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自“独照天台的博客”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就在全国热火朝天地展开起来。1958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新闻：“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这个新闻成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明星和榜样，以后全国各地开始效仿。1958年10月，《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达12万斤。”该报道并声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付有照片，并让人们参观。这样一来，持怀疑态度的人也相信起来。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全国各地又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99%以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正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迅猛展开，四处喜报频传的时候，毛泽东又感到有些不自然。形势大好，好得让人都不敢相信了。毛泽东本人开始出现疑问：形势真像报纸上说的那么好吗？
1958年10月，毛泽东派自己身边的人去一些人民公社作调查，不久就发现了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浮夸风”：虚报粮食亩产，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说成是一个村子的养的，弄虚作假。第二问题是“共产风”，人民公社把社员们的所有个人财产统统“共产了”，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对此，毛泽东感到运动的方向有点不对劲了。
第一次郑州会议
1958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会上有人提到10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毛泽东说：“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
毛泽东进一步谈了他的顾虑，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在谈到商品问题时，毛泽东也感到忧虑地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
毛泽东进一步说：“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
郑州会议是毛泽东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出现的问题后，第一次提出需要“纠左”。
武昌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8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对此毛泽东十分担心。在11月21日上午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我有一些想法，请大家斟酌斟酌。第一是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现在我们乡级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5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长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
毛泽东又说：“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响。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只好改一下。”
彭真插话说：“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
刘少奇插话说：“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农民的年收入达到150元到200元，就转 全民所有制，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再达到一批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
毛泽东说：“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要犯冒险主义错误了。”
刘少奇插话说：“如果这个时候不搞，农民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
彭真插话说：“转慢了不利。”
毛泽东说：“按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同志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农民就不想过渡了。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
毛泽东转而谈1959年的任务，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要求全国今冬明春水利工程要搞1900亿土石方，还说一定不能少。我看这样搞下去，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
毛泽东接着说：“中国5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5千万人。如果死了5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1900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
关于大炼钢铁问题，毛泽东说：“1959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8月份北戴河会议定的是2700万吨到3000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不搞那么多？现在才搞800万吨，就是6千万人上阵；明年搞3000万吨，要多少人上阵？这3000万吨钢，还联系到焦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
毛泽东继续说：“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把1959年的钢产量定为3000万吨，而仅在三个月之后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把1959年的钢产量降到1800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幅度。这时毛泽东已经发现问题，头脑也冷静下来。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
关于针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绿化，年年绿化，年年没有化，越绿化越见不到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
毛泽东又说：“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会议期间，云南省委有一份报告说：今年春夏之间云南发生因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毛泽东立即把该《报告》印发会议，并写了一个题为《一个教训》的批语：“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武昌 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武昌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会的重点放在两个文件上：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人民公社运动存在两个突出的倾向：第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第二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此，《决议》指出：“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现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决议》又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了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不很彻底。
这次全会还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第二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从1958年11月开始，就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出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偏差，出现了“浮夸风”和“共产风”两种不良倾向，这让毛泽东十分担心。毛泽东在1958年11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在1958年12月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目的都是为了“纠左”
毛泽东召开这两次会议，做出了一些决议，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这股“左倾冒险主义”的风气。1959年1月开始，全国开始出现缺粮、缺油的情况，大中城市蔬菜供应很少，肉也很少。这些情况让中共高官们感到不解：不是说1958年大丰收，粮食多得吃不了吗？怎么会出现缺粮呢？
这时候，广东省委发来广东雷南县的报告。该《报告》说：“雷南县去年粮食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农村生产队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
广东省委对该报告的批语说：“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当时中共高层看了广东省委的报告，以为找到了“丰收年闹粮荒”的原因：原来是由于普遍存在农村生产队瞒产私分而造成的，并给农民瞒产扣上一顶帽子“本位主义”。高官们认为，只要展开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把农民私分的粮食“挖”出来，就可以解决粮荒的问题。然而毛泽东认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要进一步了解农村生产队瞒产私分的背景。
1959年2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南巡，在调查了一些情况后，毛泽东对农村瞒产的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1959年2月底，毛泽东在郑州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称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目的，还是“纠左”。
毛泽东在会上的第一次讲话说：“右倾的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天津同志也右倾，到了山东，听说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
毛泽东说：“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
毛泽东继续说：“生产队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生产队有经营好坏的不同，收入多少的不同，粮食产量的不同，生产水平的不同，分配不能一样。不要砍富的补穷的，而是要把穷的提高到富的水平，否则就是无偿剥夺别人的劳动。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
毛泽东说；“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农民瞒产是有原因的，是怕‘共产’，怕粮食外调，这种本位主义基本上是对的。讲全国一盘棋，光你国家算棋，农民不算棋？大队、小队不算棋？你国家是半盘棋，而那半盘棋人数最多。他们反对，我们就坐不稳。”
