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学说，也随之传播到了中国，并很快成为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青年时期，由于受着各种社会思潮特别是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性。1919年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的《创刊宣言》中，"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但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在1920年12月给蔡和森等的一封长信中，系统地批判了那种主张用和平手段和教育方法发展社会的改良主义思想。他赞成蔡和森等提出的中国革命必须要走俄国人的道路、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认为要实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必须采取俄国式的暴力革命方式，指出"教育救国论"等所谓的"温和革命"是"理论上说的通、事实上做不到"的空中楼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无产阶级领导武装斗争的认识逐步提高，例如帮助国民党创力黄埔军校，在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开办农民讲习所，等等。特别是北伐战争和我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使人民战争思想开始萌芽。正如后来毛泽东指出："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在广州先后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为适应学员毕业后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需要，除进行革命基础知识和农民运动的理论教育外，特别注重军事训练，为全国各地培养了近八百名能文能武的农民运动骨干。毛泽东在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向学员指出：搞革命就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 随着后来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北伐军节节胜利，李大钊、毛泽东等相继发表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指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就不会成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参与我党领导工农运动，酝酿了建立工农武装的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广大工农武装，成为创建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曾掀起过农村大革命高潮的湘、鄂、赣、粤等地区，后来成为武装起义保留下来的转移到农村的主要落脚点。许多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与武装斗争的相互配合，为毛泽东后来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特别是，北伐战争表明：革命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和支援；战争的正义性是使战争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和积极参加的政治基础；要广泛地运员、组织和武装群众，把革命军队、工农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直接和间接地配合起来，必须要有党的正确领导。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虽然是在我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中产生的，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经萌芽。它的产生既是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结晶，无疑也吸取了北伐战争的这些基本经验。 "四·一二"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血腥镇压工农运动，使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猛醒。在"八七会议"上，批判了陈独秀"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的错误，并指出"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过去我们责备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这次会议应重视这个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特点缺乏认识，因此在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初期，指导思想上基本上仍然是沿袭十月革命以及北伐战争的经验，走先取城市后占农村的道路。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广东，计划先取潮安、汕头，后取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各路起义军向长沙进发，企图夺取长沙；广州起义后企图固守广州，进而夺取全省政权。这些都表明了这个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毅然放弃进攻长沙的原定计划，率领起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退却，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斗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一支基干力量。继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全国各地武装起义不断爆发，起义保存下来的一部分武装，也都相继退入各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军队，先后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证明，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的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应用马列主义的经验，先后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批判了照搬外国经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思想，创立了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相结合，这个"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基本内容。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首要条件。要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阵地，有效地克服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性、狭隘性和盲动主义倾向，战胜敌人的包围和进攻，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理论和政策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不能充分地发动农民，红军战争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不能巩固和发展。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就没有保障，也不能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阵地，是红军战争的可靠依托，是革命胜利发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依托而将陷于失败，土地革命的成果也无法保持。 1930年初，在赣南、闽西和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并不断发展的新局面下，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对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道路的基本思想。他指出：红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主张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适合的。我们必须要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国家，"工农武装割据"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在井冈山，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中诞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一理论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发展而更加丰富。（于宣） |
转自《解放军报》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