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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9月) 1943年 1月 1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的团拜会，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自华中归来。 △ 致电周恩来、林彪，告知与郑延卓谈话的情况：谈到边区，我说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谈到军队，我说应编4军 12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也说到了。 5日 复电陈毅、饶漱石：“同意你们分散计划。惟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恐抗战胜利时被国民党消灭，收不回来。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于存在，即是胜利。我们正与国民党谈判，将新四军编为八路1个军，取得合法地位，并答应国民党于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以期继续合作，共同建国。” 6日 与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并转抗大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指出：同意北方局决定及际春12月21日电意见，抗大总校应即结束。 10日 发出《对华中反“扫荡”的指示》，指出：根据中日战争形势，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根据地一切工作应避免张扬，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尽量保存我之力量，以渡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 16日 与朱德、王稼祥复电李先念和新四军第5师副政治委员任质斌：“敌对大别山发动'扫荡'是暂时的，现已向后撤退，我们不可乘机取利，只应收回被侵占地方，协助友军击敌，以利两党谈判。” 18日 与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滕代远，朱瑞、陈光、罗荣桓，转去原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的一份反映与八路军冲突的电报，要他们一定制止八路军与原东北军的冲突。 2月 21日 为庆祝苏联红军成立25周年与红军反攻的伟大胜利，给斯大林、联共中央和红军将士们发出贺电。 3月 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决定指出：“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23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释放韩德勤问题。会议决定，如韩同意向西去，则发还一部分人枪就地解决问题；如韩不同意西去，则暂留一时期，待国民党表示态度后解决。 27日 就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蒋鼎文命令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率部向八路军进攻一事，与朱德复电彭德怀：“蒋、庞挑衅以事先设法消弭，不致引起冲突为上策，因坏人故意寻衅，此时引起较大冲突，对我极为不利。仅在万不得已时，才可在严格自卫原则下，给向我进攻之部队以部分打击。” 30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谈到关于制止磨擦问题时，指出：“无论华北、华中、边区，中央都曾几次下令禁止磨擦，我军亦无任何侵犯友区行动。但彼方进攻之事则屡起”，请交涉制止。 本月 以中央军委名义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兼第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黎玉为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山东军区参谋长，萧华为政治部主任。 4月 1日 就建立交通线问题，与刘少奇、任弼时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分局必须不惜人力财力，选派强的、有组织能力的、有交通经验的可靠干部，立即建立交通线，以保证来延干部的安全。 3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有种种迹象使我们怀疑国民党欲改变十中全会政策，寻找借口停止谈判，并向我们作进攻行动。 27日 与朱德复电周恩来、林彪，答复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次长刘斐(刘为章)所提出的几个问题：“现闻陇南事变扩大，叛民武装达二万人，伊盟七旗拥护沙王反对陈长捷、何文鼎杀人夺地、夺牛夺马等虐政”。“太行山战事，我一二九师亦是被'扫荡'者，蒋、庞事前一意对我，现被敌攻，我军决不记前仇乘机图利。至所谓横山事件，乃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所谓反共同盟军二百余：人装作土匪分股侵入边区，我军只在境内剿匪，绝无一兵一卒跨越边境，刘为章所说完全违反事实。” 5月 1日 与刘少奇、任弼时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做出关于何时打败日本问题的宣传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及分局须作长期坚持抗战的打算，准备再作两年至三年的极端艰苦斗争，并须准备意外的变化。 2日 为新建的刘志丹陵园内的红星纪念碑正面题写“革命纪念碑”。 5日 会见即将归国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华大夫。 6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从今年5月到明年5月内，留守兵团应着重注意进行军事教育，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拟定具体教育计划。 18日 就在陵川、林县一带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冲突一事，致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正在寻衅发动反我斗争，因此我军配合作战部队必须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任何冲突，避免给国民党任何借口，该地敌、我、友三方情况如何望即报。 19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太南作战，日军先攻孙殿英、庞炳勋，后攻我第129师，孙、庞大败，第129师奋战半月，已获胜利。我已电告彭德怀，“该地配合作战之我军部队即速北撤(该地似已无国军)，不给国民党任何借口。” 6月 1日 复电彭德怀，同意他5月25日来电中提出的对太南庞炳勋残部、孙殿英残部的处置办法。在分析了国民党当局目前的一些状况及对我党的态度后指出：“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的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 19日 与朱德电示刘伯承、邓小平；我军应绝对避免同国民党军发生任何冲突，避免给国民党以任何反我之借口。 20日 设宴欢迎途经延安奉命到重庆开会的国民党军将领邓宝珊。 29日 28日收到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来电，报告国民党军李仙洲部1万余人袭占八路军巨野根据地，经多次交涉李仙洲部均置之不理，故拟消灭李部围攻八路军之1个团，然后退还部分人枪，求得和平妥协。