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实践和理论上都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部队思想非常混乱。为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对这支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首先是整编组织，根据自愿原则，愿留则留，要走的发给路费，并对不纯分子作了清理，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加特务连，共七个连。另设一个军官队和一个卫生队。经过整编，解决了部队的散乱、臃肿和头重脚轻的问题，使部队纯洁、精干，战斗力大为提高。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决定将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党的小组，营、团建立党委，并在连、营、团设置了党代表、由党代表担任党支部或党委书记，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就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第三，废除军阀作风，在部队中建立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肉刑和烦琐的礼节，开会时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为保证士兵的民主权利，在连以上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的指导下参加部队管理，做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并对军官实行监督。这就使部队确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三湾改编，为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转移。在井冈山时期，为适应"工农武装割据"的需要，搞好官兵关系和部队与民众的关系，他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一根稻草、一个鸡蛋、一针一线都不准拿，使大家懂得红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和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1927年10月，他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同年11月，红军打下茶陵县城，毛泽东在总结攻占茶陵一个多月后的工作经验教训时，为工农革命军提出了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做群众工作。1928年初，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时，又为红军规定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不久，又提出"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项要求，六项注意增加到八项注意。随后，又提出"不搜俘虏腰包"和"进出要做宣传工作"两项注意。八项注意又改为十项注意。后来，又将新增加的四项合并为"不得胡乱同屎"、"不搜敌兵腰包"两项，使十项注意恢复为八项注意。同年2月，部队奇袭宁冈县的新城告捷，俘虏了大量敌军官兵，为正确对待这些俘虏，毛泽东制定了对待俘虏的四项政策。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等率领下，从井冈山根据地出发，到赣南、闽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存在于红四军党内和军内的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由于当时红军处于幼年时期，其主要成分又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还有一部分是由国民党军起义改编的，在战斗中又吸收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俘虏，不少军事干部出身于旧军队，加上部队又一直处于战斗频繁、生活艰苦的环境之中，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跟上，致使旧军队的作风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地反映到红军中来，比较突出的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严重地动摇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有些人对党委、支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制度不习惯，感到受约束，喜欢"长官说了算"。有的人认为，党委领导就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甚至把党的领导说成是"书记独裁"而加以反对。有的人把军队看成只是单纯的打仗，不关心根据地的创建，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喜欢"走州过府"，"流动游击"，打下城市就到那里吃吃喝喝。有的指挥员虐待甚至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的现象也有发生。有的人认为，军事高于一切，甚至还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主张政治机关附属于军事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等等。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严重地腐蚀着党和红军的肌体，妨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 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打算通过这次大会总结红军建军以来的经验，纠正各种错误。但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一）党的领导是否只能管政治工作，不能一切都管。政治和军事是什么关系，政治机关和政工人员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政治工作机关和军事工作机关是什么。（二）红军的任务和白军有什么区别，是否只是单纯打仗，进行流动游击，扩大政治影响，而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则仅是地方的任务。（三）在军队内部是实行民主制度，还是长官说了算，打骂士兵、甚至枪毙逃兵的制度要不要废除等。由于一些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的同志，坚持旧军队的一套经验，而有些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又照搬苏联军队的一套经验，前委领导之间意见也不一致，因而争论的问题未能得到解决，组织上经过民主选举，毛泽东虽仍为前委委员，但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到闽西养病并帮助闽西特委工作。前委书记陈毅去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报告工作，因而使红四军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有所削弱，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也未能解决什么问题。红四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和他所坚持的原则的正确，纷纷要求毛泽东回红四军继续主持工作。 当时，担任党中央军事部长并主持军事委员会工作的周恩来，在听了陈毅的汇报后，联系整个红军建设的经验，针对红四军存在的问题，作了详细的指示，并委托陈毅根据他谈话的内容和中央军事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阐述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的发展方向，应是群众斗争有发展可能的地方，使当地的革命斗争逐步深入。在作战指导上，红军决不应以较小的兵力与较强大的敌人殊死战，而应寻其较小于我的敌人，集中兵力坚决歼灭它。红军的指挥应该集中。要克服单纯的军事观点，要在军队中进行政治教育。 《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在建军问题上的正确主张，指出了红四军存在的各种不正确倾向及其发生的原因和纠正的方法。并指出，前委要维护朱德、毛泽东"在群众中的信仰"，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红四军于1929年12月底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党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经验教训，改选了前委，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决议案确立了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原则，明确指出：要在红军中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各级党的组织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党的集体领导。要有党的观念和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 决议案还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明确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务和基本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从根本上划清了我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是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红军完全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建军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环境和红军以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特定条件下，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几十年来，我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在此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造，但基本的原则还是这个决议的原则。（于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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