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毛泽东是如何当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
不知你是否遇到过这么好的部门负责人？
你写信向他吐槽你的工作辛苦、繁杂，想要调薪。就在你给这位领导递上这封信之后，还在惴惴不安时。你绝对想不到，收到你的信之后，他二话不说，当天就给相关部门负责人写了信，希望本周就抓紧上会通过。到了周五例会召开，他又主动在会上提出此事，做了详尽说明，请求批准。
“毛部长”的信封
仅用了九天时间，从你给他写信，到他为你提交申请，盯着走完全部流程，正式文件下发各部门，这效率杠杠地！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是他一辈子的人事管理作风。
写信的这位青年叫张克强，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书员，收信的也是一位青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32岁的毛泽东。1925年10月25日，毛泽东收到张克强的这封信，当天就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的徐苏中写信。
毛泽东写给徐苏中的信
这封信和相关文件，原藏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
国民党的党史会为什么会藏有毛泽东同志的信函，共产党员毛泽东又是怎么当上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这还要从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说起。
此前的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决定全体党员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要求党员保持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说白了，我们是来帮忙的，只求做大事，不求做大官。
当时的国民党是个什么样子呢？来帮忙的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我党的“七大”预备会上说过：“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1924年1月
既然共产党要帮着改造国民党，那就需要派精兵强将，这其中就包括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作为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的秘书，两人共同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这个秘书具有相当大的权力，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除了日常事务性工作之外，中央的一切函件须由陈独秀与毛泽东联合署名才能生效。此外，毛泽东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
从制度史的角度而言，党的“三大”特设“中央局秘书”，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制度化建设之路，真正有了负责全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务工作的专职主持者。
换言之，“南陈北李”之下，就是毛泽东同志了。
为什么毛泽东能够脱颖而出呢？
张国焘曾经说过，陈独秀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在党内干部中，从学历来说，毛泽东并不突出，然而陈独秀却慧眼识人，对毛泽东关注最早，用力最多，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性的指导、引领和提携作用，这完全因为毛泽东真的是一位“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行动派。
中共“三大”上，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唯独肯定了毛泽东，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非常喜欢毛泽东，从1921年建党之始，他就发现毛泽东与众不同，不但组织能力超强，而且宣传工作也厉害，而且有大局观念，以致被视为“马林的人”。
共产党开完“三大”，国民党的“一大”也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4年1月召开。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受孙中山委托，担任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曾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踊跃发言，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这必然给国民党高层带来极深极好的印象，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时候，孙中山亲自起草了一个名单，钦定毛泽东为候补委员。并任命他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后来又兼任文书科主任。由此共产党中央局秘书，也成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同志一人兼任国共两党的核心要职，能力优秀可见一斑。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你能认出里面的几位共产党员吗？
所以当孙中山病逝后，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同时身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对毛泽东青眼有加，从广州国民党“一大”到上海执行部，汪精卫对小自己十岁的这个年轻人的实际能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后以政府事繁，难以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为由，提议由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汪精卫的提案，迅速得到通过，大会对毛泽东的唯一要求，就是请他立即到宣传部主持工作，越快越好。
孙中山手书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名单
为什么偏偏要选共产党员毛泽东来负责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呢？
这其中除了汪精卫对于毛泽东才华和能力的认可之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相比起他负责的国共党务和组织工作之外，宣传工作才是他的老本行。“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湘江评论》，虽然只搞了一个月，出了五期，就被反动军阀张敬尧给查禁了，但其影响力和毛泽东的行动力、执行力，都由此得以极大的展现。
