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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1937年 1月 3日 致电王以哲，指出：在时局变化，亲日派向抗日联军进攻之时，“惟有万众一心，巩固团结，坚决作战，争取最后胜利。”并告之以罗炳辉为军长的红军第32军明日从大水坑向固原附近开进，配合兄部作战。 5日 为援救陪蒋介石由西安回南京而被蒋介石扣押的张学良，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报复派现在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摸地干，企图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吓得就范，并孤立红军。目前，只要东北军、第17路军、红军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向西安进攻的国民党中央军不敢猛进，有可能使张学良得到释放，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你们速发拥蒋迎张通电，并在上海散播朱德的谈话。彭德怀、任弼时速令红15军团出陕南。 △ 与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对其与杨虎城等东北军、17路军高级将领共同拟定的三方面联合作战方案表示同意。 △ 与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告之周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及蒋介石商定的条件是：一、停战撤兵；二、初步改组南京政府，三个月复彻底改组；三、释放政治犯，保证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划定防地，供给军费，苏区照旧，共产党公开；五、联俄，并与英美合作；六、西北交张学良处理。并指出：宋子文要我派代表在上海与他接洽，你应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上述诺言。 △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同将到西安的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时应提出：“南京在蒋回后重新宣布'剿共'方针，重新向西北进兵，并扣留张学良，破坏协定与破坏信义”。“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须在下列条件之下；(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三)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并指出：“两党关系，三大纲领已与蒋、宋磋商，并已明白为蒋、宋所承认，细目委潘汉年全权接洽。”周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 △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向张冲表示，只要南京军不开火；红军决不向南京军开火”，和“恩来绝对不可去南京”。 6日 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迎张(学良)；顾来则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电报提出：“张杨两军速筑坚固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不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张学良去宁已上了大当。” △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告之：“西路军现占领高台、临泽，令其暂时在该地停住，但二马骑兵扰击甚紧，子弹十分缺乏，希望派飞机送子弹去，如有可能设法运送十万发”。 8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但目前争取在三原、咸阳多休息几天不致和平被敌人破坏，一时不向东出动”。 9日 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就潘汉年去南京谈判和周恩来致蒋介石信的内容指出：(甲)应痛陈和平，万不可战争，要蒋介石抑制一部分主战人物的不顾大局，客观上徒利日本大损中国。(乙)张学良回来才能妥善解决西北问题，请蒋注意此点。(丙)撤兵组织政府请蒋另主持。(丁)周恩来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去见蒋。(戊)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用全力赞助蒋。 △ 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力主和平，拉拢蒋介石宋子文，“策动国内各派各界舆论，策动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但军事方面，仍极力备战，绝不放松”。“红军即在三原、咸阳集结待机，不可轻动”。 13日 随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由保安(今志丹)到达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总后方。 16日 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杨虎城和东北军第5l军军长于学忠即日已通电接受国民党政府革职留任处分。“向蒋交涉条件仍以你们前电各条为妥，因杨、于就职后南京更加无名，条件略高无妨碍，并为尔后留出再让一步之余地”。条件中主要者为：(一)张学良回陕，顾祝同驻洛。(二)华县以西属张学良、杨虎城军。“提出之语气尽量改得缓和些，可以不提红军”。 18日 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对准备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建议书和处理西安善后问题的条件指出：“对三中全会，正由上海、华北两方策动一大的左派运动，西安方面望注意策动宁、绥、川、桂，我们亦准备提建议书”。在力求和平的总方针下向南京要求张学良回陕和陕甘防区不变。 中旬 “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21日 出席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开学典礼，并作重要讲话，指出：抗大象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他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造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为抗大二期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 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就与国民党的谈判原则和红军的军事部署指出：“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得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电报还指出：红军西路军东进，徐向前、陈昌浩来电言士气尚旺，10天可达古浪处。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如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之计划。 △ 与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我们自始即主张和平，决不愿意战争”。但南京向我进攻的空气又形高涨，“我们要求蒋先生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望与蒋先生商量这种保证问题”。 △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红军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20日 晨高台被马步芳、马步青部攻破，董振堂牺牲，5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22日 与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提出与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要求：“第一，蒋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对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我们并不要求商洛大道及汉中等要地，但请指定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上述各县本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请指定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川、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电报还要求：“向蒋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23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就接应红军西路军问题指出：西路军已于21日 晚开始向东急进，以10天行程可达黄河边。能否设法使马步青、马步芳停止追击西路军；能否让东北军于学忠策应西路军，“至低限度请查清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帮助西路军顺利渡过黄河右岸”。 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指出：首先要蒋介石写亲笔信给我们保证停止“剿共”、划清防地、保证给养。释放蒋介石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我们的让步是潼关归南京，最后的让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让给蒋介石，但蒋要少驻兵，杨虎城部驻一个师，但释放张学良问题不能让步。现在的困难，就是怕和平没有保障i会议讨论后，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表示应有新内容，应说明不是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对西安问题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我们苏区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是特别的，但应归他管。发言还指出：我们的错误，是在1935年12月决议时提出了抗日没有放弃反蒋。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说将蒋交人民裁判，是不对的。 25日 与周恩来复电潘汉年，提出向蒋介石交涉的几个问题：须蒋在陕、甘不多驻兵，优待张学良，以显示爱护东北军和17路军，以释二部疑虑，我们从中全力斡旋；请蒋写亲笔信给我们，我们当绝对保密，并请允诺红军在陕南驻军一部；请蒋命马步青、马步芳让出甘州、肃州，红军西路军即可停止东进。 △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指出：目前谈判要点在要求国民党中央军在陕、甘不驻多兵与红军÷部驻陕南。并提出：“严重注意左派的过左情绪，宜由左派中明白分子自己说服左派，我们不宜说得过多”。 △ 两次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立即准备退出西安的一切事情”。“现在一切工作应放在退出西安后可能发生的新战争或新压迫的基点上去布置”。退出西安后，应注意张学良、杨虎城两军内部间及与我们间的进一步团结。 26日 与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提出就下列事项同蒋介石交涉：一、国民党中央社改讨伐西安论调为取和平论调；二、国民党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四、请蒋介石示意阎锡山到西安出面调停。 27日 与朱德、张国焘致电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应对南京让步；说服东北军左派撤兵；红15军团亦准备撤退；和平解决后三方面团结一致，可不怕发生新的战争。 △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无论如何要说服东北军左派，全军整然撤退，不可冲突。”“请以红军代表资格正式向左派申言，为大局计应即撤兵”。 △ 致电潘汉年，告之：在周恩来全力斡旋下，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等人已同意服从国民党中央，但因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要见张学良一面后撤兵，否则要打。请蒋不妨让张来陕一次，尔后张仍回南京，以使撤兵不生波折。 28日 两次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32军军长罗炳辉、红28军军长宋时轮所部可出平凉。红军西路军东进至山丹的沙河堡后，相机消灭敌人，近日 打一胜仗。请与王以哲交涉，罗、宋部开至平凉为防胡宗南军由天水东进。西安问题和平解决后，罗、宋可由平凉向兰州以西策应西路军。 29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蒋介石令胡宗南绕过难攻的据点，向西安进迫，已达静宁、会宁地区。以此判断蒋仍意在以军事威胁求不战解决问题，因正面不好进，故从天水、汉中两方前进，威胁西安，以此尚有相当时间，以利交涉与说服左派。 △ 与周恩来复电潘汉年，指出：“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步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30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应提醒杨虎城对整个政治前途的自信心，告诉他，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的总方针而奋斗。“撤兵后蒋如食言进攻，彼时曲在蒋，我们则为最后自卫而战，国人当同情，我们现在作战则失去国人同情。” △ 为答复周恩来等当日来电提出的红军主张和平和与东北军互相协同的问题与朱德、张国焘回电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 31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我们与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应取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之方针，我们立场已向南京表明，即打亦不至基本妨碍我们方针，无论打胜打败，结果仍是讲和，但对张、杨两部影响较好”。“当然在打之前，力争张回，而免去打”。 2月 2日 与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十分注意你们的安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15军团亦望周恩来、秦邦宪令其注意。 4日 与朱德、张国焘致电国民党东北军第67军副军长吴克仁及全体将士，同时给王以哲家属致唁电，对2日因主张和平营救张学良而被主张开战营救张学良的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枪杀的第67军军长王以哲表示哀悼。高度评价丁王以哲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动。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8日 致电周恩来，请他与顾祝同面商：红军防地必须增加金积、灵武、中宁、豫旺、安边、宁条梁、瓦窑堡、清涧、宜川等处。 