本日，与朱德复电彭德怀表示同意。 7月 1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干部晚会并作报告。指出，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和友军抵抗日军的战略进攻，如何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制定各种政策等等。最近又进行了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号召全党把这些工作继续不懈地进行下去，以“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迎接光明”。 2日 电示彭德怀、陈毅等：近期形势极度紧张，国民党军似准备在我党中央讨论如何改进国共关系时发动闪击战式的军事行动，逼迫我党接受其交出军队、取消边区的条件。 3日 致电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指出：胡宗南部第53师到洛川接替马禄防务后，已有一部侵入边区地境，修筑工事，似有逐步侵占企图。兹将富县、甘泉、陇东、关中三方面情形电达，请就近向胡提出交涉，退出侵占地区。数月以来，迭据西安情报，蒋严令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6月18日胡曾到洛川召集军官会议，部署军队，此事请在西安加以探询，并向胡商谈军事冲突对抗战团结的利害。 4日 急电董必武：蒋介石调集20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请发动国统区广大群众及各界人士起来呼吁制止内战。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愈快愈好。 △ 致电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近日边区周围国方部队纷纷调动增加，准备进攻，有数日内爆发战争可能，内战危机，空前严重。请向胡交涉，一切问题均可于你们回延时讨论解决。” 7日 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此次蒋介石、胡宗南调集河防兵力积极准备进攻边区，国民党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制造反共舆论的举动，是他们企图利用德苏及日苏的紧张关系，估计日本会进攻苏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军事压迫、政治阴谋，企图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的反动行为。 8日 就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指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9日 电示董必武：速将“七七”宣言，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的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秘密印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 △ 起草朱德再致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等电，抗议国民党军队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戒阵地，要求制止进攻。 △ 复电周恩来、林彪；“请与胡谈后速来延，胡提意见勿与争辩，只说回延会商，一切可以和平解决。判断彼方计划是陈兵边境，迫我城下之盟，否则进击。我已进行全边区党政军队总动员，准备自卫。” △ 就准备对付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军事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蒋介石、胡宗南尽撤河防兵力开到洛川、黄陵、邻州线，密令积极准备待命进攻。我已调晋西北4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6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国共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从五台、太行抽调10个大团(约2万人)西开应变。请你在日内加以考虑，提出意见电告。 10日 致电周恩来、林彪，指出：从3日晚上我们发觉胡宗南奉蒋令限10日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听候蒋之手令即行进攻，并继续调动第l军至邻州、淳化，调动第8师至中部之后，我们即于4日起提出反对内战危机与保卫边区的任务，并向蒋、胡呼吁团结，请其撤兵与制止内战。因此，3日电所说诸小节，你们不要再提，应从制止内战着眼。 12日 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发表。社论严正指出：“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 △ 复电彭德怀：决定从五台区先调6个团至晋西北待命，由吕正操率领，可将晋西北工作交他管理。如榆林方面有事，又可要吕担任北线。 △ 致电周子健，指出：“蒋、胡秘密调兵准备进攻，你们所得情报完全正确，帮助中央甚大。现给我们揭穿，已引起各国大使干涉，我们又积极准备应战，故迫得蒋不得不于十日改变计划。” △ 致电彭德怀，指出：我宣传反击已收效，不但7日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张道藩，而且引起英美苏各大使开会，根据朱德致蒋介石、胡宗南电警告蒋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更因延安紧急动员，使蒋害怕，不得不改变计划。 15日 与刘少奇、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并告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对付国民党各派军队的原则是：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但一切磨擦仗均需将顽方攻我压我情形电告中央，以便通知国民党中央，杜绝其借口及诬蔑。 21日 电示董必武：为彻底揭穿蒋介石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的阴谋，除已发通电和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为驳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写的《评 (中国之命运>》一文。要求南方局收到此文后，立即印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并搜集各方面的反应，报告中央。 30日 就关于党的政策、任务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指出：以前党中央所述敌后解放区六项政策，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在群众中普遍的经常的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三项，阶级教育即是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教育，不是离开统一战线的孤独的阶级教育。 本月 视察南泥湾，称赞第120师359旅自力更生的成绩。 8月 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电：“毫无疑义，你们应实行精减，在这个政策上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 电示聂荣臻：吕正操部6000人西移不变，另从北岳区调 4000人西移。