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末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已经被消灭殆尽,其总兵力下降到200余万人,其中正规军只有227个师约115万人。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陷入总崩溃的状态之中,反动政府也处于四分五裂的境地。这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发展到360万人,其中有野战军188个师共215万人,武器装备也大为增强,特别是拥有远远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保存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争取喘息时间,从1949年1月至4月间又一次大肆鼓吹"和谈"。这时,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向长江以南继续进军,还是就此止步,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全国解放战争最后阶段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决择。 为了粉碎敌人的"和谈"阴谋,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指出:"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同时,毛泽东还宣布:"一儿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同年1月14日,毛泽东又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包括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和召开没有反动分于参加的政协,成立联合政府。这八条的中心点,是要国民党反动政府交出全部政权。 同年3月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又向全党全军发出了"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号召,提出了以"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分别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设想。对于国民党政府提出的谈判要求,毛泽东在党内说明:"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指出:"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有很大利益的。"同时毛泽东又向准备渡江的部队指出:"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谈判开始后,毛泽东向南京政府宣告:"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不论用战斗方式还是用和平方式都要彻底解决残余敌军,这是我军向全国进军,完成战略追击任务以赢得战争最后胜利的基本指导原则。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思想,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胜利地走完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要警惕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要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做好战胜美国武装干涉的各种准备。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就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5月28日,即上海解放当天,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预防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对策的指示》,指出: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做好了充分的应战准备,因而能够顶住国际上一些势力要求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的压力,无所畏惧地向全国进军。面对着中国人民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力量,加上各种国际因素的制约,极端仇视中国革命的美国统治集团一直未敢出兵直接干涉,并于1949年6月最后撤走了驻青岛的美军基地,最后承认了它在中国政策的失败。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进军和作战的要求,在渡长江并向全国进军的前夕,中央军委、毛泽东向人民解放军全军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纪律性和进入更高程度正规化的要求。根据这些要求。1949年2月至4月间,人民解放军全军实行了整编,使部队向正规化迈进了一大步。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作出了向全国进军的部署,确定以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向西北进军;以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协同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占领宁沪杭,待美国武装干涉的可能减少后,以三野向东南沿海进军,以二野向西南进军;以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向中南地区进军。当时中央军委认为,在国民党残余的军队中,"只有一小部分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例如桂系和马家。"因此,除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以解决蒋介石在江南的残余嫡系部队外,特别要求第四野战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并令华北两个兵团加强第一野战军以歼灭马步芳集团,同时要求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并举,争取在1949年内占领湘、鄂、苏、皖、浙、闽、陕、甘的全部或大部。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善。"我第二、第三野战军一举突破长江防线后,经一个多月的战斗和追击,歼灭了长江下游的国民党军43万人,解放了江浙地区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完成了渡江战役。随后三野部队继续向东南地区进军,二野主力则进军西南。与此同时,我军第一野战军在西北地区,第四野战军在中南地区都展开了对国民党残余军队的战略追击。 渡江战役结束、战略追击在全国范围展开后,由于国民党残军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严重的战斗时期已经过去,当时主要考虑的两大问题,一是如何能抓住逃敌,二是如何占领和管理城市。因此,这一时期我军的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走路和接管。走路就是要追上逃敌并加以歼灭,不使其逃到境外或海岛;接管就是要完整接收城市,以利于今后建设。 抓住逃敌并予以全歼,这是完成全国解放战争作战目标和保证新中国建立后边境安宁的重要战略任务。渡江战役结束后,东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逃往台湾和沿海地区;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也撤往湘南和广西老巢,并准备逃往海南岛或越南;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一面认同马步芳集团组织顽抗,一面也准备退往西南。胡宗南集团和西南地区的宋希濂集团还准备在顽抗失败时,以主力退到中缅边界,在境外建立基地对大陆进行长期袭扰。当时,大陆上的国民党军出于保存实力的打算,一般力避同我军决战,交战时通常一经接触见势不妙即收缩逃窜,也就增加了我军打歼灭战的难度。 中央军委、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的这种动向,特别强调要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尤其是要切断中南地区的白崇禧集团和西南地区的胡宗南集团逃向国外的退路,将其全歼在中国大陆。对于西北地区的敌军,因地理条件使其难以大股逃往国外,我军也不利于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因而中央军委要求对其采取穷追不合并辅以小迂回包围的战法,迫其陷入绝境而投降或就歼。对于东南沿海的敌军,中央军委要求将其尽可能歼灭在大陆上,同时准备对近海岛屿实行渡海作战,先扫清解放台湾的屏障,待空军建成及各种条件具备时再渡海攻台。(建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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