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这个电报发表，各方面会有不同看法，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 △ 就与国民党谈判的主要内容，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指出：请以即将发出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的精神作为同南京谈判的政治立场。军事方面，同意提出编为12个师、4个军，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任军长，组成一路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司令、副总司令。军饷按国民党中央军待遇，或先每月接济80万至100万元。“如有国防委员会之组织，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如暂时无此种组织，红军亦要驻京代表参与国防准备”。党的方面，国民党应保证不逮捕中共党员，不破坏中共党组织，保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 △ 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交谈，在谈及战略问题时指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不应当搞广昌大决战，不应同国民党军主力硬拚，应暂时放弃苏区，分兵4路，挺进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点，施以佯攻，以诱动国民党军在江西的兵力，然后择其弱点一点，胜而后回江西，再突破弱的方面，则中央苏区可保全。 10日 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提出同国民党政府方面谈判的补充内容和条件：“我们参加者：(一)军事机关如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等；(二)政治集会如各派各党之代表会议、国民大会等；(三)抗日时参加政府。” △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即：“(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对西安事变我们过去估计前途有两方面是对的，对国民党的估计也是对的。西安事变后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因为我们的总方针正确。现在和平的可能性大，但也有打起来的可能，我们要准备自卫战。 12日 与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同张冲、顾祝同谈判时应注意的事项：要提出扩大红军防地；国民党军要对红军西路军停战让防；陕、甘以外各省红军游击队，一律改编为民团或保卫团；政训联络员设法拒绝，至少拖延之；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是我方最低条件，不能再让步。 15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西路军问题请作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期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 18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 21日 与张闻天等致电周恩来，对其在19日 致中央书记处电中提出的团结东北军、巩固和训练第17路军、努力扩大对外宣传等多项建议表示同意。 △ 致电周恩来，指出：“目前重点在再弄到五十万元款”，以援助西路军和解决前方红军伙食费。因此刘伯承在西安与国民党政府方面谈判时应着重于此。并提出“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 22日 就增援西路军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刘伯承，指出：增援西路军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已到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境地，如该军失败影响甚大。 26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伯承，指示：援助西路军的增援军以红4、红31、红28、红32及骑1团组成。要求增援军立即准备完毕和对外保密及刘伯承(翌日 被任命为援西军司令员)接电立即到淳化待命。 28日 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就增援西路军的问题，指出：“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一方面军全部不动为宜。”电报还对西路军及援西军的行动作了部署。 △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对西安事变及在事变中党与群众工作等问题作了发言。并指出：红军的影响很大，工作方法上应注意。 3月 1日 会见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与其就中日问题及西安事变等问题进行谈话，后被整理成文为《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发表。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去年跟美国记者斯诺所谈的没有什么改变。为了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日本军阀政府的侵略政策不会停止，抗日战争不可避免。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利于抗战，否则必然为日本提供一个很好的侵略机会。为了抗日救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结束十年来的老政策，为此共产党愿意并作了很大让步，这种让步是建立在抗日救国前提之上的，因而是必要的。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毛泽东说：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但是我们正在寻找友军，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 △ 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对与国民党谈判红军编制和对付反蒋派的方针作出指示：(甲)关于谈判方针：(一)红军编5万人，军饷照国民党军待遇，临时费50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二)27、28、29、30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5万人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三)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区货币之善后费。(乙)对付反蒋派之方针：(一)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二)向蒋建议废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政策，实行团结全国、一致对外政策，但对勾结日本之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三)向各反蒋派建议废止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并废除军事、财政等方面与南京对立方针，以达到抗日救国目的。 △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增援西路军的主力改以红4军、红31军组成，红15军团不去，免平分兵力；红32军军长罗炳辉、红28军军长宋时轮所部先行出动，抢渡造船。 3日 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指出：目前谈判焦点只在红军人数问题，为使谈判迅速成功，我们认为红军改编为4个师16个团及2个工兵师共6万人的提议，一般地可以接受。