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1932年
上旬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参加研究打不打赣州问题。在会上发言指出，赣州城高且田，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又是敌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增援部队的战术。但所提建议未被会议接受。会议决定攻打赣州。结果，自2月23日至3月7日，红军多次攻城，连续受挫，在城内守敌和援敌的夹击下，不得不被迫撤出战斗。 15日 出席苏区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共青团的建设与红军中青年团的工作等问题，并与朱德、项英等在会上致词。 中旬 在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军的大举侵略，必将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不同意这一分析，会议中途另选了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 21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全国苏区少年先锋队代表大会，并作演讲。 27日 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五次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由王稼祥任主任。 下旬 遵照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去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养病期间，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宣言》于同年4月15日发表。 2月 1日 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帝国主义大战致全国的通电》。 3月 上旬 在东华山古庙接到项英转交的中革军委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的来电后，立即下山，冒雨回到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出在赣州战役中应大胆起用预备队红5军团，以解红3军团之围。并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红军前线指挥部。此时，指挥部已按照毛泽东复电的意见实施，红3军团已经解围脱险。随后，毛泽东经调查，提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开会，检查打赣州问题。 18日 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出中央红军今后行动方向训令，决定以红1、红5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3军团和湘赣、湘鄂赣苏区地方武装组成西路军。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随中路军行动，直接指挥该部。次日，率红1军团行军北上，向宁都集中。 中旬 出席在赣州东北之江口圩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通称江口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撤围赣州后的形势及红军的行动计划。在会上，批评了攻打赣州的军事错误，极力反对继续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红军应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及地形条件较好的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皖南、苏南等地区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但苏区中央局拒绝这一正确意见，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争取革命在江西首先胜利的错误方针。 21日 在北上途中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正确主张得到中路军领导的赞同与接受，并得到中革军委批准。 27日～28日 在瑞金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参加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提议中路军向东发展，攻打龙岩。会议采纳这一主张，并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确定毛泽东率东路军攻打龙岩，向东南方向发展。 周恩来，建议：政治上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并建议红5军团迅速由赣入闽，以集中兵力击敌。经同意后，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东路军直趋漳州。 4月 1日 在上杭向红12军政委谭震林、中共闽西特委负责人张鼎丞布置闽西红军武装和群众配合东路军进取龙岩，直下漳州的任务。 2日 向红1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强调当前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 10日 指挥东路军攻占龙岩，红军歼敌约2个团，为以后进攻漳州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日 在龙岩主持召开红1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总结龙岩战斗经验及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 致电周恩来，指出了龙岩战斗胜利的原因和红军在龙岩+永定开展工作的部署。 14日 得知红5军团从赣南迅速赶到龙岩，如期实现东路军主力的会合后，当即决定依照原计划进攻漳州。 15日 签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下，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工农红军，“实现以民众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彻底争取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 △ 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出《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训令要求中革军委、各苏区军委、各地军区指挥部及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立即对全体红色战士和群众进行对日宣战的动员，动员工农群众自愿到红军中去，大量消灭国民党军，并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以此，正式宣布对日战争。 16日～18日 与东路军总部负责人亲自冒雨到前沿阵地调查后，决定首先歼灭漳州外围之敌，尔后乘胜夺取漳州市区。 19日～20日 指挥东路军集中优势兵力，采取正面进攻与侧面阻击相结合的战术，迅速占领漳州外围阵地天宝山、南靖一线，歼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并乘胜攻占漳州。 21日 在漳州驻地主持召开东路军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战区总检查和第二次行动等问题。 △ 致电周恩来，提出了今后的中心任务和在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 下旬 至6月初 指挥东路军在漳州平原作短期分兵，发动群众，征集资材。 5月 3日 在漳州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的任务提出意见，复电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在红一方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和日军出兵以后，国民党军对红军只能采取守势防御的进攻，所以“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并强调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正确。 9日 与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痛斥国民党政府卖国行径，号召全国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20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错误地指责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批评“泽东及其它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红军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再次强调“目前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从而全盘否定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军事战略。 月底 接到中革军委关于要东路军开赴赣南同侵入的粤军作战的命令后，与东路军领导人部署所属各部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并与东路军总部商定，留下40多名具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漳州地区党的工作；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使它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3团，为建立和发展以南靖、平和、漳州为中心的闽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6月 7日 在上杭官庄与朱德、王稼祥收到周恩来的来电，电报并转出席东路军军事会议全体同志，电文指出：望坚持积极进攻路线，以全力求得此次战役完全胜利，给粤敌以重大打击。 8日 出席在官庄东路军总司令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红1、红5军团经广东梅县回师赣南，计划月底 到达赣南与红3军团会合，打击进攻赣南的粤军。次日，与朱德命令红1、红5军团从闽西驻地出发，回师赣南。 中旬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毛泽东仍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并直接参与军事决策与指挥。 7月 2日～10日 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共击溃国民党军15个团，基本稳定了中央苏区南翼，为红军尔后在北线作战创造了条件。 