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的漂亮女人是两人争吵的导火线
想起往事，贺子珍一直觉得非常后悔
毛泽东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之间的感情纠葛是毛一生中少有人提到的，但同时也是不少人好奇的，究竟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最后分手，在这里，我们发表这篇专门文章，相信读者会从中找到答案。
杂在那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却产生了不和谐的音调
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命东北军进攻瓦窑堡，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和军委决定主动退出瓦窑堡以争取东北军。贺子珍随中央机关迁往保安。保安的住房十分简陋，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一座破旧的小窑洞里，警卫员盘了一个土炕，用三块砖支起水壶，就是一个简单的灶。几天后，贺子珍在这儿生下一个女孩，后取名“李敏”。四个月后，她把孩子托付给机关合作社的人照看，就进了延安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班，过起了紧张而军事化的学生生活。
和她相比，毛泽东博学多才，她常常因不能与毛泽东好好地交流而深感内疚，因此，她决心系统地学一点东西，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水平。进入抗大以后，贺子珍的身体依旧很糟糕，嵌入体内的弹片时时折磨着她，有一次她竟然晕倒在厕所里。经医生检查，她患了严重的贫血症，不得不退学回家休息。
当时，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延安，毛泽东很喜欢和他们交流。这个时候常常使贺子珍备感孤独，她插不上话，也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思想。她忽然发现毛泽东的天地广阔得很，自己和毛泽东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她不能理解毛泽东，更不能容忍自己，她认为自己思想浅薄、知识缺乏，她渴望学习、工作，可是不争气的身体又使她失望......这使她落进了痛苦的深渊，于是，她对毛泽东也发生了误解。
一次最激烈的争吵起因为跳舞
史沫特莱是引火人，女翻译也是导火线
关于他们夫妻两人一次最激烈的争吵的原因，《史沫特莱传》曾转引了斯诺著《毛泽东的离婚》日文版。关于发生在贺子珍和毛泽东之间这次重大争吵的起因与过程，是史沫特莱亲自告诉斯诺的。一九三七年二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鼓励史沫特莱设法引进一种新的娱乐：西方式的交际舞。史沫特莱明白这些长征的幸存者需要学会松驰和娱乐。她还想到跳舞有助于打破受领导干部的妻子们影响而形成的僵化的社会礼仪。不知她从哪里找到一个旧留声机和一些西方的唱片。
到了三月份，她和吴莉莉（音译，女翻译）晚上就在那座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到这里参加舞会的红军丈夫一般不带妻子前来，有少数刚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来延安为统一战线和革命效力的青年男女也来参加。舞会在延安的窑洞里引起了爆炸性的不满。史沫特莱和她漂亮的伙伴、翻译吴莉莉越来越受到延安女同志们的尖锐批评。
一九三七年六月，局面以一种最意外的形式发展到极点。
斯诺在史去世后，用日文在《毛泽东的离婚》一书中复述了这一故事：毛的妻子贺子珍最不喜欢史沫特莱。反过来，史沫特莱坦率地表示，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她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对贺子珍的冷淡就表明了她的看法。结果，俩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麽争吵，但相互敌视是很深的。
史沫特莱把西方舞引入延安，使一些人忍无可忍，她激起了妻子们的公开反对。.......
在一封信里，史沫特莱有趣地写道：“毛说因为妇女不会跳舞，她们全都反对跳舞。”还写道：“我还没有用跳舞腐蚀毛，不过很快就能成功。他想学跳舞、唱歌以备有机会出国，因而他必须学会最新的狐步舞。”吴莉莉是晚间“举行”交际舞的明星。她也是延安“现代剧”剧团的主要演员。她的特长是扮演西方戏剧中的女主角，与延安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吴好象神话故事中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对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延安男人来说，吴不只是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她可同中国历史上最有姿色的女人杨贵妃媲美。
红军正在享受几个月战争间歇的和平，春意融融。嫩禾染绿了红色的土地，海棠花竞相开放。终于摆脱了连年战争的毛泽东，开始阅读大量书籍，撰写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论文。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还写了大量的诗以指导吴丽丽。
太阳一落山，毛再开始工作，常常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他们边喝米酒或茶边聊天。他对外国表现了极大兴趣。毛和史同年，他详细询问了她的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人的诗，他问史沫特莱是否体验过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类诗人赞美的浪漫爱情。史沫特莱谈到了她和自己丈夫查托的婚姻，他们作为情人和同志如何共同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她说查托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真正爱情。
接着，毛想确切地知道，“爱情”对她意味着什麽，她和查托在日常生活中怎样表达爱情，如果他们的婚姻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为什麽俩人争吵以致最终分手？史沫特莱后来对我（指斯诺）说：“他（毛泽东）孩子般的好奇使我惊讶。”还有，“他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麽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
毛泽东心里向往的是吴莉莉
他们两人在心灵深处彼此知道
吴莉莉好象在他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的、细致的感情及青春的热望。她（吴莉莉）总是在毛和史谈话中充当中间人，而我们可以假定毛向史提出某些问题是直接对着吴丽丽的，吴丽丽是那麽生气勃勃、敏感、优雅，每当史与毛谈论罗漫蒂克的爱情时，她感到对话全部是说给吴莉莉听的。讨论过程中毛做诗，莉莉当然比史更能欣赏毛的诗。莉莉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解放后新社会中男女平等条件下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进入了毛泽东以旧诗词形式写的诗篇。
有一个晚上，史已经睡下，窑洞外面有布鞋走路的声音。她听到毛泽东轻柔的南方口音。他是去隔壁的莉莉的窑洞，洞里的灯还亮着。史沫特莱听到敲门声，门打开又关上。她刚想重新入睡，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冲上来。接着吴的窑洞门被撞开，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划破了寂静：“混蛋！你想欺骗我，溜到这个资产阶级舞女家里来。”
史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窑洞。毛的妻子正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打毛。他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他的妻子。他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毛的妻子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