我们今天的中心是在谈判成功之后“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 5日 致电刘伯承、林育英、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指出：请周于明日或后日 向顾祝同、张冲表明红4、红31军须迫切增援西路军，如顾电令或派人说服马步芳、马步青停战，我军即中途停止。 6日 就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问题，与张闻天致电任弼时，指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的一个过渡时期。”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作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工作仍然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加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担负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争取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 7日 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编制仍以4个师为宜，因徐向前部分不能不编1个师，但如蒋介石坚持3个师时，亦只得照办。 9日 关于西路军问题，致电周恩来：甲、增援西路军的部队现停止在白杨城、青石嘴之间待命。乙、西路军被敌包围于沙河堡地区，粮水均缺，不能持久。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迅速解决，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丁、此事须在你去南京之前与张冲、顾祝同交涉：马步芳、马步青停战撤兵；派飞机送款、送弹药；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去肃州、安西。 11日 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提出：现在问题是非去南京或牯岭与蒋介石直接谈判，否则问题不能解决。如果承认贺衷寒所提各点非常危险，因此决不能同意。 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同国民党的谈判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谈判的方针、谈判的方法等问题。指出：摆在蒋介石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走向日本，一条是走向我们。我们谈判是为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而不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谈判的方法，应先谈原则问题，再谈技术问题。 13日 得悉国民党驻绥远傅作义部将在15日 召开在绥远抗战中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的消息后，与朱德发出《致绥远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唁电》，对傅作义部奋起抵抗日本关东军支持指挥下的伪蒙古军的进攻，在收复百灵庙、大庙等战斗中阵亡的将士表示哀悼。 16日 与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在谈判中既然张冲、顾祝同愿不采用贺衷寒方案，你可在西安待命，并要顾祝同立即电令马步青、马步芳停战，否则红军西路军损失的全部政治责任由顾祝同担负。 23日～31日 出席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为教育全党全军，会议还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先后作了两次发言，就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这个议程，他在发言中论述了中日矛盾与中国内部矛盾问题，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的过渡阶段问题、领导权等问题。对张国焘，毛泽东在发言中认真地指出和分析了他的错误，并提出：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从头干起。 27日 就解救西路军问题，与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有被消灭危险。为解救西路军对马步芳、马步青不但可以给10万元，就是20万元和更多些都可以。此事须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20天内。条件是两马不要阻拦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或让西路军西进至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电报还指出：“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将来有莫大利益。” 下旬 致电叶剑英，要其同顾祝同交涉，把马步青所俘的红军官兵全部转送到平凉，经西峰镇到镇原收容所。 4月 1日 致电彭雪枫，对同国民党谈判原则问题作指示，指出：“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 3日 与朱德、张国焘等致电叶剑英，要其向顾祝同提出，我方保留与质问他们对西路军见危不救故意使其消灭一事政治责任的权利，要顾令马步芳把集中在凉州的红军西路军6000被俘人员全部调到平凉，经国民党军第25师驻地，转至红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步芳不得加以任何残害，停止追击西路军余部，让其转新疆。 4日 与周恩来派张文彬赴平凉开展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工作。 5日 与朱德联名发表《祭黄帝陵文》，为表示誓死抗日救国、团结一致的决心，指出“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山河，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并派林伯渠为代表，到陕西省中部县(今黄陵县)祭黄帝陵，代表苏区全体公民表示对中华民族始祖的敬意。 13日～14日 与周恩来连电在西安的叶剑英：“西路军工委来电，约十八号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到后恐更要减少。由敦煌到新疆路极难走，恐不易通过。望你与顾祝同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万一要枪给他，人员必须全员送至兰州转给我们”。 18日 与周恩来致电叶剑英，要他速与顾祝同交涉：送兰州的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派张文彬去接或开至平凉接收。 20日 与朱德致电刘伯承、张浩(林育英)并转西路军工委会：“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 5月 1日 与张闻天、朱德致电红军西路军指挥员徐向前：“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2日～14日 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干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分析了中日 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及国民党的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总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着重指出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基本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形势下，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共产党必须正确地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动员口号。