21日 与朱德、王稼祥等在信丰同从后方来主持前方军事工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后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会合，共同在前方指挥作战。 25日 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鉴于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联名致电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 8月 8日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联名发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通令》，通令指出：“奉中央政府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上旬 出席在兴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经过争论，接受毛泽东等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由赣江东岸北上作战。会议决定组成前方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周恩来任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 15日 与朱德在招携签发红一方面军《消灭乐安之敌训令》。 17日～23日 指挥红一方面军发起乐安、宜黄战役。17日，与朱德在前沿指挥所指挥红1军团主力对乐安之敌发起猛攻，歼灭国民党军高树勋第27师第肋旅两个团又一个营。18日，与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声东击西战术，以少部兵力佯攻崇仁，主力则直取宜黄。19日，亲自到宜黄前沿阵地视察，召开有各军团干部和地方党的负责人参加的战地碰头会，研究部署宜黄战斗。当晚，与朱德下达命令：要求红一方面军20日 先肃清城外敌军包围宜黄县城，同时进行充分的攻城准备，以便城外得手后立即攻城，达到攻下县城再打援敌之目的。 20日 指挥红军主力一举攻克宜黄县城，击溃守城的国民党军第27师两个旅共4个团(缺1个营)。接着，指挥红军追赶向北逃跑之敌，于22日 在龙骨渡歼逃敌之大部。23日，与朱德指挥红12军乘胜占领南丰县城。至此，乐安、宜黄战役结束，此役，红军共歼国民党军第27师约3个旅。 29日 与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准备打击东援之敌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2路军司令官陈诚部队的训令。 31日 与朱德在永兴桥获悉国民党军吴奇伟部约4个团到达店前，有与国民党军主力配合向永兴桥包抄的情报后，遂下达红一方面军攻击店前国民党军的命令。 9月 2日～3日 率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向南开进，并两次致电率后续部队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在通报敌军南进的情况后，提议部队应集结东韶、吴村、洛口之线，坚决打击南进之敌。 5日 与朱德在宁都永乐村发出《部队必须装的命令》。 上旬 鉴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于8月下旬 和9月上旬 两次致苏区中央局电中提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红3军准备分两路行动，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名复电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对其反“围剿”的方针作出指示。 17日 与项英、张国焘联名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二十五号)。命令强调军事运输工作是前方红军战士胜负的关键工作，要求各级苏区政府要把广大工农群众支持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发动起来。 20日 与项英等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的训令》。 中旬 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收到中共临时中央转来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方面军转战情况的电报后，两次联名致电中央苏区中央局并转鄂豫皖中央分局，对反“围剿”方针作出指示。 23日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电文指出：“目前红军的行动最好能立即出击敌人，开展闽北，发展局势，振兴士气，并给鄂豫皖、湘鄂西以直接援助。但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并报告了部队行动的具体布置。 25日 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收到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复电。复电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 △ 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及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问题，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指出：乐安敌吴奇伟第90师，非高树勋第27师一旅可比，“如攻乐三日 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因此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的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同时坚持认为中央局全体会议待人员齐全后，仉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间；题必须讨论解决。 △ 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名义和方面军总司令员朱德，发出《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 29日 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收到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示，电文针对毛泽东、朱德26日发布的“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指出：“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硷的布置。” 30日 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收到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告临时中央的指示，电文指出：国民党军将倾全力大举进犯中央根据地，我应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反失时机”。并要求立即制订军事计划。 △ 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临时中央：“我们估计到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区”，“全苏区的紧急动员与布置，中区、湘鄂赣、湘鄂、赣东北的配合行动，我们已感到急要”，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决定军事行动计划。 △ 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鄂豫中央分局并转临时中央，电报通报敌情后，指出，“我们认为与敌决战，必须具备消灭与击破敌之一方的把握，以转变目前不利局势，并准备继续作战的力量”。在苏区的现时条件下，很难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因此，鄂豫皖必须选择取之弱点，“首先消灭敌之一部，如无此把握而苏区尚能活动，应勿急求战，多疲劳敌军，俟造成更有把握的决战”。 10月 6日 与项英、张国焘针对国际联盟调查团来中国进行所谓的调查后提出的《国联调查报告书》，联名发布《反对国际调查团报告书通电》。对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进行严厉抨击。 上旬 出席在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受到错误批评。会议对其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指责为对执行中央“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在反“围剿”中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是不尊重党领导机关的组织观念错误等等。后方中央局成员还提出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12日 中革军委发布通令，通知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由周恩来代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从而，毛泽东被“左”倾冒险主义者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 13日 与项英、张国焘联名发布《关于战争紧急动员令》，要求动员一切工农劳动群众，武装起来，迅速强大红军力量，以全力准备战争，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21日 与项英、张国焘联名发布《为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训令。 31日 与项英、张国焘联名发出《毛泽东给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团的指示信》。信中指出：“福建省苏区的政府工作，没有把工作重心集中到革命战争上来。指示铲务须以领导战争动员为一切工作中心”。 11月 12日 与项英、张国焘联名发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三十四号》，指示少先队员要协助红军担负医院的有关工作，保证前线红军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19日 与项英、张国焘联名发布《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的“紧急决议”，指出各地在贯彻中央政府战争紧急动员令过程中没有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群众中有太平苟安的意识，对此，发出14条指示，要求各地讨论具体执行的办法。 12月 20日 与项英、张国焘联名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密令--《关于地方武装编制问题的密令》。《密令》根据地方武装的特殊条件和任务，确定了地方武装新的编制原则。转自《解放军报》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