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军战略决战的理论原则，是独具特色的军事理论。毛泽东虽然没有撰写过系统论述战略决战理论的著作，但通过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战略决战实践，毛泽东在指导作战中却写下了大量文电，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于战略决战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则，从而形成了特有的战略决战理论。 在国外的军事学术界，原先并没有"战略决战"这个军事术语，通常是用会战一词表述带有决战意义的作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曾经提出过战略决战的问题。他在抗日战争初期撰写《论持久战》时，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并将其作为战略反攻阶段的任务。但是士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力量十分弱小，还不允许我军同敌人进行决定命运的战略决战；抗日战争在相持阶段即因日本迅速投降而结束，决战也未能实施。直至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当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中央军委、毛泽东和部分战略区的负责人才开始具体地考虑战略决战问题，以后又在决战的实践中逐步完善了战略决战的理论。 "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 "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这是毛泽东很早就提出的有关决战的一项基本原则。由于战略决战是决定交战双方命运的严重斗争，把握战略决战时机成为决定战争成败的一项极其重大的问题。在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和转入战略进攻的初期，由于敌军在总体力量上还占有优势，我军主要通过若干次战役、战斗决战逐次歼敌，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一直避免同敌军进行战略性的决战。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和战略态势对我军十分有利，我军在总兵力对比上虽然还略少于敌军，机动兵力却已超过敌军，这就形成了同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在1948年中央召开的九月会议上，确定了要在主要将领中树立起打带决定性的攻坚战，以及一次消灭敌人两三个兵团的大会战的思想。 济南战役发起前，中央军委、毛泽东进行的筹划，正反映出执行有利决战的思想。根据当时的新形势，1948年9月11日，毛泽东在对前线指挥员的指示电中强调指出："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粟裕对此体会说："军委着重提出集中最大兵力阻援打援和真攻济南，给我很大启示，在中国革命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已发展到了最后夺取大城币的新时期。"在这一新时期里，攻占作为敌人统治中心的各大城市，势必要同敌军主力决战。9月7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首长的电报，也提出了出击北宁路的作战方针和今后"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的设想。随后，中央军委根据东北战场日益有利的战局，于攻克锦州后又提出了"逐步削弱沈敌，直至夺取沈阳"的任务，指导东北我军在辽西会战中歼灭了东北国民党军的主力，进而彻底完成了全歼东北之敌和解放全东北的决战任务。辽沈战役的全胜，证明了抓住时机在东北实行决战的正确性。 济南战役结束后，华东战场也出现了同国民党军决战的有利时机，粟裕后来对此总结说："济南战役，敌人南线三个兵团在我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人是在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我打大规模之仗，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巳逐渐成熟。"粟裕、张震于同年11月8日联名向中央军委提出，"以迫使敌人在江北与我决战为有利"的建议。11月9日毛泽东即同意这一建议，做出了"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的决策。在辽沈战役尚未最后结束时，毛泽东又根据华北之敌撤守未定的情况，要东北野战军先调两个纵队南下入关，主力应于12月入关，"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这种抓住有利时机，不待我军总兵力和技术装备对敌占有优势，或不待我军休整完毕就同敌军进行决战的战法，是打破战争常规的一个创举。对于加速战争胜利的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确选定战役突击方向，贯彻分批歼敌的方针 我军实施战略决战的各次战役中，战区内我军的兵力对敌只占有相对优势或未占优势，敌军在作战不利时，尚有撤退或同其他战略集团靠拢的可能。因此，我军在选择突击方向时，要指向能阻绝敌人撤退的要点，能割裂敌重兵集团的地段或敌防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毛泽东在考虑辽沈战役的首要突击方向时，就要求"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以达到封闭敌军在东北加以歼灭的目的。