《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几乎都是毛泽东亲自撰稿。五期文章，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一个月能写40篇文章，撰稿是他，审稿、编辑、校对、排版、联系印刷、发行，也都是他，甚至有时候还得上街卖报。
《湘江评论》问世后，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李大钊看到创刊号，评价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连胡适也在《每周评论》上，评价《湘江评论》是“意外的欢喜”，评价毛泽东的文字“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所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请共产党员毛泽东出掌国民党的中宣部，实在是实至名归，眼光相当老辣精准。
1925年10月7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实干精神是共产党人的实践品质和优良传统，也是是检验干部的重要标准。作为共产党内著名的实干家，毛泽东把实干作为新风，带到了国民党的中宣部，一切工作都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要落到实地，首先就要打造一个让实干者有想头、有奔头，有施展抱负、展现才能的平台，把不思进取、推诿扯皮的昏官庸官，统统撵走，换上想做事、做实事，敢担当的干部。
茅盾（沈雁冰）
比如陈春圃这个秘书职务，就换上了沈雁冰。此外毛泽东还请来了萧楚女。因此，毛泽东同志执掌的国民党中宣部，当时被叫做“人才内阁”。
有了人才，事情就好办了，毛部长遂大刀阔斧，开始了一场“宣传革命”。
国民党原来没有任何宣传工作体制可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搞宣传基本属于“一时兴起”，为此毛泽东重点抓了宣传工作体制建设，为国民党铺设了最初的宣传工作体制架构。
一个全国性政党，没有党报党刊作为喉舌，怎么能行？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创办了《政治周报》，作为党内最高政治刊物，由中央宣传部负责编辑、发行，毛泽东任总编辑。很快这份报纸就打开了局面，每期发行达四万份，读者众多。一篇篇好文章，导致广州街头的报摊一报难求，大有洛阳纸贵之意。即便是我们的死敌，国民党右翼的“西山会议派”也不得不慨叹，共产派有人才，有办法！
中央有了党刊，地方党部怎么办？
毛泽东指导核心城市的党部，相继创办了汉口《楚光日报》、长沙《湖南民报》、北京《国民新报》和上海《民国日报》。又针对国民党日益成为全国性党派，但经费、人员不足，没有成为多数地区执政党的现实，提出以补贴办报的形式，选取重点地区的重点报纸进行合作。合作条件相当宽松，只要不攻击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适当拥护，给我们正常的发声渠道就好了。
毛泽东创办的国民党第一份党刊《政治周报》
毛泽东提议国民党应该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将其视为实施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提到各级党部日常工作和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设立“宣传委员会”，讨论全国宣传事项，定期不定期地颁布宣传大纲，及时适应最新的革命形势；同时加强宣传部与各部门的横向联系，中宣部与地方宣传部之间的纵向联系；上海作为广东根据地之外的最重要的桥头堡，还要单独设立一个“上海交通局”，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关系，以便把重要最新的宣传材料，第一时间传递到位。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要成立一个“检阅会议”，统一审核国民党所有的对外宣传材料，以一个宣传口径对外发声，确保不跑偏、不走样，要通俗易懂，要说人话，要干人事，扎人堆儿，要赢得青年，要与人民群众达成一致，取得真正的宣传实效，而非流于形式。同时紧盯党外媒体，及时批判与革命思想相对立的错误言论，对军阀和帝国主义豢养的作者和平台，进行毫不留情地战斗。
目前可以看到的，国民党中宣部最早的宣传工作大纲，就是1925年11月27日，周恩来领导总政治部为第二次东征，由时任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设计制定的。
1927年3月，汉口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不但是一个宣传大纲，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有了起色，制度建设迅速走向正轨。
汪精卫对于毛泽东代理中宣部长的工作成绩也是非常满意，国民党“二大”，汪精卫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随后就推荐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继续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大”上，强调了工农特别是农民对国民革命的重要性，还从宣传工作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角度。
但是，国民党“二大”上，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妥协退让，改变了国民党高层的政治版图，右派占尽优势，左派陷入孤立，原本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不仅当上了中央常务委员，而且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这就为蒋介石全面篡夺革命领导权，最终叛变革命，把屠刀挥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大开方便之门。由此，反共势力在国民党内日益占据上风，并开始了对共产党员的大清洗。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要彻底撵走共产党，压制国民党左派，全面夺取党权，逐步实现党政军权的一把抓。
随后《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使共产党失去了在国民党内的所有重要职务，毛泽东也就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而蒋介石，则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全面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权和军权，为一年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所长，全身心投入农民运动，他给所有学员都发了枪，全面加强军事训练，还告诉大家：
“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
