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1922年生，广西合浦县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
边纵队第七支队政委、中共钦县县委书记、中共广西省委党校党
委副书记、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中央农村政策研
究室联络室主任。现为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
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等。
对卢文的这次采访可以说是高效率。电话一联系，他就爽快
地定了时间。骑了几分钟的单车，谈了不到一小时，我们出来一
看表，哟，还早呢！
访问人：50年代，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同当时的中央
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邓子恢发生过一些争论，请您谈谈这件事的大
致经过。
卢文：那时我大部分时间不在北京，没有直接的经历。近十
多年来由于从事农村问题和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研究，看了不少材
料。可以根据所知的情况谈谈。
邓子恢到农村部工作是1953年。他和毛泽东之间关于合作化
问题的争论实际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5年春天在浙江收缩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3月下
旬，邓子恢和当时的浙江省委负责人开会讨论，写成了《对浙江
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发往浙江
省。这个电报稿据说是经毛泽东审阅过的。发到浙江后，浙江开
了四级干部会议作了部署。一个月后浙江的农业合作社就由5500
0个压缩到40000个（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说浙江砍了20万个合
作社是不符合事实的）。毛泽东了解到浙江的这个情况后很有意
见，批评邓子恢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
否则又要作检讨”，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1955年6月下旬以后，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了一个计
划，准备在全国65万个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万个。中央
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毛泽东巡视长江以南回来后，提出翻一番，
发展到130万个。这样就发生了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与小发展之争
。邓子恢坚持原来的计划。他提出的理由有三个，一是整个合作
化运动应该与工业化进度相适应，不能过快；二是现有的合作社
存在问题多，要打好基础，巩固的任务很重；二是各地区的发展
不平衡，干部的领导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有待逐步提高。这样一来
就和毛泽东的意见不合。这一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
、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时，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像一个小脚女
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是一种右倾错误的指导方针，批
评邓子恢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
中农的立场出发。到了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七届六中
全会上，进一步对邓子恢点名严厉批评，并定为“右倾机会主义
”。对“小脚女人”的批判随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
书的出版而进一步深入、扩及全国。这是第二次争论。
第三次争论是在1962年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上。这时
，全国还处在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时期，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的制度经过调整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为了调
动农民的积极性，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邓子恢主张贯彻稳定小
队所有制、尊重生产队自主权、保留自留地、建立严格的生产责
任制的方针。形式是责任组向生产队包工，零碎活包到个人，对
田间管理和集体不便进行的技术活可以包到户，联系产量，超产
奖励。这与今天我们说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还是不同的，它仍
是建立在坚持集体统一领导、统一分配、统一核算的前提下的。
但邓子恢的这个主张又遭到毛泽东的批评，认为是“刮单干风”
．说农村工作部“十年来没有办一件好事”，宣布撤销农村工作
部。邓子恢也离开了那里，这是第三次。
访问人：在农业合作化进度问题上，其实邓子恢是按照中央
决议精神贯彻执行的。
卢文：这在中央批复的1980年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
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就说到了，对邓子恢的工作也作了
客观评价。认为压缩浙江的一部分合作社“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一度紧张的中贫农关系得到了解决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了，干部政策水平提高了。实践证明，
这个处理是符合群众要求的。有的地方由于酝酿不够，行动过猛
和工作粗糙，对不该收缩的也收缩了一些，这是在具体执行中的
缺点错误。”“把浙江省坚决收缩说成是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
工作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不符合事实的。”关于1955年大
发展问题的争论，“实际上，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对
他的这种批判，曾导致以后合作化运动高级社化和人民公社化等
急躁冒进的错误。”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实际上
邓子恢同志并不是提倡包产到户和鼓吹单干，而是想找到一种将
集体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形式。其实，回
顾当时实际情况，在一些经济极端困难的地区，允许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也是必要的，也不算什么错误。”
访问人：在争论以前，农业合作化是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
的。毛泽东自己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对合作化的进度和完
成时间也有估计，认为需要10年到1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么
，为什么毛泽东到后来有突然的改变？我们注意到了1955年春夏
之交毛泽东巡视江南的事。这次巡视是不是毛泽东改变决策的转
折点？
卢文：毛泽东巡视江南的确影响了他对中国农村形势的估计
，对推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有一定作用。但我认为事情并不那
么简单，毛泽东为什么前后有如此的变化，基本的也是根本的还
在于他思想深处的东西。他有很多好的思想，比如说主张土改后
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要调动农民的两个积极性；要坚
持自愿入社原则；通过示范、帮助、教育的办法使农民逐步地从
互助组进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用15年或更长的时间实现全国
农业合作化；以生产作为检查合作化的标准等等，都是正确的。
但他自己又违背了这些。当邓子恢按照这个原则按部就班地安排
工作时，他提出了批评。为什么呢？里边是有深层原因的。
我认为，第一，他对中国农民当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估计过高，对改造小农及小农经济的艰巨性估计不足。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估计？与他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和发动农民参加革命
战争的经验有关。他把这两件事情跟改造小农及小农经济同样看
待。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农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战
争和进行土地改革。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土地改革后农民大
批参军，争取解放，三大战役一下子就扭转了局势，党在人民中
间树立了很高的威信。这使他感觉建国后农民也会很快地跟着党
的号召走社会主义的路。他有句话，叫做中国的农民要比西方无
产阶级的思想觉悟还高。没有估计到改造小农和土改与革命战争
的根本不同；也没有估计到改变小农经济贫穷落后的状态需要进
行长期艰苦的建设与多方面的工作。在夸大农民这一面的同时，
他又夸大了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对富农、富裕中农的发
展会造成农村的两极分化很担心，害怕商品经济，害怕出现贫富
差距。急于要用合作化的办法来防止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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