在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毛泽东又从切断敌徐州集团的退路并首先打击敌薄弱部位的考虑出发，要求中原野战军将突击方向指向徐蚌线上的战略枢纽宿县，要求华东野战军将突击方向指向孤立突出的黄伯韬兵团。平津战役开始后，毛泽东又提出："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强调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通过采取这种先切断敌军退路，再予以歼击的办法，当敌军主力集团发现处境危始时，已陷入欲逃无路的地步。 在包围或隔断敌重兵集团后，我军仍要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当时我军在各大战略区内的兵力同敌军相比只占相对优势或不占优势，因而需要首先将敌重兵集团分割成若干股，然后集中兵力逐批予以歼灭，才能最后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如在淮海战役开始时，我军在战区的总兵力还略少于敌，毛泽东和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心首先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随后，当杜聿明、黄维、李延年三个集团可以歼击，但我军兵力又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毛泽东又经和中原野战军首长商讨后统一了认识，确定"解决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六十六个师的关键。"通过集中兵力歼灭黄维集团，同时箝制另外两个集团，终于赢得了主动，保证了歼灭黄维兵团后又能解决兵力最大的杜聿明集团。刘伯承将这种分批歼敌的经验形象地概括为："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 大规模运动战和大规模阵地战相结合 在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决战时，由于受比较困难的物质条件和落后的技术条件限制，我军在攻击敌重兵集团时，仍尽量力求减少攻坚，执行以运动战为主的方针。但是由于敌军的重兵集团大都拥兵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又住往有设防坚固的大城市为依托，因此也要给予阵地战以重要的地位；由过去那种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攻坚为辅的战法，转变为运动战和阵地攻坚并重。在战略决战期间，毛泽东一直强调要发挥我军擅长于运动战的优点，力争在运动中歼灭敌主力兵团。如在辽沈战役初期，毛泽东一再设想以攻击锦州的行动吸引沈阳、长春之敌离开其坚固设防的城市出援，给我军以运动中歼敌的机会。这一设想终于以敌廖耀湘兵团出援辽西得以实现。东北野战军在辽西歼灭了运动中的廖耀湘兵团后，毛泽东对此总结说："在辽西打廖兵团之所以能迅速解决，是因为我各纵大胆插入敌各军之间，而敌又指挥错乱（先向又向东遇挫，又向东北），故能迅速解决。"要求淮海前线我军也应仿效这种战法，力争在敌运动中歼击。"务必不要使敌结集成一个大集团，旷日持久，难于歼灭。" 在战略决战过程中，由于敌军十分害怕在运动中被我军歼灭，很注意依托坚固设防的城市或在野外临时抢修阵地实行固守。对于这种敌军，我军又坚决采取城市攻坚战或村落攻坚战的方式予以歼灭。如在辽沈战役第一阶段，毛泽东要求强攻锦州，并指出："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在淮海战役的三个阶段中，根据敌军重兵集团都在野外构筑工事实行固守的特点，毛泽东又指出："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部队针对转入阵地防御之敌的守备特点，部署实施了大规模的村落攻坚战，以逐点攻击，依靠大量的土工作业迫近敌村落防御据点，以炮火、爆破、突击紧密结合的战法，歼灭了顽抗之敌。在平津战役中，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又进行了我军战史上规模最大的天津城市攻坚战，通过步、坦、工、炮兵有效地协同作战，仅29个小时就全歼守敌13万人。这种以大规模运动战与大规模阵地战紧密结合的战法，也是确保我军在战略决战中能全歼敌重兵集团的重要因素之一。 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 以政治争取瓦解敌军，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军政治工作一项重要原则。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到战略决战阶段，由于敌军面临全面崩溃，军心动摇，这就为瓦解敌军，包括争取敌高级军官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过去长时期里，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我军的敌军工作是以争取敌军中的士兵为重点，这虽然能造成敌军中的部分士兵起义投诚，但是影响面毕竟有限。进入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期间，我军在继续注意争取敌军士兵的同时，更注重了对敌军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的政治争取工作。济南战役期间，我军争取了吴化文率2万余人在战场起义，受到了毛泽东的表彰。辽沈战役期间，毛泽东又很注重争取长春守敌主将曾泽生、郑洞国的起义、投诚问题。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还亲自撰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并大力表扬了长期潜伏在敌军内部的共产党员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率部起义的行动。