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某些知识精英热衷于揭示和批评毛泽东的帝王意识，而人民群众却决不理会这一套，倒是从一些严肃的传记中，看到一个“把人民尊为上帝”、“称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与民命脉通同，并以“土”自律的毛泽东，从而更加敬爱他……
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他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穿用等情况，像一下子拆去以往阻挡着人民视线的障壁，全部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人们这时才发现，无产阶级领袖同广大人民群众是如此的贴近：一样的简居，一样地朴食，一样的粗衣，一样的俭用，总之一样的土里土气。由此，人们进一步懂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纯真的社会主义者的追求、品格和人生价值取向。
以下的几则故事，均是记述人们对毛泽东的真实的回忆（我取材于汪东兴等人的作品中）。
１、衣着上的“土”
故事之一：求“舒”务“适”喜旧鞋：
毛泽东不喜欢穿新鞋，有了新鞋，总是让别人先穿。别人穿旧了，他就要回来自己穿。
战争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将鞋让给没有鞋的战士穿,这是“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的表率和榜样。但是，不穿新鞋，让战士穿新，而自己穿旧，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个人的习性。有人喜欢穿新，衣帽鞋子鲜亮是一种美。毛泽东不喜欢。他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实用的习惯，对于衣着也以穿起来舒服为第一标准。他有他的理论：“你们年青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的穿旧的舒服。”毛泽东将新鞋交给战士，将旧鞋要回来穿在自己脚上，并且说：“我们各取所好。”
故事之二：穿补丁衣讲究“整齐化一”，并要求“家丑不外扬”：
历史为毛泽东留下很多很多带有一身补丁的形象。其实，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的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有时找不到布头还拿用过的医药纱布做补丁。不同时期他说过这样一些不同的话：“没关系，穿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间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毛泽东对外衣的补丁还是“讲究”的。补丁尽量选用同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的布，补丁的形状也要尽量整齐规矩。他这样提要求：“找块好布，帮我配合适了。外衣要给外人看，太刺眼了对人不礼貌。”进城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要见张澜前，吩咐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卫士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象样的新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所以一个卫士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可他身边的人心里总有些难过。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为他做了一身新制服。
也许因为毛泽东生性“恋旧”？他从没扔过一件旧衣服。旧得没法补了，旧衣就变成补丁布。那是在陕北杨家沟，卫士拎着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拿给毛泽东：“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作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呢。”毛泽东接过衣服。没有他批准，任何衣服不准扔。他将衣服小心翼翼地放在大腿上，象抚摸伤病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捋平上面的皱纹。“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毛泽东眼圈忽然湿了，茫然望着那件旧衣沉入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旧衣的几件“功劳”，叹口长气：“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他讲这些话时的语调，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是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