毛泽东最后指出目前农村问题的原因，说：“人民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外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
毛泽东批评一些干部的“左倾”作风，说：“一些领导干部，他们误认人民公社成立后，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目前的问题不是农民的“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的第二次讲话说：“我准备讲几个问题，想征求意见，看对不对？也许你们全部反对。”
毛泽东这么说是有背景的，因为当时很多高官认为应该“大干快上”，不赞成毛泽东的保守“右倾”主张。据参加这次会议的王任重《日记》记载：“（1959年）2月28日下午到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7个人去谈话。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颗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3月1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进行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晚上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谈到晚上9点多钟。”
王任重说毛泽东的谈话像“丢了一颗炸弹”，毛泽东谈了什么呢？毛泽东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农民搞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全都被你拿走了？”
毛泽东说：“我们和农民的关系，现在有点紧张。去年9月起，10月、11月、12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险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反对左倾冒险主义。”
毛泽东说：“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基础是生产队，我们得承认生产队是基础，跟它做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你同它是买卖关系。”
毛泽东继续说：“从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六中全会搞的《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不然扳不过来。”
李先念插话：“2月27日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
毛泽东说：“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是极其正确的，那股共产风一来，他幸得瞒产。”
毛泽东很担心目前这股“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继续下去，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当前是春耕在即，必须要赶在春耕前解决问题，否则会出现更大的破坏。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等人，说：“鉴于已是3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3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
1959年3月2日晚，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等人到会。毛泽东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跳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大多数高官“大干快上”的热情很高，对毛泽东的唱“低调”，持不同态度。据参加该会议的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3月2日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主席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3月5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说：“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
毛泽东又说：“头一天我放一炮，我说：什么瞒产私分，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在座的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5亿农民和1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如果你们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毛泽东之所以说这么很重的话，是因为他感到这股“共产风”刮下去太危险了，必须及时刹住。毛泽东接着说：“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现在，六中全会决议很多东西没有实行。现在这种办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这样搞下去，什么大跃进，肯定没有了，任何跃进都没有了。”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做出了解决农村问题的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十四句话，是为了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为基础，否定了过去“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这是“纠左”很重要的一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上海 八届七中全会
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发表长篇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共讲了18个问题。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党内通信》
虽说毛泽东在二届全国人大上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但党中央的大事，还是由他决定。就在二届全国人大召开时，有15个省送来“春荒缺粮”的报告，特别是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这5个产粮大省，发生缺粮，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毛泽东给这份文件起了一个非常醒目的题目《15省2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立即转发有关部门。毛泽东给周恩批示说：“在3日内，用飞机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15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每人分发文件一份。”
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在全国出现了普遍的春荒，使毛泽东震动很大。毛泽东除了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做出指示之外，又专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直接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发到最基层。毛泽东在该信中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第二，密植问题；第三，节约粮食问题；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机械化问题；第六，讲真话问题。
关于包产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百斤的，今年能增产1百斤、2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6百斤、1千斤、1千2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关于密植问题，当时有一种倾向，认为种植越密越好。对此毛泽东在信中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不对。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对节约粮食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最后对讲真话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的事业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在该信的最后，毛泽东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毛泽东的这封通信，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讲话，引起很大的反响，对解决当时农村“共产风”的问题，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在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指出：“一、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在5月6月两个月内，以抓农业为中心。二、必须加强小麦后期管理，保证丰产丰收。三、扩大春播面积。四、恢复社员的自留地，鼓励私人养猪。五、在群众中普遍传达和执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
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说：“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北京 中央政治局会议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降到1300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针对工业生产高指标的问题，讲话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人民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
毛泽东继续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缩小了1959年的工业生产计划。
就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当初毛泽东也是热情洋溢，想大干一番。可是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就发现，这场运动的走向，与他当初的设想完全不一样，“大跃进”搞成了“浮夸风”，“人民公社”搞成了“共产风”，这些都不是毛泽东想要搞的东西，可以说是“事与愿违”。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努力纠正这场运动的走向，也就是所谓的“纠左”。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6月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在努力“纠左”，试图把这场误入歧途的运动，扭转到健康正确的方向。
通过这半年的“纠左”，已经收到了不小的效果，但毛泽东认为“左”还有很大的市场，一部分干部头脑发热，对“左”的危害没有深刻认识。因此，毛泽东决定与1959年7月，在庐山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继续“纠左”。
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庐山会议是这半年多来“纠左”路线的延长线，是为了克服和解决工作中“左倾冒险主义”的问题。
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这些会议的主题都是“纠左”，与这次庐山会议的主题一样。彭德怀参加了上述四次会议，对毛泽东“纠左”的意图应该是很清楚的。毛泽东在上面的几次会议上，公开声明自己是“右倾”，多次说“我是右倾，我是唱低调”，彭德怀应该亲自听过毛泽东的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