毛最后站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我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麽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只是聊聊天。你做为一个党员，正在毁掉自己，你干的事情你应该觉得可耻。趁别的党员还不知道，赶快回去吧。”毛的妻子突然转向吴莉莉。
吴背靠着墙，像一只吓坏的小猫。贺骂道：“舞厅的臭婊子！你大概和什麽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接着她走近吴莉莉，挥起手中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揪她的头发。血从莉莉的头上流下来。吴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背后。
毛的妻子又转向史：“帝国主义分子！”她叫道：“都是你闹出来的，回你自己的窑洞去。”接着她用手电筒打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负的，一把将贺推倒在地。毛的妻子躺在地上尖声喊道：“你算什麽丈夫？还算是男人吗？你是共产党吗？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挨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打，你一声也不吭。”毛责备妻子道：“她没有惹你，是你打她的。她有自卫的权利，是你羞辱了我们，你的行为简直就像美国电影里的阔太太。”毛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他的妻子送她回家。贺不甘罢休，不肯起来，毛不得不叫来另外两、三个警卫员，最终使歇斯底里的贺离开了。
他们下山时，毛默默无语地跟在后面，许多人从自己的窑洞里向外惊奇地望着他们走下山去......
贺子珍那时常常大吵大闹
毛泽东后来就搬到另外一窑洞居住
据几个目睹这个事件全过程的老同志回忆，史沫特莱来延安同毛泽东见面，相互拥抱献花，这在西方很平常，但贺子珍难于接受。她把送花、拥抱当成“爱的表示”，把送苹果之类的举动看成是“感情的表示，”，因此对毛泽东产生了很深的误解。
其实，观念的差异不只是贺子珍一个人的危机，当时，经过长征幸存下来的少数妇女干部在相对和平的延安，都有这种危机。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贺子珍告诉杨尚昆的夫人水静同志，她当年为什麽离开毛泽东。她说：“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特别大。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岗山、瑞金的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了，于是就经常和他吵。”
“起初他不理我，后来干脆就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去住。”
“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他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确实，贺子珍敏感、好强、患得患失。她希望毛泽东同普通人的丈夫一样陪她生活，甚至陪她吵架，她恨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想要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她想动手术把身体内的弹片取出来。
可是，延安动不了这种手术。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转赴上海去做手术。就在这时，她突然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这更坚定她要走的决心。她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毛泽东知道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她，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接着，他又动情地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麽多的苦了。”
但是，贺子珍去意已决，将李敏托付给奶妈，收拾起简单的行装，于一九三七年底匆匆离开延安，打算去上海治病。
贺子珍拒绝了毛泽东的再三挽留
坚决要一个人出走
贺子珍到达西安时，上海已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去不成了，怎麽办呢？她又不愿回去。当时，贺子珍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毛泽东托人捎来口信，请贺子珍回延安去。但是，贺子珍没有回去。她在西安住了几个月。这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得到启发，上海去不成，可以到苏联去。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获得学习的机会。
于是，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以后又到了新疆，住在迪化（现乌鲁木齐）中共新疆办事处。
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贺子珍没有接受这个召唤。
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好机会。其他在新疆等候出国的同志都回延安了，可是贺子珍没有回去。她最终把返回延安的机会错过了。
她在新疆呆了几个月，终于去了苏联。
回首往事，贺子珍充满悔恨
承认事情不是自己想象得那么简单
至今，人们谈到这段往事，都为贺子珍感到惋惜。贺子珍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充满了悔恨，眼神变得呆滞，她说：“我不怨毛泽东，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麽简单。”
一九四零年，贺子珍的好朋友曾志来到延安学习。她去拜见毛泽东。畅谈一番后，毛泽东留她吃晚饭。面对故友，毛泽东忍不住吐出心里话。
曾志回忆说－－
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起了她。
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
“那为什麽要离开呢？”
“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决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
“这封决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沉默片刻，毛泽东又说：“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
“我最怀念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生的毛毛，部队出发时，孩子站在路边送行，那时毛毛才四岁，没想到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
毛泽东谈起贺子珍，谈到毛毛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伤感，这伤感，过去我从未在毛泽东身上发现过，看到的都是欢天喜地的大丈夫气概。
他还告诉我，他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麽理他，不去照顾她，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
毛泽东说：“我当时就那麽想读书吧！坚持真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想去多读书！”
我相信毛泽东讲的都是心里话。在毛与贺的分离上，人们总是指责毛，连我也认为毛泽东未免太负心。今天听了他的一席肺腑之言，我这才感觉到他有着难言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