随着年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旧衣服显小不能穿了。他便送给儿子毛岸英穿。江青也是照此办理。到60年代，江青开始注意穿戴，毛泽东却仍然不变。外面的制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织补，内衣内裤依旧是补丁摞补丁。他接待外宾时，我总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发上要收回腿，一伸腿就‘露馅’了。”因为他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着补丁，往外一伸腿，裤角抽上来，袜子上的补丁就会赫然露出。久而久之，我将提醒的话精练为一句：“小心，‘家丑不可外扬’。”卫士们都负有提醒‘家丑不可外扬’的责任。
故事之三：对“脚会有意见”的考虑
毛泽东精于算大帐。政治上、军事上算大帐，生活上也算大帐。
转战陕北，一个卫士新到他身边，发现他只有一条毛巾。洗脸擦脚都有那条毛巾。而且那毛巾也没有什么“毛”了，象个麻布巾。卫士说：“主席，再领条新毛巾吧？这条旧的擦脚用。擦脚擦脸应该分开嘛。”毛泽东想了想，说：“分开就不平等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多了。我看不要分了，分开脚会有意见。”卫士扑哧一声笑，说：“那就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毛泽东摇头：“帐还不能这么算。我领一条新毛巾好象不值多少钱，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条毛巾，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
２、其它日常生活用品中的“土”
故事之一：“太贵重，我用不动。”
毛泽东对日常生活的其它用品有自己的讲究。对被褥──什么鸭绒驼绒的他都不喜欢，更讨厌的确良布。他喜欢棉布棉花。色调越淡越好。被褥是里外白布，用块白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进城就是这些东西。逝世前仍然用着这些东西。每当过去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们去参观毛泽东故居，常常触景生情，泪溢眼堤，不能自己。毛泽东还有块旧军毯，很珍贵，外出也要带着。他习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个枕头，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我说过，他有躺床上批阅文件的习惯。宋庆龄知道毛泽东这个习惯后，便送给他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毛泽东对宋庆龄是特殊尊敬的。他收下这个枕头，在床上摆了一段时间，毕竟享受不了，收到仓库里。仍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了自己那个白布荞麦皮枕头。他说：“我习惯了，不想变了。”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从没用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的护肤品，甚至也没有用过牙膏。他只是用牙粉。他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习惯了。”他的牙刷什么时候变成“不毛之地”，什么时候才肯换新。他一直使用毛竹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说“太贵重，我用不动。”
故事之二：对床的“讲究”
毛泽东认为，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所以床要搞舒服。而他的舒服仍内含一个“土”字：
首先要“硬”，要“凉快”。陕北都是火炕，他睡不惯，他怕热不怕冷，走到哪儿都是睡门板。记得有次走到河底村，房东的门板卸不下来，他不得不睡一次火炕。房东家的孩子在县里当干部，回到家里听说，埋怨母亲一番，当即锯了门轴。毛泽东晚上回来听说了，连呼“乱弹琴！”他急忙检查那两扇门，确信没有影响，才放下心。夜里卸下门板作床，他比头一天少吃一次安眠药便睡着了。进城后，他一直睡木床，巡视全国走到哪里都是睡硬木床，从来不睡那种柔软富于弹性的沙发床、席梦思。夏日天热，他的硬木床上就尽量少铺东西。出汗多，他就在枕头上垫几张旧报纸，报纸常被汗水弄湿弄破。年年如此，算是一种“讲究”和“浪费”吧。
其次，他还要求床足够大。陕北的炕足够大，门板放在炕上，这个“床”便很可观了。进城后，他的木床有五尺宽，你们参观中南海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大？为了看书方便。他有躺下看书的习惯，床的一半是留给书的。现在毛主席故居的床上摆的书还不算多。毛泽东在世时，床上的书比现在的多，堆得高出一尺。他不看书是睡不了觉的。不看报刊是起不了床的。
３、饮食习惯中的“土”
毛泽东身边的人大都认为, 他的饮食习惯更能反映其“土”。
首先是喜“粗、杂”。毛泽东一辈子都喜欢吃粗粮、杂粮和青菜。粗粮是吃红糙米、麦片等。杂粮是指在主粮中掺小米，加黑豆和芋头等。蔬菜更杂，有时就要一盘野菜──马齿苋，以及一碟辣椒。他甚至不止一次地戏言，吃竦椒的人革命性强。实际上，这戏言中也有真理的“颗粒”：辣椒刺激性强，又系乡土农家常物，穷人用来御寒，开胃纳食的，富贵人对此自然不屑一顾。因此，辣椒的革命性就在比喻性戏言中成立了。毛泽东常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动物就有这个区别。”