平津战役开始以前，毛泽东又要求同傅作义联系，"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同时要求东北野战军尽快入关包围华北蒋系军队，"争取使中央军不战役降（此种可能很大）"。在平津战役的过程中，毛泽东还一再强调加紧对傅作义的争取工作，终于促成了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使故都北平的解放免遭战火。在三大战役期间，由于我军大力进行政治争取，还有大批敌军官兵在阵前零星投降，如淮海战役中我军包围杜聿明集团后就争取了1.4万敌军投奔我军阵地；而数量达40万之多的敌军则在其高级军官率领下集体起义或投诚，占三大战役中我军歼敌总数的30％左右。特别是在平津战役中，我军还创造出了毛泽东所总结的和平解决敌军的"北平方式"，为加快战争的进程，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期间我军的敌军工作在事实上改变了以兵运工作为重点，侧重以军官工作为重点，这也是我军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原则在新形势下的一项新发展。 组织规模宏大的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 我军同国民党进行的战略决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规模空前宏大的作战行动，每次战役都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军队和数量更多的民工集中到一个狭小的战场，战略决战期间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的艰巨复杂程度，在我军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军委、毛泽东以"耕战互助"的方针为指导，充分发挥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支前的积极性，并根据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以现代化的，近代化的乃至古老的各种方式并用，开展大规模的支前工作。如淮海战役期间，我军在狭小的战区所集中的兵力超过以往各次战役，又缺乏机动车辆，更不像敌军那样拥有先进的空运手段，后勤保障任务有空前的难度。正如粟裕后来所总结的："参战部队加支前民工等每日需粮数百万公斤。加之气候寒冷，供应线长，运输不便。因此，粮食的供应，就成为淮海战役能否取胜的一个重要关键。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民工一百三十万人三至五个月的口粮，以及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淮海战役期间，华东五省解放区人民省吃俭用，超额完成了征粮任务，同时还动员了成百万的民工，主要靠手推车、扁担这类原始的运输工具从后方前运粮食、弹药，并及时护送了大批伤员，有效地保障了部队作战。在淮战役战后期，我军阵地粮弹充足，而得不到人民支援、单纯依赖空投的国民党军饥寒交迫，这就注定了我军能迅速取得战役的全胜。 在战略决战期间，鉴于我军的大兵团较长时间集中于一地作战，再运用过去那种传统的就地取给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大批部队和随军民工的需要，因而从中央军委到野战军的后勤部门，都开始研究后勤供应方式转变的问题。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后勤部在召开的全区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统一正规的后勤工作"。在三大战役的每次战役前及战役进行期间，中央军委、毛泽东都对后勤保障的准备和实施，以及集中筹办军需等问题做了大量的指示。经过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建立了比较统一完善的各级后勤系统，并实行了比较正规的统一供应。在淮海战役前，华东野战军也明确了"支援为主，筹措为辅"的粮食供应方针。在平津战役中，我军的作战需求也基本依赖于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的后方统一供给。总之，在战略决战期间，我军的供应方式已由就地取给为主，发展到后方供应和就地取给（即靠战场就地缴获的物资和向当地群众少量筹借）相结合的方式，这在我军后勤工作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战略决战的实践证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建立统一的正规的后勤供应体系，筹集作战物资的方式由就地取给为主向以后方供应为主转变，这是保证大规模决战胜利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发展方向。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党领导集体提出的战略决战的理论，是我军战略进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正如毛泽东早就指出的那样："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的、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战略决战的理论，正是我军战争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它对于指导决定战争胜利的作战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
转自《解放军报》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