冀中将来需要时从北岳区调去。你们要下决心减去 3万人，否则民困军疲，将来很危险。只要能保存3万精兵(包括游击队)，就是了不起的成绩。 11日 致电彭德怀：请你和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黄镇等说通，从直属机关、学校，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抽调好的真正可造的高级、上级干部500人左右送延安学习，其他大批中级干部及犯错误有嫌疑而前方不好处的人亦可送延安，但不在此数目内。边区物质条件增加二三万兵、一二万干部不成问题。边区今年雨量充足，可望丰收。 12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电，告知政治局对晋察冀分局及军政主要领导成员重新作了如下决定：以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萧克、杜理卿(即许建国)、赵振声 (即李葆华)、刘仁为分局委员，聂荣臻为书记，程子华、刘澜涛为副书记。聂荣臻仍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为副司令员，程子华、刘澜涛为副政治委员。聂荣臻赴延安参加“七大”期间，由程子华代理分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由萧克代理军区司令员。 △ 致电聂荣臻及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各同志：“拥政爱民是红军历来优良传统，任何区域均须执行。” △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电：支持斗争与保存干部均属重要，如对保存干部认识不足，将犯严重错误。你处前送干部好的重要的甚少。兹决定由你们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及北岳、冀中、平北各区抽调好的高级、上级干部400至500人送延安学习。最好的中级干部亦可选一部分。 13日 致电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等，指出：蒋之代表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两同志离渝前，非正式地告诉他们，说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一是国共两党合一。我党对付国民党反共阴谋的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打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并准备自卫实力。 22日 致电贺龙：(1)吕正操部于25日前后分南北两纵队进同蒲路，吕正操与聂荣臻同来，请准备一切；(2)南线平静，目前不致有战事；(3)为准备应付明年的战事及可能的旱灾(太行山今年旱灾甚多)，陕甘宁、晋绥两边区粮食及财政须作妥善筹备。 9月 3日 就从华中抽调兵力协助山东开辟工作一事，与朱德、刘少奇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指出：鉴于鲁中鲁南主要地区已为八路军控制，山东工作大发展，要求华中调4团兵力到山东，归山东分局及山东军区指挥，协助山东开辟工作。 5日 电示贺龙：希望就地动员各旅、团首长于冬季5个月中实施普遍的彻底的军事训练，准备迎接大规模的战争。应把此看作是一个严重任务。 本月 与朱德、周恩来致电董必武，转告山东方面查复所谓八路军袭击国民党军事事件情况。指出：发生于7月23日的事件，其实是一贯勾结敌寇进攻八路军的国民党苏鲁战区第3游击纵队司令秦启荣配合伪军张步云部向八路军鲁中部队发动的进攻。 10月 1日 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在《解放日报》发表。指出：党委、政府和军队，要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生产运动。各地党委的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政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关于十大政策，认为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 5日 电示董必武，指出：延安对国民党已取缓和态度，并表示愿意恢复两党谈判。以后谈判由你担任。 24日 与朱德、彭德怀电示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请在冀南、冀鲁豫及太南各区，抽调3000至4000名徒手新兵，随冀鲁豫军区抽出之3个大团来陕北。 下旬 与任弼时、彭德怀到南泥湾视察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屯垦和生产情况。 11月 5日 与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冀南骑兵团(现在冀鲁豫边)拟抽调来延安。陕甘宁边区南北西三面皆国民党军队修筑的堡垒，我军仅有少数炮兵，作用不大。拟从太行抽调两个工兵连来延安。均望于明年2月底到达，愈早愈好。 8日 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希望陈毅来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陈来延安期间，新四军军长职务由张云逸暂行代理。 11日 与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等，指出：“敌正在加紧对华诱降，蒋仍未放松对边区军事准备，我为推迟内战，坚持敌后抗战，尽可能屯兵陕北，是十分必要的。”“望以6团单位补足7500人，由杨得志率主力5000人，年底或明年正月初出动来延安。” 13日 为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第二届生产展览会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庆祝今年生产的胜利。” 29日 与朱德等接见出席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作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指出，“这支军队（八路军、新四军）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劳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12月 1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军政治部电，指出：“明年军队的拥政爱民运动及民众的拥军运动应规定于旧历正月举行，不应在阳历1月举行，以便利用群众过旧历新年的习惯。应规定明年旧历正月全月为拥政爱民月及拥军月，以便各地各部在这一个月内选择一周或两周举行这个运动。” 16日 与彭德怀电示邓小平：“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 19日 与朱德、周恩来致电董必武：为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磨擦，主张恢复给蒋介石、何应钦发战报，由重庆办事处抄转备案，“以便必要时作为反驳的根据”。 27日 与康生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转新四军第1、第2、第3、第4师，山东分局，第5师，指出：“反特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要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 |
转自《解放军报》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