会议批准了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准备。 5日 与张闻天、秦邦宪致电于4月26日飞抵西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针对国共两党发表宣言问题指出：“坚持两党发共同宣言为有利，此宣言在共同纲领确定之后发表，宣言大意不外共同纲领草案上所说的”。“如他们要我党单独发，则第一，彼党须同时发宣言；第二，我党宣言中不得不驳复三中全会宣言及根绝赤祸文件中我党及人民不能忍受之许多东西”。 9日 与张闻天、秦邦宪复电周恩来，对与国民党谈判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的具体步骤作出指示：一、确定共同纲领。二、发表共同宣言。三、发表特区政府及红军4个师师长以上首长名单。四、红军实行改编，南京释放政治犯。五、目前为免除顾祝同、张冲等的疑虑，可由周恩来发表一谈话。 10日 与朱德发出《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指出：为纪念红军成立10周年，决定大规模编辑10年来全国红军的历史，为此特成立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尽最大努力，写出个人见闻，并寻找各种纪念品、文献、文物等。 13日 复电李宗仁，指出：“和平、民主、抗战为今日民族解放斗争不可分割的方针。和平虽已实现，然非民主不足巩固和平。抗战迫在面前，然非民主不足保证抗战。促成全国政治之民主改革与开放人民之自由权利，为当前任务之重心。” 14日 与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表示同意国民党派考察团来陕北，但不允许任何叛徒和蓄意破坏分子来。指出；考察的目的应为增进团结，绝不能有妨碍团结之表现。 15日 代表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致电西班牙人民，对他们保卫祖国抵抗德意法西斯及其反对卖国贼的正义斗争表示支持和声援。 △ 在延安就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在谈话中指出：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管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我们提出的准备与国民党过去先安内后攘外的内战准备论是不同的，今天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组织、训练和武装民众，加速完成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抗战准备工作。 25日 与张闻天、秦邦宪致电周恩来，对与国民党谈判要点作出指示，指出要力争做到：一、特区政府委员9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二、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红军整编至少编4个师，师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徐向前、刘伯承；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红军政治部制度照旧(但准备让步设政训处)。三、取缔北平、西安、上海等地破坏两党合作的行为；四、取缔利用土匪、流氓、会党破坏红军、苏区的行为；五、增加红军防地。 29日 在陕甘宁特区政府为当天抵达延安的以涂思宗为团长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举行的欢迎会上致欢迎词，指出了共产党为促进两党合作所做的努力和诚意，表示以后要巩固两党团结，使两党结成坚固团体去对付我们的敌人，以求得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幸福的实现。 6月 5日 复电叶剑英并告张文彬，对派张文彬等去兰州担负联络工作表示同意，并要叶剑英与顾祝同交涉，介绍张赴青海救回西路军干部，并设法收容流落民间的西路军人员。向徐向前问明陈昌浩同志隐藏地址，设法接回。 12日 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毛泽东与朱德、林彪、萧劲光、李德任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的设立目的在于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提高红军的军事知识，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 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各省工作和红军改编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发言，发言中就军事问题指出：如果军事上敌人进攻，就坚决地打，俟大局定了，不会妨碍我们的军队，我们即可与之协商改编办法。原则上苏区归我们办，红军归我们办。但对国民党采用经济上限制、硬要缴枪等事，须与之抵抗。基本原则是不能减弱我们的力量。 25日 与朱德等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指示他们通令全军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 26日 与周恩来致电潘汉年，通报延安到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及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待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拟好后，周恩来再去庐山，与国民党继续谈判。 28日 与朱德致电叶剑英，指示：请与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协商以电话告知顾祝同，我们将派郑位三等赴鄂豫皖、方方等赴闽西南联络，请国民党西安行营发护照并介绍附近最高长官接洽。 △ 与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告之要张文彬在兰州多留些时间再回。并指出：要其对兰州新到被俘红军西路军人员进行慰问并向他们解释一切，最好派人与他们同来西安，以免中途失散。同时要东北军将领何柱国转告国民党甘肃省代主席、西安行营副主任贺耀祖，将集中兰州的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送西安，切勿中途失散。 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闽西南、鄂豫皖游击区工作及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过去遭到失败的苏区，有些地方还保存有游击队，如闽西南、鄂豫皖等，对这些游击队，应采取坚决方针，要保存，要改变名称不叫红军，有些准备不改编的，就改为抗日义勇军。保存这些游击队、这些根据地，是有重大意义的。关于与国民党的谈判，我们确定的原则是保持独立性。但国民党是要限制我们党，限制我们军队。我们的态度，还是在他定的圈子里做事。现在我们的政策是逐渐冲破他的圈子，不能因为限制就与他决裂。在前途上，我们是可以战胜他的圈子的。他的圈子有两条限制不了我们，一是党的秘密活动，一是红军给饭吃。红军、苏区实际上归我们管。 △ 与周恩来致电叶剑英，指出：如国民党西安行营允许办理去南方各省联络红军游击队的护照，为保守秘密，将去鄂豫皖游击区联络的郑位三改为季涛，去闽西游击区联络的方方改为刘仲山，郑、方分别以随员身份同行。 7月 6日 与朱德致电中共三边特委军事部部长刘景范、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黎林转分区委，对陕甘宁苏区的剿匪问题作出指示：“剿匪的胜利是很好的，请更加努力。”剿匪的“基本方针应该是，积极以军事力量打击土匪威胁，同时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分化、改造、改编、瓦解的策略，最后达到消灭土匪的目的。” 转自《解放军报》网络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