练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因此要根据实战的要求来训练部队。战斗中的情况是复杂的，困难的，瞬息万变的，特别是未来战争，极端困难、复杂，所以我们要在最困难、最复杂条件下训练部队，要根据实战要求练兵，多练几手，练出真功夫、硬本领。只有这样，才能把训练工作搞扎实，部队将来打仗才能过得硬。1963年12月，中央军委明确提出了"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训练原则。这一提法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赏，1964年12月，他在一项指示中强调，训练中就是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贺龙还明确指示："训练不要搞形式主义。" 处在相对和平时期，按照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我军在练兵方法上作了新的尝试，经过探索，进行了一些改革。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向苏军学习，强调严格按照首长教部属、上级教下级的原则，实施按级任教，虽对推动我军训练工作向正规化迈进，提高部队军事训练的质量与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却出现了否定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倾向，把按级任教同官兵互教两种练兵方法对立起来。过去我们实行官兵互教的练兵方法，是在训练工作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实行军事民主的一种体现。从实际效果看，强调正规化同实行官兵互教的训练方法并不矛盾。开展官兵互教，便于集中大家的智慧，有利于推动训练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毛泽东提出了"以我为主"方针后，中央军委对前一阶段实行按级任教练兵方法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提出要恢复和发扬我军传统练兵方法，坚持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能者为师，把正规化所强调的按级任教同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使我军的练兵方法在继承过去优良传统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郭兴福教学法"。 "郭兴福教学法"的特征，叶剑英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活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第二，把练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第四、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谆谆善诱，耐心说服。毛泽东对"郭兴福教学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郭兴福教学法"不仅是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而且主要是发扬。 军队训练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训练效果如何，往往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为确保训练质量，提高训练水平，在抓部队训练过程中必须注意把握各方面的关系，坚持"五个结合"。（一）训与练相结合。一般是练多于训，特别是在我军干部战士的文化科技知识还比较低的条件下，尤其要多练。（二）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相结合。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战术是技术的合理适用。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进而学会运用战术。只有掌握了一定的战术，才能充分发挥技术的效能。因此，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要很好结合起来。（三）军事训练与部队平时及预定战时所担负的任务相结合。除基本教练外，应根据各部队的不同任务，规定不同的训练内容与实施计划，不能千篇一律。（四）军事训练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科学研究是军事训练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和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讲，训练过程也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要通过训练发现问题，促进科学研究，再将科研成果运用到训练等项工作中去。如此不断反复，改进技术，推动工作，发展理论，使学与用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五）院校训练与部队训练相结合。院校和部队既要有分工，又要紧密结合。院校应根据部队的需要来训练干部，使训练出来的干部经过一段实习之后，确能担负起自己的职务。因此，院校要虚心听取部队的意见，不为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部队也要认识到，学员在学校只能学会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技能，要达到熟练掌握和运用，还必须在部队中经过番实践锻炼。因此，部队对毕业学员应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支持。 上述诸方面，比较全面地回答了和平时期部队训练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能反映时代要求并具有我军特色的训练工作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
转自《解放军报》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