其次是无规无矩，不屑于珍物美味。根据卫士们说，毛泽东吃饭也同他作诗一样，十分浪漫。不分钟点，不讲规矩，不论次数。一生都是如此。毛泽东正经吃饭，通常有所谓的四菜一汤，四菜中每次都少不了一碟干辣子，一碟霉豆腐；而汤，有时则是涮盘子水。其实，就是吃这种“正经饭”的时候也不多。毛泽东像周恩来一样，是个工作狂，吃饭似乎成了“生活负担”──能免则免。他吃饭以饿为标准。一天吃两次的时候多。也有只进一餐的时候。如工作的连续性强，几天几夜中伏案工作，也只能在工作间隙，让卫士在电炉上随便做一点麦片粥；或煮一些挂面，或烤几只芋头……据毛泽东身边另一位工作人员讲：毛泽东的垂暮之年生活略有改善，但仍是每餐必有红辣椒，霉豆腐。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年月里，仍不改初衷，不变故习，对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和高级补品不感兴趣。对常人认为好、美、贵的食品和补品不以为然。当身边一些人劝他食用一些高级补品时，他却给这些好心人讲出一番道理来。他说：有些所谓高级的东西，我可不认为有什么特殊作用，不过是物以稀为贵。而有些稀罕东西之所以名贵，是有些人攀缘名贵造成的，因为什么名人大官用过此物，便使此物也名贵起来，好象自己若能食用，也会因此沾光有名起来；于是越抬越高，最后变得神乎其神……最能说明毛泽东为什么坚持简朴生活的心迹本意是他这样说：本人生来不高贵，故高贵之物，不敢问津。
那么，毛泽东生活中的最好“补品”是什么呢？
还是让他身边卫士李银桥的回忆来回答：
毛泽东一生没有吃过任何补品，如果一定说吃过，那就是红烧肉。打沙家店战役，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上床，不合眼。歼灭钟松的36师，俘敌6千余人。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对一个卫士说：“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来好不好？要肥点的。”卫士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毛泽东疲倦地摇摇头：“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子太多，你给我吃点肥肉对我脑子有好处。”卫士搞来一碗红烧肉。毛泽东先用鼻子深深地吸吮香气，两眼一眯，轻轻吸口气：“啊，真香哪。”他抓起筷子，三下五除二，转眼就吃了个碗底朝天。他放下碗，发现卫士们目瞪口呆立在旁边。忽然变得象个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有点馋了……打胜仗了，我的要求不过分吧？”在场的人眼圈一下子红了。俘敌6千余人，他只要求一碗红烧肉！一个卫士用力摇头：“不高，主席要求的太少了，太低了。”“不低了。战士们冲锋陷阵也没吃上红烧肉，只能杀马吃马肉呢。”——毛泽东说。
从那天起，卫士们知道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吃红烧肉是为了补脑子。每逢大战或者他连续写作几昼夜，人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替他搞一碗红烧肉来。
根据其他卫士的回忆，一直到建国之后，毛泽东仍保持这个习惯。什么好东西他都不追求，需要时，只求一碗红烧肉，用红烧肉补脑子。然而，红烧肉补脑子───在毛泽东看来，还得讲条件，比如战争中的某些困难时期，战士们断了粮，他即反对吃红烧肉。他说：脑子是要补，可是也要讲条件。条件不同补的方法也不同。这时，毛泽东就用勤梳头来“补脑子”。60年代初，国家经济处于最困难时期，为了同人民共度难关，毛泽东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是7个月没吃一口肉。对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卫士们的解释是：一是习惯，二是艰苦奋斗，三是与民同心。因为猪肉是“大路货”，人民群众享用得起。
毛泽东的这种习惯显然不十分符合现代卫生科学。所以，建国后，常有人劝他改变，但他执意“拒谏”，饮食依旧从故。也有人反对他吃红烧肉，但反对也无济于事。毛泽东的“拒谏”之理，是很能说明他的尊民爱民，与民同根连心，视己为民的价值取向的。
──他对要他改变生活习惯、注意营养的保健医生说：“全国农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来跟我提你那些建议了。”“……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我习惯了，你不要勉强我改变，不要勉强么！”
──当江青反对他不注意营养，特别反感他爱吃红烧肉，而批评他是“土包子”时，他说：不错，说对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这与其说是毛泽东愠怒而断然的反驳，倒不如说毛泽东傲然自信地申述。他爱民，向民看齐，并视己为民，以民为荣。
毛泽东的生活的故事，我们只能引述其中一小部分。如文章开头所说 ：在这些真实故事中，人民群众看到了毛泽东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伟大品格，也看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理解时代主体精神及其趋向的革命家──根在民众，以己为民众一员而自豪的本质。应当进一步说明，毛泽东以“土”自律，始终让自己扎根在民众之中，与民同根共脉的民本意识，是同中国历史儒家的“重民为了驭民”的统治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里没有“谋术”，没有欲取先予的技巧，没有前诚后伪的变节。他压根儿把自己扣在人民中，坦露赤诚，忠心不二。他所说的：贵重的东西，用不动；本人生来不高贵，以及自豪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就是土包子……等，都表明了这一点。如此这般，这些年来，某些知识精英批评毛泽东有帝王意识，而人民群众则全然相反，是必然的。其实，倒是有十分的必要，去揭示某些精英的的心理的。过去毛泽东曾号召人们和知识精英自身去做这一工作，可惜，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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